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一提到知识分子，似乎总是要用“清贫而文弱”来形容，尤其是传统知识分子，多有“尚知不尚行”的弊病，清高的结果往往是在严酷的生存现实和他们竭力固守的精神自由之间产生一种巨大的落差。一方面生活在精神和理想的云端里，强化着自己无以复加的神圣，另一方面却在现实的生存面前承受着内心难以名状的失落、惶恐、无奈甚至悲哀。然而对王强来说，在美国时能够“极其理性地把生存手段与理想分开”，为了生活转学计算机，进而进入世界一流的贝尔传讯研究所做软件工程师，然后在工作之余读书和写作，以此来实现自己作为人文知识分子的精神追求，不能不说是一个特殊的例子。
王强认为，在现实面前首先要做的是一个人，做一个顶天立地、堂堂正正大写的人是最重要的。但是只有先吃饱肚子，才是可能进行精神的追求。这其实也是马克思主义物质决定意识的规律，是马斯洛关于人的需求理论的一部分。一个知识分子在社会里当然可以自命清高，但是会付出很大的代价。一个再神圣的人离开物质基础，其精神追求也是软弱无力的，因为一个健康的脾胃对你肉体提出的抗议，比任何示威都厉害得多。所以，在王强的字典里，追求生存和追求理想从来就不曾矛盾过。
王强最初的梦想是成为北大教授，做一个书斋学者。事实上后来辗转到了美国，从刷盘子、洗碗干起，然后读了计算机专业的硕士，到了贝尔传讯，又从美国回来，从事新东方的教育。表面上看，王强似乎没有实现自己最初的书斋学者的理想，但其实丢失的只是一个24小时坐在书斋里的姿态。到现在为止，尽管每天有诸多事务缠身，王强依然没有丢掉睡前半个小时的阅读习惯。因为他所追求的不是姿态，而是心态。
王强对自己的理解是，在他的骨子里流着两种血液：一种是赌徒的血液，另一种则是流浪汉的血液，但他可以平衡这两个极端。他常说，我们是社会的人，不仅要符合法律和道德的要求，还要遵从社会现实的需要。比如找工作，很多时候工作并不理想，但为了生存我们就必须接受雇佣。在这种情况下，生存手段和理想就是分开的，只有极其幸运的人才能够将二者合而为一。但是，如果一个人在生存手段和理想分开的情况下，还能够坚持理想，那这个人就真正是个可敬、可畏的人。而王强正是在美国的时候想通了这些，才能够很平和地把生存手段和理想理性地转换和区分。
这样区分的好处是可以随遇而安并且心境平和。单纯等待的风险终归是太大，所以王强认为正确的态度是先把自己的工作做好，即使那不是最理想的工作。在八小时之内要发挥自己最大的能力，这样才能对得起职业和良知，也对得起作为社会人的基本要求。然后再按照自己的意愿，努力寻求自己理想的生活状态。
这是王强在美国得到的“最具肯定意义的”价值观。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一个人不要在乎别人看你是什么样的，更不要在乎按照你的职业标准来说这个东西是低了还是高了，只看事情本身是不是能够做好，在你做好之后是不是能够获得你所期待的回报，你是不是可以用这些回报来实现你的梦想。”这样想，心态自然会平和踏实得多。如果过多地抱怨社会和他人，那再好的平台也没有用。这正应了那句“智者随遇而安，不徐不疾，不烦不躁。得不足喜，失不足忧”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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