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北京师大中文系 ·苗怀明·
《三侠五义》是清代公案侠义小说的代表作，历来学者对其评价较高，清代学者俞樾称其’‘事迹新奇，笔意酣患，描写既细人毫芒，点染又曲中筋节”，“算得一天地间另一种笔”。鲁迅先生也称赞其“写草野豪杰，辄奕奕有神”，“以粗豪脱略见长，于说部中露头角也”。正因为此，对其从各方面所进行的分析探讨也比较多。但由于《三侠五义》的成一书过程较为复杂，相关资料缺乏，尽管有不少前辈学人如胡适、孙楷第、李家瑞等对该书的源流、成书等方面进行过较为精细的考证辨析，但有关该书的创作、成书等问题上，仍有许多具体环节未能得到满意的解决，而众多的小说史论著及辞典在谈及该书时，多是袭前人成说，要么一语带过，含含糊糊，要么主观臆侧，缺少证据。有鉴于此，笔者有意据自己读书所得、梳理辩析、对该书的成书过程进行一番细致的梳理，供有关研究者参考。
一、唱本《龙图公案》考述
一般小说史著作在谈及《三侠五义))的成书过程时，多云它 “是根据说书艺人石玉昆的说唱本《包公案》编写成的，或“是在说唱艺人石玉昆的底本基础上整理而成”，④。一般认为说唱本《龙图公案》是记录石玉昆的说唱而成，也有些学者认为石玉昆“不只说书，而且会编书。这部书原名《龙图公案》，是他根据前人资料，并吸取民间传说而编成的说唱本”。但这些说法颇有可议之处。
石玉昆在道光年间,曾以说唱《三侠五义》而著称，这是毫无问题的。阿英先生所购得的道一光二十三年（1843)至二十五年(1845) 金梯云抄本《子弟书》中有一篇《叹石玉昆》其中云：“惊动公卿夸绝调，流传市井效眉颦。编来宋代包公案，成就当时石玉昆。”⑥ 近代人崇彝也说：“道光朝有石玉昆者，说三侠五义最有名，此单弦之祖也。贵月山尚书庆，尝以柳敬亭比之。⑦ 这位 “贵月山尚书庆” 名富察贵庆，号月山(一说字月山，一字梦黄，号云西)，满族人、隶镶白旗，累官至宇七部尚书。他有一首作于道光十七年(1837）以前的七言律诗咏石玉昆。其序云：“石生玉昆，工柳敬亭之技，有盛名者近二十年”，“一笑史从何处说，廿年人得几回闻”。可见石玉昆在道光间以说《包公案》长期享有盛誉。
道光四年的庆升平班戏目中，有关包公的戏目很多，如：《双钉记》、《双包案》、《铡美案》等，其中与《三侠五义》内容相关的戏目有《琼林宴》、《三侠五义》、《遇后》、《花蝴蝶》、《乌盆记》、《陈林抱盒》、《拷寇成玉》等.。除《三侠五义》、《花蝴喋》外，其它五出戏在前代屡有演出，不敢确定它是否出于《三侠五义》，但《三侠五义》、《花蝴蝶》肯定是由《三侠五义》改编而来。这些民间流传的剧目多有所本，而当时《三侠五义》尚未刊刻，石玉昆说《包公案》又很有名气。因此，这些剧目极有可能是根据石玉昆的说书而编写的。故此，我们可知道在道光年间，《三侠五义》的故事已以说唱、戏曲的形式广泛流传。
说唱本《龙图公案》是个很笼统的概念，其实它包括许多种不同的唱本，其最早出现的时间我们还无法确定，但这些唱本抄录有时间不一致，时间范围大致在咸丰至光绪间。据目前所掌握的资料看，说唱本《龙图公案》主要有两种：一种是石派书，或称石韵书，它是石玉昆所创的一派说唱书词，另一种是鼓词，指非石玉昆一派的说唱书词。两种说唱本《龙图公案》之问有较大的差别，需要加以辨析。
在刘复、李家瑞所编著的《中国俗曲总目稿》中著录的两种说唱鼓词《龙图公案》：“《龙图公案》(头本缺二页)说唱鼓词北平抄十三本，”“《龙图公案》(缺第九本)说唱鼓词，北平抄现存十二本。网这种说唱鼓词，又称鼓儿词，其文体特点正如李家瑞先生所言：
现在的说唱鼓词的唱词，有七言十言两种，没有衬字即是七言，加了衬字即是十言。说白的字句，却是没有一定。大概议论叙事，多用说白；记景写情，多用歌唱。其材料则多取之于小说戏剧，绝少自己创作的。书前的引子，或用七言诗八句，或用西江月一两阔。全书都很长(本所藏《三国志》及车王府抄《封神演义》俱百余本)，非唱几十天或几个月不能唱完。
根据这种文体特征，日本学者阿部泰记研究发现，几十年前王虹在冷摊上所购得的北京黄化门帘子库涌茂斋出租书说唱本《龙图公案》，与日本大木幹一所收藏说唱本龙图公案一样，系说唱鼓词，都是涌茂斋的出租图书。
