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苦难辉煌》书摘

中国人应该读一读金一南的苦难辉煌，在记得大唐荣耀的同时，至少，不能忘记100多年前历史的苦难与辉煌。

不但要记得那个悲怆的轮廓，还有无数个细腻动容的感情。

短短的两三行字，已是一个人的一生。这是历史的理智与残酷。

特将书摘录入，以飨读者。

以下内容均出自金一南著苦难辉煌，非原创。

物质不灭。宇宙不灭。唯一能与苍穹比阔的是精神。

真正的英雄具有那种深刻的悲剧意味：播种，劳作，但不参加收获。

他们历尽苦难，我们获得辉煌。

所以中国革命有了这一独特现象：红色首脑最先在先进发达的上海租界建立，红色政权却最终在贫困落后的山区边区扎根。

毛泽东见斯大林的第一句话：“我是长期受到打击排挤的人，有话无处说。”

斯大林的回答是：“胜利者是不受指责的，这是一般公理。”

蒋之大不幸，在于他与中国共产党人的杰出代表同时代。

蒋之大不解，在于中国共产党为何具有如此巨大之号召力，如此坚韧之战斗力，如此顽强之生命力。

风风雨雨过去，提出碉堡政策22年后，金汉鼎与从碉堡中冲杀出来的朱德，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首都北京相会。

1949年全国解放前夕，听到金汉鼎参加云南卢汉起义，朱德立即指派入滇部队第四兵团司令员陈赓、政委宋任穷前去看望。1951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两周年之际，金汉鼎赴京参加观礼，与朱德相会于北京。

当年滇军的两位“金刚”，一个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一个是起义将领。两双大手握在一起的时候，不知是否还能唱出那段悠远的川滇民谣：黄柜盖，叶毛瑟，朱金支队惹不得？

不知是否还能记得赣粤闽湘那些漫山遍野的碉堡？

还有毛泽东那发问久远的问题：真正的铜墙铁壁是什么？

前共产党人李默庵率领国民党队伍占领了瑞金，前国民党人吴化文也率共产党队伍解放了南京。

安排这一切的，是一只看不见的手。

要说报复，这是历史的报复。

当年威名赫赫的黄埔一期“山东三李”之一的李延年，释放后闲居台北郊区新店，一无职业，二无专长，生活艰难。

他1974年在极度贫穷中病故，台湾无一张报纸发表只言片语的报道。

一个口号内三个“光荣”，胸中燃烧着怎样的激情。

一师一团出了“安顺场十七勇士”。

二师四团出了“泸定桥二十二勇士”。

历史在这里浓缩了，凝结了，令他们成为中国革命史中一尊尊永恒的青铜雕像。

他们之中绝大多数人没有活到胜利，更无一人成为党、国家和军队的领导人。

我们更应该世世代代记住他们，这些有名和无名的中国革命的开路先锋和沙场英雄。

在瓦窑堡见到张闻天、邓发、李维汉，张浩才知道出了两个党中央：

一个是瓦窑堡的中共中央。

一个是张国焘在卓木碉成立的伪中央。

工农红军分裂了。

1970年3月，徐海东病逝于郑州。

临终前的昏迷中，医生讲他反复说一句话：“我想见毛主席。”

他再也见不上毛主席了。九大主席台上，毛主席在东方红的乐曲声中出现时，曾转过身来，朝后招了一下手，是向从轮椅上颤巍巍站起来的徐海东打招呼么？

主席团名单上的名字一个一个从毛泽东眼前飘过的时候，他是否突然想起了天高云淡的陕北高原那片红艳艳开不败的山丹丹花？

当初就是寄希望于李德，希望他带来先进的战略战术粉碎蒋介石的“围剿”。

虽然不过是足球，20世纪90年代的施拉普纳，也颇像20世纪30年代的老乡李德。

先把外国人捧足、后把外国人骂足的我们，真正的教训是什么？又在哪里？

李德尴尬的夹在北洋水师的汉纳根和国家奥林匹克队的施拉普纳之间。

毛泽东1949年写了一篇，别了，司徒雷登。

1939年，他却没有写一篇，别了，李德。

20世纪90年代，更无人去写，别了，施拉普纳。

无人写，也没有关系。

1888年诞生的国际歌就唱道：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

人类的历史何其漫长。个人的生命又何其短暂。

常说殊途同归。说说而已。殊途永远无法同归。

我们也办了蠢事。一遍一遍把历史朝这面颠倒过来，又一遍一遍把历史朝那面颠倒过去。颠倒的次数多了，连自已也分不清正反。

于是，一个民族，就这样开始了伟大的复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