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先生有个重要观点：我们这华夏民族，每经一次同化作用之后，文学界必放异彩。
这个观点让我耳目一新。原来唐诗并非偶然，唐诗也并非一夜而成，是南北朝几百年民族的化合作用的产物。
第一次是楚辞。
楚国当春秋初年，纯是一种蛮夷，春秋中叶以后，才渐渐的同化为“诸夏”。屈原生在同化完成后约二百五十年。那时候的楚国人，可以说是中华民族里头刚刚长成的新分子，好像社会中才成年的新青年。从前楚国人，本来是最信巫鬼的民族，很含些神秘意识和虚无理想，像小孩子喜欢幻构的童话。到了与中原旧民族之现实的伦理的文化相接触，自然会发生出新东西来。这种新东西之体现者，便是文学。
第二次应该是唐诗。
尽管有《诗经》和《楚辞》，但是在很长时间文学上没有突破。魏晋汉隋尽管也有好的文学作品，但总体来说平淡无奇，直到唐朝才开出奇异的花朵，原因是民族大融合。到了“五胡乱华”时候，西北方有好几个民族加进来，渐渐成了中华民族的新分子；他们民族的特性，自然也有一部分溶化在诸夏民族性的里头，不知不觉间，便令我们的文学顿增活气。
唐代流传的“马上乐”，什有九都出鲜卑。他们初初学会中国话，用中国文字表他情感，完全现出异样的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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