显然，说唱鼓词《龙图公案》不是石玉昆的说唱记录本，它当录自其它说唱艺人的演出。因而与石玉昆所传的石派书《龙图公案》有较大的不同。王虹先生将其所购得的鼓词《龙图公案》与现行本《三侠五义》比较，发现“二者间的面目已经相差得很远，不仅是人名、地名有了差异，就是故事的排列次序也有了若干的变动唯。大木幹一所藏的鼓词《龙图公案》“在大致沿石玉昆原作的叙述内容展开情节的同时，有时将原作的部分内容削去，有时则借用原作个别故事并充实内容，有时则借用别的小说的故事构成新的情节，或者随机应变推出原作未有的巧妙构思”。
石派书《龙图公案》由石玉昆所创，但据现有材料来看，它也并非石玉昆的演出记录本，而更可能是石玉昆的弟子们的演出记录本。自然石派书《龙图公案》较鼓词《龙图公案》与石玉昆的演出更接近，更能保持原貌，在石玉昆在世时，他的弟子就有说唱《三侠五义》故事的。在日本长泽规矩也氏旧藏石派书《南庆宫庆寿》中，就曾提到石玉昆，并说他“如今是不出来咧。他到那个书馆，一天止说三回书，就串好了几十吊钱。如今名动九城，谁不知道石三爷呢”。
除日本长泽规矩也氏旧藏外，还有几种石派书《龙图公案》抄本。乐善堂抄卖唱本带赞石韵书《书目》的最末一种，就是《龙图公案).，这一抄本今已不可见，但我们可以肯定它不是石玉昆的演出记录本，因为其书目序中说的很明白，这些石派带赞新书“本堂数年来精工采访，遂得数底，幸与石书相合”。显然，“石书” 指石玉昆的说书。乐善堂抄卖的带赞石韵书《龙图公案》只是与石玉昆的说书相合，而并非石玉昆说书的记录本。
在百本堂的两种《子弟书目录》的卷末都附载有石派书目，其中有关《三侠五义》的共十八种。。原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曾购藏了五十多本百本堂抄卖的石派书《龙图公案》，可惜抗战期间在从南京运往西南的途中，船沉被毁，无缘得见，仅从《中国俗曲总目稿》中可见只言片语。但原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收藏的抄本《龙图公案》与百本堂的《子弟书目录》所记载的《龙图公案》不相符。《子弟书目录》所记载的有十八种，共二百零二本，而前者除无《招亲》外，其余十七种共三十八本，加上《招亲》也超不过四十本。不知道它们之间是仅有本数的差别，还是为不同的抄本，内容上有无差别。但无论如何，百本堂所抄卖的石派书《龙图公案》不会是石玉昆的说唱记录本。因为百本堂《子弟书目录》上所载只有十八种，而且它还去征求石派书底本。如果它能直接听记石玉昆的演出，就没有征求底本的必要了.何况百本堂的两种《子弟书目录》出现较晚，其“甲本”“出品目录，大约是同治光绪间的物品”，其“乙本”“年代稍后，大约是光绪末至宣统时的产物。
从文体来看，它们都属说唱鼓词，与《中国俗曲总目稿》中所著录说唱鼓词《龙图公案》及日本大木幹一所收藏鼓词《龙图公案》文体相同。兹举一段唱词为例：
《中国俗曲总目稿》所收鼓词《龙图公案》有唱词：
因甚的 佛祖娘娘无显应 果然的 天命该当绝朕之后 道不如 我朕的江山早早儿让与了别人 当下真宗天子说至此处 不由的 满眼落泪 只见闻彦伯他站起身形 口尊圣。
同一处，抄本《包公案》作：
为什么 圣祖娘娘无灵验 莫非是 应该天绝我赵门 果然是 天命该绝灭大宋 到不如 朕当早早命归阴 真宗万岁说此 不由的 泪流满面 忽见文彦博上前跪倒 口尊圣。
抄本《三侠五义》作：
因甚么 佛祖娘娘无显应 应该天下属他人 果然是 天命该绝大宋后 到不如 真宗天子说到此处 不由的 泪流满面 只见闻彦伯站起身形 口尊圣。
同一处，大木幹一先生所藏《龙图公案》作：
因甚的 上天佛祖无显应 莫非是应该天下属他人 若果然 天命该绝我大宋 到不如 我朕早早命归阴 真宗爷说至此处 不由龙目之中泪流满面 只见闻彦伯站起身形 口尊圣。
同一处，大木幹一先生所藏《龙图公案》作：
因甚的 上天佛祖无显应 莫非是应该天下属他人 若果然 天命该绝我大宋 到不如 我朕早早命归阴 真宗爷说至此处 不由龙目之中泪流满面 只见闻彦伯站起身形 口尊圣。
显然，这四种抄本文体相同，有一定的承继关系，从文字上来看，首都图书馆所藏的两种抄本与大木斡一所藏更为接近。
