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经常充满敌意地对待时间。空间、物质——这些东西都能以某种方式加以驯服。时间却始终那么放荡不羁。自从人类窥见宇宙深处，听到计算几十亿年的宇宙时钟的嘀嗒声，看到银河系会如何崩溃，时间就显得更加可怕了。
当下即正确的时间
柳比歇夫对待具体时间的勇敢精神使我大为惊讶。他善于捉摸具体的时间。他学会了如何同跳动着脉搏的、正想溜走的“现在”打交道。他不怕屈指可数的、日益减少着的余年。他小心翼翼地延长时间，紧紧攥住它，尽量做到不无故浪费时间，连点滴时间都不放过。他对时间就像对不可或缺的生活口粮那样重视。“消磨时间”——这是不可能在他头脑中产生的念头。任何时间对他来说都是宝贝。
时间是进行创造的时间，认识事物的时间，享受生活乐趣的时间。他对时间满心崇敬。原来，一生完全不像通常人们所认为的那么短暂。这里问题不在寿命长短，也不在工作安排得满满登登。柳比歇夫的经验在于充分使用一天中的每一个小时，一小时中的每一分钟，时时考虑实效。一生的时间是极长的时间，在一生中可以把工作干个够，可以读大量的书籍，可以学会好几种语言，可以出门旅行，可以饱听音乐，可以教育子女，可以在乡下居住，也可以在城里居住，可以栽培植物，可以培养青年一代……
如果我们自己慢慢吞吞，那么生活就不等人。
我们好像只能使用经过精选的时间；我们记得的只是一生中最精彩的时刻；半个小时对我们来说不算时间；我们只承认整段整段的时间，只承认不受客观环境和偶然事件干扰的大段时间。
只有在这样的时间里，我们才打算大显身手。短一点的时间，我们马上会借口外界有干扰、客观条件不允许而难以用上。啊，不依我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条件，具有充分权力和理由的客观条件真是威力无比！把责任往它们身上一推，那是多么轻而易举啊……
我们没有注意到，这些借口是怎样在削弱和腐蚀我们的灵魂……我想以我的一个朋友来作为反面的例子。他曾经是一个很不错的科学家，后来又担任过一个很大的研究所的所长。马上我又想起我熟悉的一个作家类似的遭遇，随即又联想起另一个作家。职务确实剥夺了他们很多的时间，而且妨碍他们开展工作。但久而久之他们就习惯了这些客观情况的制约。他们都幻想能摆脱，并经常说，到了那个时候，他们就要大干自己心爱的工作了，因为陷于各种繁杂应酬活动是很难写出书来，更不可能从事科学研究。他们终于摆脱出来了。每个人都盼到了这么一天。但很快发现，他们谁也不能工作了。他们长时间不肯对自己承认这一点，他们寻找客观理由，也就是寻找新的职务，拖延时日，避免摆脱职务，尽管他们曾反复说起要摆脱它，还可能曾反复争取过。第一个人开始狂饮，然后自杀了；第二个人不知什么缘故销声匿迹了；第三个人……其他几个还活着。
柳比歇夫经常称自己是“倒霉鬼”，同时又觉得自己是一个幸福的人。他的幸福感从何而来？可能是由于他充分地施展了身手，尽情发挥了他的聪明才智。倒霉鬼和幸福感——我不知道怎样才能使两者结合在一起。也许他明白，重要的并不是成果……
他不去为出版自己的著作而钻营，不到编辑部去奔走，他也不去讲情求告……他舍不得把时间耗费在这些事上。
他避免必要的串门和喜庆活动。
可是在一件事上他却一直很“大方”，那就是写信。我不谈给亲友们的书信，不管这些信写得如何详细，内容如何丰富——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我指的是事务方面的书信和学术信札。学术信札中，有的长达10页，有的甚至20页、40页，密密麻麻，用打字机打的。在这些信里，他对寄来的学术报告和手稿提意见，评论书籍，对各种论文进行分析。向他请教的，什么问题都有！不管是关于泰雅尔·德·夏尔顿、通灵术、机体适应问题、开天辟地以前的大自然、昆虫的名称、戏剧、人口学，还是抹香鲸……都来征求他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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