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年8月，刚刚师范学校毕业的杨克顺被分配到偏远的农村小学教书。学校没水，没电，教室全是土坯房。吃水、洗衣都要到附近村子的水井里去取。一起分派过来的其他青年教师在满腹抱怨中，托关系、找门路，一个个先后调离。杨克顺说：“他也曾有过调出和转行的机会。但心头上怎么也涂抹不去第一次作文课上亲眼目睹的情景：‘听说作文直摇头，摊开稿纸啃笔头，苦思冥想皱眉头，下课铃响没开头。’学生在怕写、不会写、不知道怎样写的迷茫中倍感痛苦和煎熬。此景此情，他发誓做一名‘专家型’教师，治愈学生作文难的顽疾。”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杨克顺做起了让每一位学生都能快乐作文的教育梦。
作文是语文教学难以言说的痛。杨克顺誓言要为语文教学“治痛”“止痛”。杨克顺说：“没有名师指导，又缺乏可供学习的专业用书，只能向老教师取经。课余时间，他几乎跑遍当时所任教乡镇的所有学校，向老教师学经验，并在课堂上反复实践、反思、再实践、再反思。对此，不少人对他的行为指指点点，冷嘲热讽。有人说他不知天高地厚、自不量力；也有人说他是瞎逞能……他却自信满满地说：“行走在作文教学改革的路上就好比是沙漠中跋涉，只要有坚定地信念和毅力，一定能走出沙漠，找到绿洲。”
作文难，难作文，这是我国自白话文运动以来中小学语文教学界多年一直未解的方程。要从根本上彻底治愈学生作文难的“顽疾”，这对于当时工作在物质匮乏、信息闭塞、经济落后的偏远农村学校的一个刚刚毕业的小师范生来说意味着什么？大凡普通人都可想而知。
近三十年来，他教过小学、初中、职业中学、广播电视大学，再到市教师进修学校、大学特聘教授、兼职硕士生导师，一路走来，始终不改初心。为了开出一剂医治学生作文难的“良方”，他多次自费远赴哈尔滨、南京、北京等地与名师交流，向专家求教。1997年暑假，他自费去哈尔滨参加全国第三届青年语文教师多种教学风格展示会，一次就花掉了四个多月的工资，饿了啃过干馍，渴了喝过溪水，困了露宿过城市街头，心中从没有苦滋味，反而陶醉于从名师哪儿“收获”的喜悦。2002年暑假，他去郑州书市购买教科研用书，错过返回的班车，夜间席地露宿郑州火车站广场，被警察疑似为社会不法人员带往二马路派出所做讯问笔录。2005至2007年，为整理自己作文教学方面的科研手稿，他在自家昏暗、潮湿的地下室一住就是三年；近30年来，无论是酷热难耐的暑假，还是滴水成冰的寒假，别人在避暑纳凉或抱炉取暖，他却把自己关在办公室里，沉浸于品读朱永新《最理想的教育》、读苏霍姆林斯基《给教师的一百条建议》、读《陶行知教育文集》、读《叶圣陶教育名篇》……忙于给自己“充电”，为医治学生作文难的“顽疾”寻求理论的“支点”……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他阅读过的有关教育教学书籍累加起来足足超出三层楼那么高，他写过的读书心得及研究手稿也远远超出300万字。
老校长高必星说：“杨克顺老师真快乐作文的‘功夫’是练出来的，冬练三九，夏练三伏，从不间断。有他这样执着的精神，教育教学上没有做不好的事！”
也有人说杨克顺是个不开窍的“傻子”，别人都在市场经济大潮中“淘金”，他却执迷不悟于“无厘头”的作文教学研究。他的确有点“傻气”：初为人师时,他曾把人生中第一份仅有的58元薪资，花去2块7毛钱给母亲买了双布鞋，12块钱给80岁高龄的老奶奶镶了满口牙，其余全部用于购买教育教学用书……据不完全统计，他用于外出自费学习、购买图书资料、教科研花销和对学校、社团作文教育公益的捐赠等累加起来，完全可以在当地县城买上一套100平米的小区房。
身边人说，杨克顺做学问着了魔。见面常问“沉迷于教研之中有啥感受？”杨克顺常微微一笑，说：“有梦的生活是充实的，是幸福的，攻克作文难的梦想让他的教育生活充满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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