拿这两种抄本与现行的《三侠五义》对照来看，它们之间差别很大，绝非仅 “删去唱词，文字上有些加工润色”，“情节上也只有两处变动”。它们在《龙图耳录》或《三侠五义》的基础上重新创作，抄录时间当晚于《三侠五义》的刊行。笔者仅举全书开头部分足以说明它们之间的区别。
抄本《包公案》开头的故事情节如下：大宋真宗天子在位二十年，因杀罚太重，上天震怒，绝其子嗣。后思改过，但数年毫无效验。一日，早朝后，真宗述其苦恼，文彦博建议将其家圣像请入宫中供奉，以求子嗣。真宗应允，数月之后，真宗在宫中短叹长吁。太监陈琳建议其到泰山进香。真宗到泰山进香，遇道姑李淑真，收为后妃。八贤王造两只金弹献真宗，真宗打出金弹，并云哪宫捡到便幸之，刘妃捡而不可得，李妃捡到，刘妃因此嫉恨李妃，并造假金弹欺骗皇帝。正宫病亡，真宗以生太子者为正宫，李妃怀孕，刘妃亦假称有孕，郭槐献美女烟粉计、镇压魂计，以狸猫换太子。抄本《三侠五义》也有这些情节，但很简略，稍有改动。在《龙图耳录》、《三侠五义》中则没有这些情节。
更值得注意的是结尾部分，《龙图耳录》及《三侠五义》都是写到收服钟雄为止，并无破铜网阵、擒襄阳王的描写，但抄本《包公案》、《三侠五义》都写了白玉堂死于蜘蛛精之手，最后雷部正神、哪叱三太子等下凡相助，诛灭妖道，破铜网阵，擒襄阳王，众英雄班师回朝，不愿做官，甘隐林野，各归本处。
抄本《包公案》的结尾写道：
众英雄出了东京汁梁城，分路而去展雄飞前住墨花村、丁家堡而去，芦方、韩章、徐庆、蒋平等四个人仍句至五义庄而去。这一来，蔡士雄投顺外国，西凉王造反，武曲星狄青出世，三要日月消双马:珍珠烈火旗的节日，另有抄录，书中交代明白。
抄本《三侠五义》的结尾也写道:
众英雄出了东京泞粱分手，展雄飞往墨花村、丁家堡而去，芦方、韩章、徐庆、蒋平四个人仍回五义庄而去。这一去，镇天雄马隆投奔外国，西凉王造反，武曲星出世，狄东美二要日月消霜马、玲珠烈火旗，五虎平西，招赞双阳公主的节目.另有抄录材正西传》书中交代明白。交曲星君智略高，忠心耿狄代群燎。恩收三侠并五义，除奸斩按救英豪。襄阳赵王身造反、五鼠玉堂数难逃。天遣五雷击恶怪，义士厌心辞宋朝。
这两种抄本都把《五虎平西前传》当作《三侠五义》的续集，所预告内容也与该书相合.这与现行本《三侠五义》书尾《小五义》的内容预告及现行《小五义》、《续小五义》的内容完全不同，可以肯定这两部抄本不是传自石玉昆，而且它们出现在《三侠五义》刊印后因为，如果石玉昆将《三仪五义》说完《龙图耳录》从《三侠五义》的结尾不可能象今天这样，未完而止，当会有所反映。这两部书的演出艺人正是利用《三侠五义》留下的悬念空白，大加发挥，另成新作。
在抄本《三侠五义》第七十四部的开头有一首诗值得注意，全诗如下：
世祖开基二百秋，劫数来时临朕头。西粤逆匪尚未净，东洋夷鬼又来临。黎庶遗劫何时了，四海烟尘凡时休。寡人空有怜民意，仓库乏虚不自由。
显然，这首诗与书中内容无关，系说书人感叹时事之作，但它向我们透露了说书及抄录的时间。这首诗感叹国势哀微，“西粤逆匪” 当指洪秀全领导的农民义军，“东洋夷鬼”当指日本而言。这部书的 演出、抄录当在光绪甲午年（1894) 左右，当时的形势与诗中所述相符 抄本《包公案》演出、抄录时间当在同时或稍早，但不会早出很多。但无论如何，其时间要比《三侠五义》的刊印晚十几年。说书者既说演《三侠五义》，为什么又和原书有那么大差别呢 ? 其中缘由，二三十年代著名评书艺人连阔如讲得很明白：“评书界的人都不愿意使墨刻儿 (指刊刻的书籍一一笔者注)，话又说回来了，他们说的书和本儿上要是一样，听书的主儿如若心急，就不用天天到书馆去听，花几角钱在书局里买一本书，几天能够看完，又解气又不用着急，谁能去天天听书，听两个月呀。” 正是由于《三侠五义》的刊行，说书艺人出于生意方面的考虑，使自己的说书与原书有较大差别，以此吸引观众。因此，在考察《三侠五义》的成书时，不能一见唱本，便记其放在小说成书之前，要具体分析。
据介绍，故宫图书馆也藏有两种《三伙五义》唱本，其一为石韵书唱本，一名《包公案》，“与首都图书馆所藏车飞府唱本《三侠五义》、《包公案》完全相同”，看来它也不是石玉昆的演出记录本，而是较晚的说唱艺人的演出记录本；其二也是升平署图书，名《三侠五义》，题作石韵书述，胡士莹先生认为它 “可能就是石玉昆说唱的底本”，但根据前面所作的介绍分析看，这种《三侠五义》唱本不会是石玉昆说唱的底本，详情有待进一步考察。
