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一年有好几个节日，但小时候我最喜欢过新年。
虽然一年有365天，但最期待的还是从腊月二十三就开启的新年时光。
现在回想起来，新年的记忆就像一张张保存在相册里的黑白照片。
那时候过新年，父母的讲究很多，现在回忆起来正是这些传统使新年过得更隆重，也更有仪式感。
我们镇上每逢阴历单数日子有集市。腊月二十三这一天父亲或者母亲就会去镇上赶集，他们会买回来一些糖瓜，母亲会提前发好面，然后烙一些葱花饼，葱花饼是给灶王爷准备的干粮，因为这一天是灶王爷上天的日子。傍晚，母亲烙好了葱花饼，一家人都到齐了，母亲就把葱花饼和糖瓜供奉在灶王爷面前，然后再放三个双响大炮，揭去厨房灶王爷的画像。之所以给灶王爷供奉糖瓜，目的是在灶王爷上天见玉皇大帝之前，先吃点儿糖瓜，而糖瓜呢又很粘牙，说话就不太方便，况且灶王爷吃人家的嘴短，然后，在玉皇大帝面前就会多说这个家里发生的好事，毕竟，玉皇大帝和灶王爷都清楚谁家厨房不冒烟儿。
腊月二十四是大扫除的日子，母亲会把家里的床上用品和窗帘都洗得干干净净，那时候没有洗衣机，无论床单有多厚重，都是手洗的，值得庆幸的是，从井里刚打上来的水温温的，还冒着热气，洗起来没有那么凉。洗完衣服，母亲会把墙上和屋角的蜘蛛网扫一扫，母亲还会提前找来一些报纸，把厨房熏黑的墙用报纸贴上。家里顿时变得焕然一新，那感觉不不亚于搬进了一一个新家，不过对我这个文化人来说接下来的一年，我在厨房洗碗摘菜的时候就可以读报纸了。一年下来，哪一张报纸上写的什么新闻或者故事我都能背下来了。
腊月二十五杀年猪，要杀猪这一家会提前找来几个彪形大汉来帮忙，他们把大肥猪从猪圈里绑好抬出来，放在一个大门板上，平时只知道大吃大喝的蠢笨的猪这时候才预料到自己贪吃的后果，吼叫得歇斯底里，但手拿杀猪刀的那个人从来不会因为它凄厉的嚎叫而心慈手软，只见锋利的杀猪刀从猪脖子里红刀子进白刀子出，随着刀子被拔出，鲜红的血液从刀口窜出，当猪血接了半盆的时候，猪的叫声由嚎叫也变成了最后的呻吟。接着二三百斤的猪被抬进一个直径一米多的烧了半锅滚水的大锅里。如果这头猪泉下有知，它一定会问: 我活着的时候到底做了什么孽被打进这样的十八层地狱？被褪干净毛的猪像被脱去了衣服，露出了它白嫩的皮肤，然后被勾住两条后腿挂在架子上开膛破肚。这时，杀猪这一家的小朋友最期待的时刻到了，他可以拿到令人羡慕的新年礼物，被吹得像气球一样的白白的猪膀胱。
过年的时候我们家会杀一只大公鸡，我最喜欢的是把大公鸡的毛拔下来做成毽子。童年的柴鸡肉吃上一块儿就能香一整年，那是真正的余味无穷。现在无论一年吃多少只鸡，无论怎么做，都吃不出童年记忆里的味道。鸡肉吃起来是挺香，但遗憾的是，从此以后再也听不到声音最高亢的打鸣声了。
那时候我对过年最大的期待就是能穿上新衣服，新年那一天早上根本不用别人去叫醒我，天不亮就醒了，穿上新衣服，那时总觉得天亮得太慢，自己是锦衣夜行，盼望着天快点儿亮。自己可以去街上走两圈儿，现在回想起来，那简直像皇帝穿上新衣服上街游行一样神气。
常言道，好事成双。小孩子不仅过年有新衣服穿，还有长辈发的压岁钱。那是一年中最富有的一天。拿到压岁钱还生怕把它弄丢了，一会儿装进上衣口袋，一会儿装进裤子口袋。小心翼翼地拿了一天，到了晚上，还是被母亲以给自己交学费为借口，哄骗了去，但至少自己也曾经是个有钱人，虽然钱不在自己手里，小朋友到一块儿还互相炫耀自己赚了多少压岁钱。
过完年好戏还在后头，那就是到附近的村子看社戏，那是农民们期待了一年的最大盛会，在我童年的记忆里可以用人山人海来形容，他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就像现在的世界杯足球赛或者奥运会，但看这些是免费的。我跟着大人去看了很多场戏，我最喜欢的是《穆桂英挂帅》里面的那个小丑，他的名字叫木瓜，他出场的时候唱的是一段rap，我到现在还记得他的唱词，是替杨宗宝跟穆桂英说情呢。许多小朋友与其说是去看戏，不如说是去看热闹。小孩子跟着大人去看戏，还有一件值得期待的事情，那就是大人还会发给小朋友一些零花钱。买上一包瓜子或者一个大米球，再买一个琉璃嘎嘣，有吃、有玩、有热闹，用现在的词儿说叫吃喝玩乐，那这个春节就过圆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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