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理群先生，研究鲁迅的专家，关心国是的知识分子，他认为，知识分子关心的是应该怎样，用彼岸理想的价值，来对照此岸现实的价值，从而不断发出批判的声音，无须考虑现实政治、经济、文化的实际运作，也不提供设计方案，那是政治家、企业家和他们的智囊团的活动范围。知识分子对国是的批判很独立、无功利、讲学理，别有一番价值。
余英时先生归纳了中国知识分子的三个特征，一是眼光全面，二是富有使命感和正义感，三是超越一己的利害关系（余英时，2004，157页），这三大特征充分体现在钱先生身上。当然，并不是所有人都认为他这样的知识分子代表了社会良心，人和社会太复杂，到底是人代表了社会的心、还是人借着社会的名义代表自己的心，很多时候，说不清楚。反对钱先生积极批判的人，有如下一些理由。
1.理想太抽象
什么是不良的社会现象？当它们违背了平等、公平等等核心价值观的时候。可是，从平等、公平出发，知识分子可以批评任何国家，没有完美的国家。当然，有人会说，某些国家的不平等、不公平的程度要轻一点，值得我们学习。怎么学习？不知道。知识分子只负责批评，怎么学习的问题，由治国专家来回答。
从平等出发批评社会，永远不会错误，可以得到大部分人的拥护。平等的观念，到底是因为受欢迎才正确，还是因为正确才受欢迎？按照哈耶克的看法，平等不是自发形成的、应用于个体间关系的道德信念，而是由知识分子无中生有构想出来的，其含义及其是否能适用于具体案例，实在大可怀疑，尽管如此，在选择社会政策时，它却作为一条选择原则发挥强大的作用，一项措施，如果能带来更大程度的平等，人们就认为它值得试行，根本不再从其他角度予以考虑（哈耶克，2003，12页）。
说平等的观念是知识分子的无中生有，有点过分，平等可以帮助普通老百姓反思自己的处境，有这个民意在，至少不会有太过分的不平等。但知识分子仅仅死守平等观念就空洞乏力了，至少可以像罗尔斯一样认可这样的差别原则，即地位、财富或权力的差别将有利于增进最劣势人群的最大利益（杰弗里·托马斯，2006，163页）。按照罗尔斯的原则来批评社会还是挺难的，因为判断实际存在的各种差别是否有利于弱势群体，需要政治、经济、社会方面的丰富知识，如果不平等大大伤害了弱势群体，能给出的建议，也是在不平等的现状下进行微调，如何微调是实干家的事情，但知识分子至少应该充分认识到不平等的合理之处与不合理之处，这也是对老百姓真正的启蒙，启蒙不是让老百姓只会喊平等、公平的口号，口号越多，牢骚越多，盲动越多。用金耀基先生的话说，知识分子对社会问题提供冷静的分析意见，是其所是，非其所非，可以不苟同，也不能为反对而反对（金耀基，1977，76页）。
2.批评不专业
钱理群先生搞文学研究注重思想性，不重文艺理论，与钱锺书先生不是一个风格。不管他如何注重思想性，毕竟对政治学、经济学等研究社会的科学，涉猎不深，所以也许在政治、经济等方面的学者看来，钱先生对不良社会现象的批评是隔靴搔痒。国家发展需要的是理科与社会科学的技术型专家，这些人是政策决定过程的中枢，人文知识分子无论对社会如何批评，影响力都不能不稀薄化（佐藤慎一，2006，29页）。如今时代的各种社会问题异常复杂，人文的因素与技术的因素掺杂在一起，假如没有一定的专业知识，人文知识分子仅仅凭形而上的普遍知识进行批判，很难与维护现状的技术专家竞争，他们在技术专家面前，往往一无所能，无法让公众相信他们所说的具有足够公信力（许纪霖，2003，56-57页）。
按照许纪霖先生的观点，人文知识分子或者凭常识进行批判，或者凭包含了自由、平等、公平等价值的公共理性进行批判。如今世界变化快，非常识所能解释，常识是靠不住的，而在拥有公共理性方面，没有理由说知识分子比普通老百姓更有优势。（许纪霖，2003，57-58页）现在的知识分子在网上发言是要谨慎的，稍有闪失，就会被业余的网民看出破绽。总之，仅有常识和公共理性的知识分子，应该闭嘴。怎样才能批评社会呢？努力学习专业知识。不过，真成了具有专业知识的技术专家，也不一定成为真正的知识分子。技术专家缺乏超越、批判的眼光，只从纯粹技术的角度评估政策得失，把社会问题都转化成行政、技术问题（许纪霖，2003，72页）。许先生的这个说法，我们都深有感触，专家渐渐成为“砖家”，就是因为他们很少站在老百姓的角度看问题，经常用一些术语来掩盖问题的实质，比如专家会说房价高的原因是土地供应不足、房产税没有征收等等，只要政策调整，房价就可以控制，如果简单的政策调整就可以解决问题，政策制定者何乐而不为呢？
为了不成为砖家，不仅要有专业水准，还要有社会责任感与批判精神。这样可以确保知识分子提供权威的意见，有助于老百姓更深入了解问题的实质从而做出自己的理性选择（许纪霖，2003，73页）。许先生举了美国核物理学家奥本海默的例子，他作为原子弹之父，思考了核技术和核武器将给人类带来的道德灾难，以专业权威批判了人类对核技术的滥用，他发言的影响和分量是无人可替代的（许纪霖，2003，74页）。如果奥氏只谈核武器的物理影响，我们相信他是权威，不过谈到道德影响和核技术的滥用，了解核武器的物理影响的伦理学家与社会学家的观点专业性应该在奥本海默之上。联系到爱因斯坦，他是物理学家，又积极谈论艺术、殖民主义、伦理、法律、哲学、宗教、经济危机等等方面的问题，是个典型的公共知识分子，他在所有这些方面都是专家吗？显然不是。不是专家，难道他的观点没有价值吗？显然又不是。他虽然研究物理学，但又广泛涉猎社会科学、人文学科，知识面很广，他谈论哲学、经济、政治等方面的观点，可能不太深入，但由于其物理学家的独特思维，反而会展现看待问题的新角度。再加上他的巨大名声，其公共知识分子的身份必然推动社会科学、人文学科知识的进一步普及。