所以，尽管《三侠五义》是石玉昆所创，但传世的说唱本《龙图公案》都不是他说唱的记录本或底本。至于说他“将其说书底本《忠烈侠义传》一名《三侠五义》，加以整理并嘱该店(指文光楼书坊一一笔者注) 与隆福寺聚珍堂以木活字合印出售”，那更是不可信。石玉昆说唱的记录本或底本是否存在，有待新材料的发现及进一步考察。
二、《龙图耳录》成书考辨
《龙图耳录》是在说唱《龙图公案》基础上整理而成的章回体小说，遗憾的是，研究者在分析探讨《三侠五义》时往往忽略这部书。其实《龙图耳录》已经是一部很完备的小说，已有统一的情节、结构，有对仗工整的回目，还有一定数量的批语，只是由于它只有抄本，没有刊印以及《三侠五义》的出现，所以才给人一种不完备，过渡形态的印象。
对《龙图耳录》的成书过程，研究者多接受孙楷第先生的观点，据其介绍：
余藏妙本第十二回末有秒书人自记一行云：“此书于此毕矣。乎后文未能听记。” 知此书乃听《龙图公案》时笔录之本。听而录之，故曰《龙图耳录》。刊本《忠烈侠义传》即从此本出。《忠烈侠义传》户题石玉昆述，盖
此本所录即石玉昆所说之辞矣........玉昆《龙图公案》，今扰有传抄足本，唱词甚多。此耳录全书尽是白文，无唱词，盖记录时略之。
李家瑞先生所藏的《龙图耳录》书末记着：“后文未能听记、诸公如有听者，请即续之。” 崇彝的记载也印证了这一观点：“因此书本无底本，当年故旧数友，有祥乐亭、文冶庵二公在内。每日听评书，归而彼此互记，因凑成此书。
但问题并未解决，因为李家瑞所藏抄本、谢蓝斋本、光绪七年抄本《龙图耳录》的卷首都云：
《龙图公案》一书，原有成稿，说部中演了三十余回，野史内读了六十多本；虽则传奇志异，难免鬼怪袄邪，今将此书翻旧出新，不但删去异端邪说之事，另具一翻慧妙，却又攒出惊天动地之文。
言下之意，该书是在’‘原有成稿”的基础上改编而成。这与该书是听记而成的观点不是相矛盾吗?要弄清这个问题，还是先从分析这些“原有成稿”开始。
“说部中演了三十余回”，这说明在《龙图耳录》成书前，有一部和《三侠五义》内容相关的三十余回的小说，现在已不可见。笔者怀疑它就是孙楷第先生所提及的《狸猫换太子》小说，据孙先生云:“李玄伯云:曾见旧抄本。市上石印小说有此种，未知即是此本否?吻它肯定不是我们现在所见到的民国十三年仲夏编印、上海公益书局印行、八十回的《狸猫换太子》小说，因为它是民国间小说，孙楷第先生当看到过。这部小说从书名看，演狸猫换太子的故事，当从刘妃陷害李妃始，以仁宗认母、李妃还宫终。这一题材在前代屡为戏曲、说唱所演，改编成小说的可能性很大。且这一题材，编成一部三十余回的小说正合适。但这只是笔者的推测，还待有关材料验证。
“野史内读了六十多本”，“野史”当指抄本唱本《龙图公案》，但它不一定是石玉昆的说唱记录本。从石派书、说唱鼓词《龙图公案》的情况看，六十多本的内容较《龙图耳录》要少许多，通常抄本《龙图公案》一本的内容少于《龙图耳录》的一回，即使一本相当于一回，也只有六十回，显然这是不全的。王虹先生推测“《龙图耳录》中所说六十多本的《龙图公案》是不完全的，恐怕只有全书的二分之一或三分之一，内容相当《三侠五义》的四十回或五十回”。这种看法是很有道理的。
至此，我们明白《龙图耳录》的编著者想改编整理《龙图耳录》小说，但手头所据材料不足，短缺较多，所以才去听记说唱艺人的演出。由于一部书的演唱时间较长，个人精力有限，所以众人轮流记录，大家相互补充，完成全书。正如崇彝所说的“每日听评书，归而彼此互记，因凑成此书”，。一个“凑”字形象说明了《龙图耳录》的成书情况。同时，我们也理解了为什么在孙楷第所藏本的第十二回末出现“此书于此毕矣。惜乎后文未能听记”的字样，这说明其中一位听记者只听到相当于此书十二回的地方。否则，我们会很难理解为什么才到第十二回就说“此书于此毕矣”。
对《龙图耳录》的改编整理者，崇彝讲得很明白:“当年故旧数友，有祥乐亭、文冶庵二公在内。吻看来该书是成于众手、可惜崇彝只说出了两个，而且祥乐亭不详何人。文冶庵倒是有史可查，他就是文良，字冶庵，是《儿女英雄传》作者文康的兄弟行。咸丰六年(1856)至十年(1860)任嘉定知府，后任四川道员。他是京师最负时名的藏书家之一，“其家藏书富而精，最讲版本，丛书尤备”。他对文康的小说创作’‘多所赞助”，曾主持编修《嘉定府志》，还编有《四库书目略》二十卷，卷首有其作于同治九年(1870)的序。
