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的死亡是个悲剧，但是100万人的死亡不过是个统计数字 |

​随着近期《变形计》的播出，一个名叫“丽姐”的神奇萝莉迅速蹿红，登上热搜榜，刷爆朋友圈。当“社会我丽姐”召唤暴走的洪荒之力时，我以为自己看到了假的变形计。丽姐在节目中不仅对来自城市的哥哥爱答不理，还动不动就是“王之蔑视”、“丽式嫌弃”，三番五次扬言要动手打哥哥，搞得城市少年很是崩溃，只敢在镜头前碎碎念偷偷抹泪：「你（这）不叫变形计，叫折磨计，折磨我。人变好了，但是却疯了。」

「社会我丽姐，人冷路子野」虽然只是一个梗，但也让我们再一次开始关注 “留守儿童大军”问题。

在很多方面，要想人们对苦难做出反应，最有效的方式是通过感情的吸引力，而不是对大众需求的客观解读。这或许就是我们感情的偏好：为什么我们选择帮助某个人，却漠视许多人的痛苦？

来源 /《怪诞行为学2》 中信出版社       作者 / 【美】丹•艾瑞里 著  赵德亮 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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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人的死亡是个悲剧，但是100万人的死亡不过是个统计数字。」

「如果看到的是一大群人，我不会采取行动。如果看到的是一个人，我一定会采取行动。」

这是斯大林和一贯与他持相反观点的特里莎修女所表达的同样的情感。

现实生活中，我们一旦看到一张面孔、一幅照片、一个人的具体情况，我们感同身受，随之而来的就是行动（希望工程那张两只直视前方对求知充满渴望的大眼睛女孩的照片想必到今天我们都还影响深刻） 。但是，如果信息没有具体到个人细节，我们就不会有很强烈的同情心，结果就很难采取行动。这是“可识别受害者效应”的本质，说明我们对某一个不幸的人会怀有无穷的怜悯之心，却普遍地对许多人的痛苦漠不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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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更好地理解人们为什么对个人苦难的反应比对许多人的苦难强烈，心理学家们曾做过一个实验。他们付给每个参与者5美元让他们填写—些问卷。参与者拿到这5美元以后，再向他们介绍某个食品短缺引发问题的有关信息，然后问他们愿意从这5美元里捐献出多少钱来帮助解决这一问题。其中一组看到的是“统计数字条件”，类似某地区的食品短缺已经影响到了几百万儿童；而另一组看到的是“可识别条件”，给他们的信息是有关一个面临饥饿的7岁的小女孩，参与者会看到她的照片和一封求助的邮件。实验结果显示，在可识别条件一组，平均捐款为统计数字条件组的两倍。这个实验再次证明了“可识别受害者效应”。

难道真的是悲惨事件涉及的人越多，我们的关心程度就越小吗？这种想法令人沮丧，但是，这一现象与人类的很多其他问题一样，重要的是要了解我们的行为到底是由什么驱动的。

变形计热播我们对留守儿童的再度关注和上述的实验显示，我们愿意付出金钱、时间和努力帮助可识别的受害者，但面对“统计数字”的受害者却不采取行动。不过，这种行为方式的原因是什么？如同很多复杂的社会问题一样，这一现象中同样有多种心理因素起作用。试想一下：假想你正在准备参加面试，应聘梦寐以求的工作。你正在一座桥上经过时，听到有人呼救。你看到河里有个小女孩在水中挣扎——她一边呼救，一边大口喘着气。你身穿一套崭新的西装和为面试专门准备的其他饰品，价值不菲，你的游泳技术不错，但是现在要立即跳下去救人，已经来不及脱衣服了。怎么办？十有八九你不会犹豫，奋身跳入河中把她救上来，自己浑身湿透，新衣服在救人的过程中被扯坏，面试也耽误了。当然，你决定跳水救人说明你是位了不起的、有爱心的好人，但同时也可能部分取决于3种心理因素。”

你需要与受害者接近——心理学家把这种因素称做“密切度”。

但是，密切不仅指空间距离的接近，还指一种亲近的感觉——你和亲戚、社交圈成员、你认为有共同点的人都有密切度。自然(也幸亏是)，世界上多数悲惨事件无论从空间上，还是心理上都相距遥远。处于水深火热中的绝大多数人我们都不认识，因此我们对他们的同情感远不如对困境中的亲戚，朋友或者邻居的关切程度。密切度的效应非常强大，我们常常出钱帮助一个失业的邻居，而不去帮助另一个城镇中更需要帮助的、无家可归的人，更不大可能出钱帮助8000公里外因地震而失去家园的人。

第二种因素我们叫做“生动感”。如果我对你说我不小心把刀割到自己身上，你没有亲眼看到，所以不会感受到像我一样的疼痛。如果我声泪俱下地向你作了详细描述——伤口有多深，皮肉开裂有多疼，流了多少血——你的头脑中就会浮现出一幅生动的图景，因而对我产生了更深的同情。同样的，你亲眼看到小女孩在冰冷的水中挣扎，听到她绝望地呼喊救命，自然会感到必须立即采取行动。

与生动相反的是模糊。如果你听说有人落水，但是并没有亲眼看到，没听到呼救，你的“感情机器”就没有啮合。就好像从太空中拍摄到的地球照片；你能看到各个大陆的形状、蔚蓝的海洋、绵延的山脉，但你看不到交通拥堵的细节、空气污染、犯罪和战争。从远处望去，一切都是那么平静、可爱，我们不觉得有必要改变任何事情。

第三种因素心理学家称做“杯水车薪效应”，它与你是否有信心单枪匹马完全拯救受害者于水火有关。想一想某个发展中国家，许多人死于严重的水污染。我们个人所能做的也许只是到那里帮忙建立一套污水处理系统。但是。即使是这样的亲身参与，也只能解救少数人，另外还有数以百万计的人们亟需救助。面对如此巨大的需求，我们个人的力量又如此微小。有人就可能实行感情上的自我封闭：“这有什么意义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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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很多方面，要想人们对苦难作出反应，最有效的方式是通过感情的吸引力，而不是对大众需求的客观解读，这个现象令人遗憾。好的一面是，如果人们的同情心一旦被唤起，他们就会有非凡的爱心。一旦我们对某一个面临苦难的人产生同情，就会心甘情愿地伸出援手，绝不像经济学家预料的那样理性、自私、追求最大限度的回报。鉴于这样复杂的天赋品质，我们应该认识到人们受到天生条件的限制，对于那些重大深远、发生在遥远地方、牵涉到很多我们不认识的人的事件，人们缺乏关心和处理问题的能力。认识到自己的感情有瑕疵，自己的同情心容易发生偏差，我们可能就会作出更合理的决策，而不仅仅是帮助落到井里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