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看到方方写在正月十八的日记，有一段文字是她曾经为一个纪录片写的撰稿词，关于武汉，她这样写道：“我有时候也会问自己，跟世界上许多的城市相比，武汉并不是一个宜人之地，尤其气候令人讨厌。那么我到底会喜欢它的什么呢？是它的历史文化？还是它的风土人情？更或是它的湖光山色？其实，这些都不是，我喜欢它的理由只源于我自己的熟悉。因为，把全世界的城市都放到我的面前，我却只熟悉它。就仿佛许多的人向你走来，在无数陌生的面孔中，只有一张脸笑盈盈地对着你，向你露出你熟悉的笑意。这张脸就是武汉。”
我是湖北人，但我不熟悉武汉，直到去年春天，我才算真正到过了武汉，在那里不长不短地待了三个月。那三个月里，我没有心情也没有时间去感受和了解那座城市。而我所待的地方，就是现在的抗疫一线:同济医院。
因为父亲生病，我们前往武汉，住进同济医院，检查、手术、放化疗，从春天到夏天，时间不长也不短，穿梭在医院，却成了我们全部的生活。
父亲的主治医生是一位非常著名的神经外科教授，每次见他都是脚步匆匆，谈话也是言简意赅。父亲第二次手术是突发情况，算是急救，手术从下午5点到半夜1点半，出来后医生告诉我们手术顺利，但当晚是危险期，我们一直守在ICU外。那一晚在ICU外，一直有病人从手术室出来送到ICU，三点多，五点多……八点半照例是医生跟家属面谈，告诉家属病人在ICU内的情况。照例见到教授，简短的谈话，大概这样通宵做手术的情况也是平常，所以见他跟平常并无不同。
父亲在医院的三个月，换过病房，转过科室，还转了院区，遇见过不同的护士。不同的护士对病人态度是同样的好，并且表现得都非常专业。在护理父亲的过程中，他们都给了我们特别大的帮助。
父亲想回家，从他清醒过来就一直想。所以完成最后一次放疗后，我们就带父亲回家了。
我们不熟悉的武汉，是许多人熟悉的地方，是许多人的家，也是许多人想要回去的地方，我深深的理解这种感情。在这个特殊时期，我只能最虔诚地祈祷，武汉好好的，在武汉的人们也都要好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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