这里有个问题需要加以辨析，文良等人所凑成的书是唱本《龙图公案》，还是小说《龙图耳录》。崇彝还说聚珍堂“所印之《包公案》，即《三侠五义》最有名，因此书本无底本……因凑成此书。其中人物，各有赞语，今本无。多趣语，谐而雅。此道光间石玉昆所传也”。于盛庭先生认为：
《龙图耳录》的成书经过了两个阶段：先是由文良等人在听书时直录其辞，归来互相补充，形成一段一段带赞的唱本《龙图公案》。这些唱本流散出去，为乐善堂、百本堂等开辟了时源。其后又有人在唱本的基础上整理出一百二十回本的白文《龙图耳录》……把《龙图公案》唱本，也就是记录本改写成白文《龙图耳录》的是什么人呢？我们认为，仍然是文良等听书而记之者。他们根据各自的记录稿分头整理加工，形成了《龙图耳录》的不同抄本。
显然，他把记录唱本《龙图公案》及听记整理《龙图耳录》者都归之于文良、祥乐亭等人，但这种观点远远超出崇彝提供材料所能说明的范围，不可信。
笔者认为文良等人听记整理而成的是《龙图耳录》小说，而非唱本《龙图公案》。因为唱本《龙图公案》有鼓词、石派书之分，且当时的多家书商抄卖，各种抄本之间面目各异，我们很难说“其源概出自文良等人的记录”。退一步来讲，假如文良等人听记了唱本《龙图公案》，他们怎么又会说“《龙图公案》一书，原有成稿……野史内读了六十多本”呢?显然，听记整理《龙图耳录》者与记录唱本者并非同一人，否则，《龙图耳录》的卷首不会说这种话。
崇彝所云“此书本无底本”之’‘底本”当指《龙图耳录》而非唱本《龙图公案》。因为《三侠五义》是在《龙图耳录》基础上增删润饰而成，说它是《三侠五义》的底本更合适，而唱本《龙图公案》与《三侠五义》文体不一，面目迥异，且它们之间还有《龙图耳录》在，说它是《三侠五义》的底本很勉强。
那么，文良等编著之书“其中人物，各有赞语”，怎么解释呢? 这不明显说该书带有赞语唱词吗？但我们要注意，该书是“其中人物，各有赞语”，并非全书其它之处如描写景物、抒情等都有赞语，我们不能据此以偏概全地说全书是唱本。对于这一现象，非常了解说书界内情的连阔如曾有例子说明，兹引如下：
高胜泉……每逢说到盔甲赞儿、人们最爱听，他的赞儿与众不同，能够说完赞儿，人名归到“驳口” (每逢说元一段，一拍醒木，调侃叫驳口)上实为不易。他说的《水浒》有人听过，说到花和尚鲁智深时，有套赞儿……末句是花和尚。说林冲的赞儿，未句是林冲，说武松的赞.儿，末句是武二郎。一百单八将共有百零八个赞儿。此外还有几十个赞儿:武大郎、潘金莲、阎婆惜、潘巧云、潘老大、海和尚等俱都在内。现如今评书界会说赞儿的很少，恐怕将来要失传了。
高胜泉说的是评书，只说不唱。崇彝所讲的赞语与高胜泉所讲《水浒》中的赞语相同，不一定是唱词。文良等人编著的《龙图耳录》最初带有人物赞语，但在传抄的过程中给删去了，如今已无缘得见。
《龙图耳录》的成书要晚于唱本《龙图公案》的抄录，文良等人所记的不会是石玉昆的说书，《龙图耳录》的卷首说明中没有提及。崇彝在介绍《龙图耳录》的成书时，还特别指出：“此道光间石玉昆所传也。”言语之中透出今古之别，且“所传”二字说明文良等人所听的《三侠五义》是道光间石玉昆所传下的，但不是石玉昆本人所说的。
《龙图耳录》所据的当是石派书《龙图公案》，据李家瑞先生说;“拿《龙图耳录》和石氏唱本一对，可知道《龙图耳录》于石氏唱本所有事迹之外，毫无增添，不过把许多废话，斟酌删除就是了”。李先生看过石派书《龙图公案》，他的话无疑真切可信，《龙图耳录》在情节内容上基本保持了说唱《龙图公案》的原貌。但如果说它的编著者所做的工作只是删去唱词、废话，恐怕过于简单，抹杀了他们的劳动成绩。在《中国俗曲总目稿》中保存了一部分百本堂抄卖石派书《龙图公案》中的文字，我们拿它和谢蓝斋抄本《龙图耳录》中对应的部分作一下比较分析。
在石派书《范仲禹》中有一段文字：
时如何办的来也了?只好丢开罢了。刘洪义听罢，不由沉音半晌，说：“既如此，待我与你筹划筹划去。倘若事成且不是件好事么。”范生听罢，连连称谢。刘洪义便立起身来要走，范.....
