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芳华》是严歌苓的作品，有一定的自传性质，描写的是七十年代初期一群文工团的年轻人的故事。故事分两过去和现在交叉叙述，拉开小说的视觉深度，引起读者的兴趣和深思。
主人公刘峰，文工团里一个不出众的人，来自农村，除了翻跟头，业务水平一般，个头不高，只有一米六九。他的特点是热心、能干，谁的忙都帮，是组织上树立的正面典型，全军学雷锋标本，在战友中有“雷又峰”的外号——把Liu的音拆开了往垮了念。
刘峰暗恋林丁丁，一个萌萌哒的上海妹子，但林丁丁在做着当首长儿媳妇的美梦，还跟一个离异医生和一个通讯员保持暧昧联系，享受被追求的感觉。刘峰怕耽误林丁丁进步，一直没表白，等到她的入党申请被批准后才开口。一开口，把林丁丁吓了一跳，她没想到老好人还有这个想法，而刘峰一激动，过去要抱林丁丁，手摸到了林的后背。
林丁丁紧张之余喊了一嗓子“救命”，就跑掉了。这声呼救被一个小孩子听到了，告诉了大人，然后事情就捂不住了。刘峰被当成了生活作风有问题的人，从正面典型变成了人人批斗的反面典型，然后被下放连队。
在连队期间，刘峰参加了对越自卫反击战，在战场上失去了右臂。
另一个主要人物何小曼，自幼家庭不幸，生父自杀，生母带着她改嫁，在新家她是人人嫌弃的角色。何小曼长大后逃离了家庭，到了文工团，但她还是个被排斥的对象。在排练舞蹈时，其他男兵不愿意托举她，说她身上有异味。
又是刘峰站出来，主动跟她搭配，就像他在任何时候都抢着脏活累活干一样。在那一刻，何小曼在心里把刘峰当成了依靠，萌生了情愫。在刘峰被揭发、批斗并被下放连队前，只有何小曼去送了他。
后来何小曼也上了战场，是以护士的身份上去的，并且救了一个负伤的战士。何小曼的事迹被报道后，她也成了英雄人物，被安排四处做报告。人生大起大落实在是太刺激了，何小曼受不了，精神出了问题，俗称疯了。
《芳华》中还要两个比较重要的人物，一个是叙述者“我”，萧穗子，一个年纪较小的文艺女兵，因为谈纸面恋爱被揭发、被批判，所以游离在争取进步的人群之外；另一个是郝淑雯，高干家庭出身，长得性感、漂亮，觉得谁对她好都是理所应当的，喜欢跟社会上的不那么正经又能混的男人来往。
在故事的时间线上，以上是前一个阶段。在人物们都离开部队后的下一个阶段，故事是以下这样的。
刘峰回了老家，结了婚，后来老婆跟人跑了。然后到海南闯荡，干经销书报的生意，在这期间，刘峰认识了个站街女，企图带她从良，但失败了。再后来，刘峰成了北漂，到北京给侄子打工，看看大门什么。再后来，得了癌症，早早死了。总之，刘峰的人生下半场过得比较惨。
作者把何小曼安排给了刘峰，当了他的红颜知己，在他病重期间照顾他。何小曼在刘峰把她托举起来的那一刻爱上了刘峰，而那个会爱的刘峰在被林丁丁粗暴拒绝的时候就死了，所以俩人最后聚首，但没有真正在一起。
林丁丁呢，离开部队后圆了当首长儿媳的梦，但梦很快就碎了，以离婚告终。之后，林丁丁嫁到国外，当了餐馆老板娘，过了些年，又离婚了，回到国内。
郝淑雯，嫁给了当年认识的军二流子，老公在改革开放期间发达了，她也当上了阔太太，但老公在外面鬼混，她的生活并不幸福。
“我”，萧穗子，先是当记者，后来当作家，过得还行。
几个主要人物后来有交集，三个女人曾经相约一起看望生活窘迫的刘峰。时间过去很久了，当年的事情也不再挂怀，把刘峰害得很惨的林丁丁也不怕再见到他。在一起喝多了，郝淑雯还向“我”坦白，当年她主动勾搭跟“我”谈恋爱的那个男的，让他揭发了“我”，然后又把他甩了。
这些描写，颇有点儿相逢一笑泯恩仇的味道。
表面上看，这部小说写的就是几个人的青春故事，以及友谊在不再年轻后的延续。在前半部分的描写中，小说多多少少触及了那个时代的缺点，比如在集体主义、利他主义价值观盛行的时候，做好份内的事没什么人在意，只有去干份外的事，才被认为是功劳，于是大家伙都比着去干自己本来没必要干的活，以此博得组织的重视；再比如，家庭背景在当年的氛围下也是很重要的，对个人前途的影响甚至比努力更重要。这些内容看起来是有一点批判现实主义的味道的。
小说《芳华》的问题出在哪呢？出在作者的三观上，而作者的三观具体体现在对人物命运的态度和对人性的理解上。小说使用了第一人称叙述，“我”的叙述不仅带动着故事情节，也在对事物进行着价值判断。小说中的“我”的三观，就是作者严歌苓的三观。
主人公刘峰是一个好人的形象。作者对1970年代大家不惜弄虚作假当好人的现象有正确的批判，但刘峰做好事不是出于投机，他就是个好人；刘峰的“人设”在离开部队后的并没有崩溃，在海南企图感化站街女从良可以作为例证。
如何看待好人的命运起伏，就能体现出作者的三观了。作者通过作品中的“我”表达了根本就不相信好人存在，或者说不认为好人应该存在的态度。关于文工团期间的刘峰，作者这样写道：
反正，哪儿有东西需要敲敲打打，修理改善，哪里就有刘峰。连女兵澡堂里的挂衣架歪了，刘峰都会被请进去敲打。他心灵手巧，做木匠是木匠，做铁匠是铁匠，电工也会两手。这是个自知不重要的，要用无数不重要的事凑成重要。他很在我们当中重要起来。
但作者对这样的人是看不下去的，“我”的心理活动是这样的：
我对刘峰这个严重缺乏弱点的人有点焦虑。我好像在焦虑地等待一个证明：刘峰是真人的证明。太好的人，我产生不了当下所说的认同感。人得有点儿人性；之所以为人，总得有点儿人的臭德性，比如找个像何小曼这样的弱者捉弄捉弄，在背后说说郝淑雯这种强者的坏话，甚至趁人不备，悄悄地飞快地倒点儿炊事班的香油，更甚者，坚决不买牙膏，轮流偷挤别人的牙膏。刘峰就是好得缺乏人性。他的好让我变得心理阴暗，想看他犯点儿错，露点儿马脚什么的。虽然我当时只有十六岁，偶尔也会有心理不光明的时候。后来果真出了“触摸事件”，我的焦虑才释然。
也就是说，在严歌苓看来，太好的人是没人性的，只有坏毛病才能叫人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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