那时，我还是一个只有一岁多的、肉嘟嘟的小家伙。
母亲说：那时候家里穷苦，没有什么可以让孩子玩的玩具。于是，不知由于怎样的机缘巧合，或许只是我在哭闹的时候，奶奶随手把它当玩具塞给了我，然后，我疯狂地迷恋上了它：家里的胡椒碾子（在老家，它叫做“胡椒牙子”）、一个用木头制作的、看上去很精巧很神奇的东西，在一个不懂事的孩子的理解范畴里，它该蕴含了世界全部的奥秘和所有的乐趣吧。我每天搂着这个“宝贝”，尽管在我小小的心里，压根儿就不知道这个玩意儿是干啥子用的——是啊，这就是孩子和成年人最大的区别，成年人面对周遭的事物，第一反应基本上是“有什么用”，而孩子的第一反应往往是“好不好玩”—— 最有意思的是，正在呀呀学语的我，还给它取了一个很个性化的名字：“啵叽”！白天，搂着“啵叽”玩，晚上，搂着“啵叽”睡觉，不管谁把胡椒碾子拿开，都会引发我的哭闹。哪怕是晚上，梦中醒来，只要发现它不在身边，我就会裂开嘴巴大哭着“我要我的啵叽呀”、“我要我的啵叽呀”，直到把胡椒碾子塞到我的怀里，才会停止哭闹，继续呼噜呼噜……
后来，我差不多四岁了，不再对“啵叽”感兴趣，扑克牌成了我的又一个爱物。
家里有两副扑克牌，是在城里工作的舅舅带回乡下，送给爷爷奶奶的。在那个物质稀缺、娱乐生活极度匮乏的年代，那可是难得的“娱乐设施”啊。很快，原本挺括干净的扑克牌在反复使用和摩挲中变得油腻、陈旧，软不拉达的。我还是把它们当成宝贝，只要大人不用，我一定揣在衣兜里进进出出，根本舍不得放手。一天，在野外打猪草，中间休息的时候，几个同村（那时候叫生产队）的大小孩知道我口袋里总是带着扑克，于是，非要我拿出来给他们玩。我很不情愿，因为他们平时总是欺负个子瘦小的我，但是，在他们的胁迫下，我还是不得不把扑克拿出来给他们玩。时间慢慢过去，快到黄昏的时候，我急着回家，但是，那几个大小孩根本没有停下来把牌还给我的意思。他们一边大声地吆喝，一边嬉皮笑脸地说“再玩一下吗”，“急什么呀”，我没办法，只能扑上去抢，但是，哪里是他们的对手，几个人把我推倒在地踢了几脚，然后把扑克牌朝空中一扔，在漫天乱飞的纸牌中，他们哄笑着跑掉了，我只能把四面飞散的纸牌一张一张捡回来，有几张已经飞进了水沟里，我舍不得放弃，跳下水沟去捡，把自己的衣服裤子弄得全是泥水。天已经快黑了，我拖着猪草篮子，拿着捡回来的扑克牌，在村口奶奶焦急的呼唤声中，一边哭一边慢慢走回家……
尽管我已经很尽力地把牌全部找回来，但发现还是少了几张。
爷爷说：过段时间，去买副新的扑克牌吧。我很高兴，整天盼望爷爷快点去买。但等了很久，还是没有动静。渴望慢慢在心里积累成了怨气，直到一段时间后爆发。哭闹变成了武器，爷爷没办法，只好答应，吃完饭和我一起上街买。家里很穷苦，说是吃饭，当时基本上都是蒸红薯、咸菜汤。匆匆吃完，我和爷爷上路了。走到了河堤，坐渡船过河，再走上五六公里，才能到达县城的街道。当爷孙两个走上河堤时，正值寒风呼啸的隆冬。爷爷叫住我，帮我把围巾掖好，帽子戴正，还抹了抹我流出来的鼻涕。我抬头看着爷爷，忽然发现，爷爷的皱纹是那么深，爷爷的脸色是那么苍老，爷爷的围巾那么旧，爷爷的棉袄上补丁压着补丁，小小的心里，忽然有种被重重撞击的酸楚感，眼泪不由自主地流了出来，我抱着爷爷说：“爷爷，我不要扑克牌了，我们不去街上了，我要回家。”爷爷叹了一口气，轻轻地说：“我乖孙懂事了” ……
乡村的冬夜啊，万籁俱寂。
没有电灯，为了省油，晚饭后做完家务，家里连煤油灯都熄了。全家人围坐在火塘边，烤着火，有一句没一句地聊着家常，暗红色的炉火，沉静而温暖。故乡的火塘，是在地上直接挖个深坑，作为炉膛，中间支上几根铁条，燃烧的煤块在铁条上，烧过后的煤渣便直接掉在坑底，坑边是泥巴、石头或砖块围成炉边，做饭的锅熬煮猪食的锅都可以架在上面，当然，晚上不放锅了，烧热的炉边就成了烤火踏脚的地方，全家人围着火塘安坐，一边唠叨家常，一边把脚和身体烤得热热的，好去睡觉。我最爱依偎在奶奶温暖的怀里打瞌睡，或者趴在爷爷的膝盖上，看着炉火渐明渐暗，恍恍惚惚朦朦胧胧中，有时还会被大人唤醒，吃上一个在炉灰里烤得喷香的红薯……
多年以后，我已经由胖嘟嘟的小家伙，变成了健硕敦厚的中年男，而一直疼爱我的爷爷奶奶，也已经离开了这个世界。我再也不会贪恋胡椒碾子，再也不会把扑克当宝贝，也永远远离了炉火边的温暖和烤红薯的香味，连山一样强壮的父亲，利落能干的母亲，也是鬓染白霜、弯腰驼背；
多年以后，才明白，除了回忆，除了逝去的时光，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地久天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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