《龙图耳录》第二十三回也有相应的文字：
时如何措办得来?也只好丢开罢了。刘老者听一罢，沉吟半晌道:“既如此，待我与你筹画筹画去，倘得事成，固然是件好事;即或不成，我必变法儿叫贤弟赴京便了。”范生听至此，连连称谢。刘老者便立起身来要走，范.....
两段文字大体相同、承继关系很明显，《龙图耳录》确实出自说唱《龙图公案》。
在石派书《救主》《小包村》的开头有一首一开场诗，《龙图耳录》中删去了。在石派书《盘盒》、《乌盆记》、《七里村》、《九头案》、《三审郭槐》、《包公遇害》、《仙枕过阴》等的开头都有一段议论，《龙图耳录》也都给删去了，这大概就是李家瑞先生所说的“把许多废话，斟酌删除”。
但也有一些地方，《龙图耳录》与说唱《龙图公案》情节有异。如石派书《恶鬼惊梦》的开头有一段文字：
那穿绿袍的判官闻听包公这一段言词，随答道:’‘星主有所不知，这范仲禹他祖父阴鹭感动上天，故此名天梦登蕊府第一，得以状元及第，怎亲他细行不谨，犯有文昌帝君的。”
在《龙图耳录》的第二十七回，也有仙枕示梦的描写，但无判官批讲范科禹福祸的情节，这里不是删除废话，而是《龙图耳录》卷首所说的“删去异端邪说之事，另具一番慧妙”。
此外，石派书《拷御》、《包公上任》、《相国寺》、《庆寿》、《三试项福》、《铡庞坤》、《苗家集》、《阴错阳差》等开头部分的情节与《龙图耳录》相应部分稍异，文字上也有较大的差别。因此，《龙图耳录》卷首所云“今将此书翻旧出新，不但删去异端邪说之事，另具一番慧妙，却又攒出惊天动地之文，”这话是符合《龙图耳录》成书的实际情况的。
总之，《龙图耳录》的编著者在说唱《龙图公案》的基础上，做了以下工作：分成章回，撰写回目；略去唱词，删除开场诗、议论等文字；对原文进行增删改写；添加批语；撰写卷首说明。尽管两者在情节内容上大致相同，但具体形态已完全不同。《龙图耳录》完成了《三伙五义》故事从说唱到小说的转变。
三、《龙图耳录》版本考
《龙图耳录》没有刊刻，仅以抄本流传。目前/}知曾传世的抄本有：孙楷第先生藏本、汪原放所藏谢蓝斋抄本、傅惜华先生所藏同治六年抄本、李家瑞先生所藏抄本、北京师范大学所藏光绪七年抄本。另据张荣起先生云：
余藏一抄本，于一百二十回之末云：要知后事如何，俟有口者再续。此抄本有珠笔点句，有双行小字行间注。似是百本张传抄本。此本已于己酉庚戌间逸去。此本共三十册，三夹板。为一九四五年或一九四六年购自东南大街路西曹记书店书。
“余于一九四六年顷于隆福寺书店中曾见一抄本，又于一九四九年一月间于东单小市曾见一抄本，皆白纸本子口宽，墨笔抄，字迹较为整齐。”
这三种抄本今已无从得见。但我们也因此可知道《龙图耳录》抄本较多。在当时流传相当广泛。李家瑞先生所藏抄本情况不明；孙楷第先生所藏抄本抗战时期出让与人，后来不知下落。同治六年抄本也不知去向。现在所能见到的，只有谢蓝斋抄本和光绪七年抄本。谢蓝斋抄本已由上海古籍出版社排印出版。光绪七年抄本抄录时间较晚，但有许多值得注意之处，而且它长期以来不为人们所知，这里作一介绍：
该抄本共四十三册。本狭长。封面题“龙图耳录”。第三十九册之前，许多册的封面题有“光绪七年秋巧月”或“光绪七年巧秋月”、“光绪七年巧月”等字样；从第三十九册后，各册封面题有“光绪七年巧桂月”或“光绪七年桂月”字样，看来该书抄录于光绪七年(1881)农历七八月间.有些册的封面还题有“吉立”二字，它可能是抄录者或收录者之名。各册书内均铃“辅仁大学图书馆”印章，其中第二十三册内还铃有“瑞南堂记”、“护封”两枚印章，不详所指。正文中有双行小字批注。抄手约有三四人，但不够认真，字体潦草，漏抄、错抄处亦复不少。
该抄本抄录时间较晚，但其底本要早于谢蓝斋抄本，而且两者之间有一定的传承关系。
光绪七年抄本中有不少批注性的文字在谢蓝斋抄本中变成了正文。这说明谢蓝斋抄本抄录较晚，把早期抄本的批注文字混入正文。如谢蓝斋抄本第六回有一段文字：
若论这大刑，县官是不可妄用的，必须请明上宪，方准施刑。
在光绪七年抄本中，这是一段批语文字。再如谢蓝斋抄本第一回有一段文字：
又把自己的男人托付了郭槐，也做了添喜郎了.古时原有此例，女人既做御前守喜婆，他的男人便夤缘一个承喜印，但不知这承喜郎每季儿吃多少体禄?