并不是所有的知识分子都能利用自己的专业知识帮助老百姓了解社会问题的实质，爱因斯坦的相对论能帮老百姓了解什么社会问题呢？扎实的专业知识更多是确保深度思考的能力和看问题的独特角度，有了这个能力和独特角度，再去多多学习社会科学、人文学科方面的知识，形成自己的知识结构，这时候我们去批判社会，就不会不痛不痒了，许纪霖先生不看好的常识与公共理性，我们也不看好，主要是嫌弃它们的简单化和抽象。郑也夫先生希望通过发展综合性大学和增加科研 、教学之间的沟通确保不同类型知识分子交流的机会（郑也夫，2004，92页），便是为了扩大知识分子知识面的制度安排。
钱锺书先生关于文学的研究成果有目共睹，他不是公共知识分子，只是他的知识面惊人，如果他谈社会问题，不相信他会表现出政治的幼稚。当然，即使读书面广，专业不错，也可能在讨论社会问题时抓不住重点，这就不是勤奋的问题，而是天赋的问题了。
3.实践经验缺失
钱理群先生即使研究政治学、经济学到了相当功底，在某些人看来，依然是纸上谈兵，政策制定者与政治学者、经济学者是两种人，后者的建议，前者可能会嗤之以鼻，因为理论上的难易与实践上的难易，并不是一一对应的。据雷蒙·阿隆讲，法国的企业主对经济学家所知甚少，政府官员对教授们的建议不予理睬，他认为，一个国家要想繁荣昌盛，知识与经验必须在政商与知识分子之间相互流动，政商与知识分子既不能同流合污，也不能老死不相往来，从这一点看，没有哪个统治阶级比法国统治阶级的组织性更差了（雷蒙·阿隆，2005，230页）。组织性差，就是政商与知识分子的相互分裂。
政商很容易了解知识分子的想法，因为后者经常发表文章。那么，知识分子如何了解政商的想法呢？在雷蒙·阿隆看来，可以通过从政来了解，从政肯定有政商界的政治对手，知识分子的长处就是不会有门户之见，具有博爱精神，尽力不忘对手的论证（雷蒙·阿隆，2005，308页）。也就是说，不管对手提出的建议听起来多么荒谬，我们一定要注意他们的论证是不是合理，这就是与政商沟通的一种方式。
当然，并不是所有知识分子都适合从政，这些不从政的知识分子无从详细知晓政商到底在想什么，难道他们注定的命运就是被实干家蔑视吗？比如秀才造反、三年不成的论断，就是一种蔑视。金耀基先生对此有不同看法，他说传统中国的确没有知识分子造反成功，但每次重要的造反几乎都有知识分子参与其中，因为民意就是知识分子的意见，即使在美国也是如此（金耀基，1977，61页）。哈耶克也认为知识分子通过塑造公众舆论发挥自己的影响力（哈耶克，2003，3页）。一切新观念经过他们筛选，才能被公众接触到，这里的公众包括局限于自己专业的专家，这些专家在自己专业领域之外，与普通民众一样是张白纸，等着知识分子在上面写写画画（哈耶克，2003，8-9页）。舆论过分追求平等，就是知识分子塑造出来的。
塑造舆论，并不是知识分子合伙向公众灌输一种思想，知识分子也许属于不同的流派，比如保守主义、自由主义、女性主义等等，他们分别从自己的角度来发表观点，至于民众接受哪种观点，就难说了。如果知识分子在发表观点时重煽情、少说理，民众除了喊喊平等、自由等等的口号，不会有多少进步。就像雷蒙·阿隆眼中的法国人，即使作家在考察自己也承认不了解的事，照样可以在法国民众中间找到广大的读者群，这在美国、德国或英国是难以想象的（雷蒙·阿隆，2005，230页）。如果知识分子谈论问题时抽象少一点、细节多一点、知识面宽一点、思维深一点、历史感多一点、价值观辩证一点，即使不太了解当今实干家的想法，也不会错到哪里去，长此以往，所塑造出的舆论定当理性许多。实干家毕竟忙于事务性工作，知识分子渊博的学识和看待问题的新颖角度是他们所没有的，定会给他们诸多启示。
参考书目：
雷蒙·阿隆：《知识分子的鸦片》，吕一民 等译，译林出版社，2005年07月
杰弗里·托马斯：《政治哲学导论》，顾肃 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01月
金耀基：《中国现代化与知识分子》，言心出版社，1977年04月
郑也夫：《知识分子研究》，中国青年出版社，2004年01月
佐藤慎一：《近代中国的知识分子与文明》，刘岳兵 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05月
许纪霖：《中国知识分子十论》，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年10月
哈耶克 等：《知识分子为什么反对市场》，秋风 编，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年01月
余英时：《中国知识人之史的考察》，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0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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