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梁文道
有时候在街上和读者聊天，或者看他们寄来的电邮，发现他们很关心书要怎么读才可以读得更快更多。可是叫他们失望了，我并没有秘诀，如果真有这种秘诀的话，我也想知道。
其实何必快，又何必求多呢？在我看来，读书最重要的是读得好。所谓“读得好”，我指的是起码要读通一本书，没把里头的基本事实搞错。目标看来定得极低，但是在这个时代，我发现这已是很难达到的成就了。
且先别说读书，光是看报，原来也能产生很大的阅读障碍。举个切身经验为例，话说近日我写了一篇文章，借着梁家杰参选香港特首的政纲受到传媒漠视，批评香港人不言理想光求务实的平庸心态，矛头指向的当然是自诩务实的曾特首。为了说明大家厌谈理想的心态是怎么一回事，拙作特别引介了现代大哲学家以赛亚·伯林和卡尔·波普尔的相关说法。后来身为波普尔徒孙的香港议员吴霭仪大姐为文响应，申明再务实也不能不顾理想的指引作用。这一来回实在是友好的观点交流，我以为颇有互相发明之妙。
可是后来我看到一些评论，居然以为这是场“笔战”，而且还误读拙作，觉得我是在帮曾荫权教训梁候选人不要好高骛远！同一篇文字，果然是不同的人能看出截然不同的意思。如果说是我自己的文字不利落，有表意官能的缺陷，我也认了。但另一封读者来信，就真叫我摸不着头脑了。这位读者劝告我身为文化人，怎能在某大报公然撰文批评司法独立的原则，说“法官失控”会为害社会，这岂不是教坏下一代云云。老实讲，这种论调出现在该报专栏绝不叫人奇怪，只是老天在上呀，我不只根本没写过这等伟论，更从来没有福分得享在该报发表文章的荣光！莫非世上真有“两生花”，还有另一个梁文道也在香港报刊上贩文为生？
不过我明白，这都怨不得人，这又是社会的错，时代的不对。21世纪的阅读合该如此。
研究印刷史和书籍史的学者们有个共识，认为古登堡印刷术的发明，是人类两种阅读取向的分水岭。在印刷术普及之前，读者追求的是“精读”（intensive reading），犹如古人注经，务求一字一句都要看出个道理，往往一本书能耗上一辈子的生命。原因简单，那时流通的书数量极少，一个罗马时代的学者要是能在一生之中读过三百本书，就是惊人的硕学鸿儒了。等到印刷术出现，书籍的复制方便了，短短百年之间，无论种类还是数量都有几何级数的增长。这时的学者如果只看过三百本书还敢对人夸称自己博学，肯定遭人耻笑。所以印刷术的年代是个“泛读”（extensive reading）为王的时代，读书首要是求多求广，速度自然也得跟得上。
终于到了我们这个“后古登堡”的年头，媒体多样，资讯爆炸。大家连在一个网页停留一分钟的耐性都没有，错把另一个人当成你小子，又有什么可怪？问题在我，老是怀旧，总觉得最愉快的读书时光还是上大学的时候，跟着老师读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一学期结束了竟然还没翻到第八十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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