光绪七年抄本“也做了添喜郎了”后有注：“古来原有此例，知食何棒禄”。谢蓝斋抄本将该注写入正文，并作了引申发挥。
其次，谢蓝斋抄本中有些情节由光绪七年抄本中引申演绎而来，演变的迹象较为明显。如光绪七年抄本第六回有一段文字：
丞相遵旨，回至相府，又叫画师照样画了几张，吩咐度候、伴当、执事人员各处留神，细细访查不想这日买办厨子从大相国寺经过，恰遇包公。与图像不差，急忙跑回相府，找着该值的度候，便将此事说了一遍。（想是师爷有谕，知有访查着，有赏 一 注文)。
谢蓝斋抄本根据批注的提示，作了引申发挥：
丞相遵旨，回至相府，又叫画师照画了几张，吩咐虞候、伴当、执事人员，各处留神细细访察。如有与图像面貌相同者，即刻报知，必有重赏。不想这日买办厨子，池曾见过图像，时刻在念，这也足他贪心重，不想今日从大相国寺经过，恰遇包公，看了个真切，急忙跑回了相府找着该值的虞候，务必要向相爷讨赏，虞候问道:“你到底是为着何事，就敢见相爷讨赏呢?”厨子道;‘·我告诉二爷，二爷可别理没了我的功劳。”虞候道:“你且说来我听。”厨子便将大相国寺见的老道与图像一模一样的话说了一遍。
对发现与图像相貌相同者有赏这一内容，在光绪七年抄本中仅是在批注中作出推测，到谢蓝斋抄本中，这种推测落实了，且演绎出买办厨子贪财、讨赏等情节。
再者，从一些词语的使用上，也可看出两种抄本的早晚。如“狸猫换太子”故事中。郭槐为陷害李妃，找了个收生婆尤氏作帮手。在石派书《龙图公案》中，尤氏作沈氏，并称其为“收生婆”、“收洗婆”。光绪七年抄本中也称尤氏为“收洗婆”，并有注语解释:“收洗婆是古称，今人名***。”而谢蓝斋抄本中却改称尤氏为“守喜婆”，采用了流行的叫法。以上几点，足以说明光绪七年抄本的底本要早于谢蓝斋本。
《龙图耳录》仅以抄本的形式流传，各抄本间均有一定的文字差异。将光绪七年抄本、谢蓝斋本与通行的《三侠五义》进行比较，可以发现谢蓝斋本与《三侠五义》间的差异较大，而光绪七年抄本则与《三侠五义》较一致，差异很小。可以肯定《三侠五义》是在光绪七年抄本的底本而不是谢蓝斋本的基础上增删润饰而成的。
首先，通过比较可以发现，谢蓝斋本与《三侠五义》有二十四回迄止处不同，自然这些回的长短也就不同。比如《三侠五义》的第一回至“因此每日优烦，闷闷不乐，竟自时刻不能忘怀” 而止，而谢蓝斋本却断至 “员外不听则可，听了的时节，只唬的抖衣而战”，显然，后者要长许多。在这二十四回中，光绪七年抄本每回的迄止与《三侠五义》基本相同。从全书来看，两书只有三回的划分不一致。
其次，谢蓝斋本在回目文字上有十三回的回目文字与《三侠五义》不同。比如《三侠五义》第二回的回目是“奎星兆梦忠良降生雷部宜威狐狸避难”，谢蓝斋本作“遇奇灾井中得古镜学文业塾内延名师”。再如第三回，《三侠五义》的回目是“金龙寺英雄初救难隐逸村狐狸三报恩”，谢蓝斋本作“赶程途错投金龙寺缺路费巧到隐逸村”。这十三回的回目文宇，光绪七年抄本与《三侠五义》基本相同。
再次，光绪七年抄本中有些批注文字，在《三侠五义》中变成了正文，而谢蓝斋本却没有这些文字。比如《三侠五义》第八十七回有一段文字：
只听富三说:“小容官，已到停泊之处了。”艾虎无奈，束兜肚，背了包囊，搭跳上岸，迈步向前去了。船价是开船付给了，所谓“船家不打过河钱。”
其中 “船价是开船付给了，所谓‘船家不打过河钱，”一语，光绪七年抄本中是批注文字，谢蓝斋抄本中并无此句.这种现象还有几处，不再一一列举。
另外，从文字上看，《三侠五义》与光绪七年抄本比较接近，而和谢蓝斋本差别较大，限于篇幅，不再列举。所有这些都充分说明《三侠五义》从光绪七年抄本的底本而来。当然，两者也并非完全一致，不同之处亦复不少，只是较谢蓝斋本而言，两者更为接近。
还有一点需要辨明，据汪原放推侧，谢蓝斋抄本是据孙楷第先生抄本过录的。但这种说法不确。兹引小说第一回各抄本的部分文字进行比较：
众将立太祖为君，相传至真宗。(孙楷第藏本).
众将立太祖为君，江山一统，双代相代，至太宗、真宗。(谢蓝斋本)
众将立太祖为君，江山一统，相传至太宗，至真宗.(光绪七年抄本)
天构星犯阅，恐干储君.(孙楷第藏本)
天构星犯阔，恐于储君不利.(谢篮斋本)
天构星犯阅，恐于储君不利.(光堵七年抄本)
真宗道:“自御妻出宫之后”。(孙楷第藏本)
真宗郁郁不乐，暗自想道:“自御妾籍后”。(谢蓝斋本)
真宗郁郁不乐，暗自想道:“自御妻掩后”。(光绪七年抄本)
从上面三段文字比较来看，尽管谢蓝斋本与光绪七年抄本有一定的差异，但它们的关系较谢蓝斋本与孙楷第藏本之间要近，两者有一定的传承关系.孙楷第藏本可能是个较早的抄本，文字较简略，与这两种抄本的关系较远.所以，说谢蓝斋抄本是过录自孙楷第藏本，这种说法是不可信的。
四、《龙图耳录》、《三侠五义》关系辨
在《龙图耳录》的基础上，间竹主人和人迷道人“互相参合删定，汇而成卷”，在退思主人鼓动下，于光绪五年(1879)由北京聚珍堂书坊以活字本刊行，《三侠五义》由此而更为广泛地流传。据考，人迷道人就是文琳，他号贡三，二品项戴，内务府广储司郎中参领佐领，光绪元年(1875)司榷准安。他于“辛未春，由友人问竹主人处得是书”，“公余时从新校阅，另录成编，订为四函，年余始获告成”。
较之《龙图耳录》的编著者，问竹主人和文琳的工作量要小许多，将《三侠五义》与光绪七年抄本对照来看，他们所做的主要工作有：改书名为《忠烈侠义传》；将《龙图耳录》卷首的说明扩充单列为序，又增加了两篇新序;撰写书后《小五义》的内容预告；删去原书中的批注文字，对原书进行增删润饰。同《龙图耳录》相比，《三侠五义》约减少了十几万字，但全书情节更紧凑，语言更精练，因此也更具可读性。李家瑞先生云:“《龙图耳录》原文于每回之末，只有“不知后事为何，且听下回分解” 两句，而《三侠五义》则于此两句之上，加“正是……”一联，就把他改成通行的小说体裁了。这一说法不确，经查，《三侠五义》全书只有第一、二、三、七、八等五回有这样的改动。
另据介绍，吴晓铃先生藏有抄本《忠烈侠义传》，“卷首有一篇短序，文字和聚珍堂的活字本《三侠五义》上的问竹主人的序完全相同，不过署名和年月不是“光绪己卯(五年，1879)孟夏问竹主人”，而是“道光二十八年(1848)春三月石玉昆”。胡士莹先生怀疑这是“坊贾作伪牟利者所为礴，是很有道理的。《三侠五义》在刊刻前曾以《包公案》、《龙图公案》、《龙图耳录》之名流传，《忠烈侠义传》之名为问竹主人所定，于光绪五年刊刻时才用，道光间的抄本不可能用《忠烈侠义传》之名，只此一点足可证该书之伪，更何况道光二十八年石玉昆哪会说“兹将此书翻旧出新，添长补短，删去邪说之事，改出正大之文”这种话。要知道他本人就是《三侠五义》的最早创作者。
至一八八九年，清代著名学者俞描因潘祖荫的推荐，阅读了《三侠五义》。俞樾读后，对该书很是赞赏，又“别撰第一回，援据史传，订正俗说，改头换面，耳目一新”，并改书名为《七侠五义》。除第一回外，俞樾对《三侠五义》的文字基本没做改动。此后，有《三侠五义》、《七侠五义》两种版本并行于世。
以上是《三侠五义》具体成书过程的探讨分析，从中我们可以看到《三侠五义》的成书经过了多人多次从说唱到小说，从内容到形式等各个层次的不同程度地整理修改，用鲁迅先生所讲的“草创或出一人，润色则由众手”这句话来描述这一过程很是贴切。。了解这一过程对探讨中国古代小说的成书方式、中国古代小说一与戏曲、曲艺的关系等均有一定的借鉴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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