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音

离别家乡宦游在外多年的贺知章，那年他回到萧山故乡，虽说已是两鬓斑白，但他的乡音依旧未改。可尽管这样，他还是被村童误认为是来客而笑问在村头。
我想，假如当年这位大诗人已经生疏了家乡话，只能用官话来问道于儿童，那他或许会被看作仅仅是路过的旅人，甚至还会惊跑懵懂的稚童。如真是这样的话，那么，他的《回乡偶书二首》也许将会是另外一种感慨和写法了。
当然，这只是我的瞎想而已。事实上，从前的老一辈人往往终其一生都难改乡音。他们对家乡话有一种坚韧的执着之情；绝不会嫌弃，冷落，自卑，甚至耻于说家乡方言。我的外祖父母十几岁时就离开了宁波老家来到上海谋生。两位老人在上海生活劳作了几十年一直到离世，他们丝毫都没改变自己浓重的宁波口音。
比如“召开会议”，往往会被我外公说成是“桥开会议”；而“糟糕”则总是被我外婆说成是“烦关”；至于“拿和”就是玩耍，“坐脚”就是屁股，“小娘比”就是女孩等等的宁波话，我思忖，如今也许只有“老宁波”才能够理解了。
我之所以要加一个“老”字，是因为如今有不少年轻人已不会或不好意思再讲家乡话了。我有个朋友的侄儿，二十来岁的小伙子，可说是土生土长的萧山人。然而，他却不会说半句地道的萧山话。问其何故，说是从幼儿园、中小学、大学，一直到进单位参加工作，周围的人讲的都是普通话，很少有人说本地方言。
应该说，这种普通话能够被普及的现象，是社会文化进步的显现。但任何事物都有其复杂性，像这种家乡话渐渐被年轻人忽视的现状，如能细加观察思索，就会发现，其中也有不少人，他们羞于谈乡音，是因为内心的自卑感。他们觉得，说家乡话难听，有失自己的面子。于是，在上海工作的，就学说上海话；在北京学习的，就模仿北京腔；能讲广东话的，那就自然意味着他是广东或港澳人了；至于有些外语流利的人，说不定还会被当作回国探亲的华侨来看待了……
苏童有一篇题为《南腔北调》的文章。在文中他记述了自己在北京读大学时，由于带乡音的普通话经常被北方同学笑话，因而产生了的自卑。于是，他就去努力模仿北京同学说话的卷舌口音。可以说，当年苏童的这种自惭心理，很像如今在大城市里学习、打工而不好意思说家乡话这些人的心态。对此，我也很有体会。
记得在十二岁那年，我从萧山转学到上海读初中。在开学的第一天，我就因为萧山话而被班里同学嘲笑得无地自容。他们给我取的绰号“里噶”就是萧山话“这里”的意思。所以，因为家乡话的特别口音，使得年轻人在异乡羞于说老家话的心情我是蛮有同感的。我也相信，任谁都能体谅这种不敢说故乡话的自卑心理。
然而，最让人不可思议的是，也有这样一些人，他们离开了家乡来到繁华的大都会，或是离开了祖国移民到西方发达国家。到了那里，他们还没过了多久，就变得数典忘祖起来，开始嫌弃并耻于说家乡话了。更有甚者，有些加入了外国籍的中国人来到了自己的故国竟然还不愿意多说中国话。
二十多年前，我曾和一位美籍华人有过几年生意上的合作。她原是上海工美公司的职员，后来移民去了美国，经过了打拼，在鞋类贸易上，她获得了成功。应该说我跟她的合作还算融洽。可她有个明显的缺点，就是睥睨一切、自视甚高。
她每次来中国参加广交会，在我司展位上洽谈时总喜欢说“你们中国人……”怎么样、怎么样的话。她似乎忘记了自己本就是中国人这样的事实。 我尤其厌烦她那种说话夹带外语的腔调。听她说这种话，简直就像吃饭时常常被细砂磕牙那样的难受。有好几次，我试图和她用上海话来交流，她就会说：“SORRY! 我已FORGOT 上海话了。I can’t SPEAK 上海话VERY WELL。”这就是她的讲话特点。有时候，真的会让人听了寒毛倒竖，直打冷颤。
我不清楚，她是否真的生疏了家乡话，还是她觉得，自己已是美国人了，再多说中国话、上海话，显得太土气、太掉身价了？其实，她应该知道，回到中国来，和生意上的合作伙伴多讲讲本国话；对了解上海的熟人多说说上海话，这是一种亲切友好的真诚表示，那是可以很快拉近彼此之间的距离的。她还应该明白，家乡话，是一种最亲切、最动听、最具磁性的声音。家乡话中所蕴含的深挚朴厚，那是需要用一生去品味，也难以品尽其中充满魅力的隽永味道。
我很赞同陈从周先生讲过的一句话：“本国语、乡里话，这些都是爱国爱乡和团结友好的最佳工具。”事实也的确如此。当一个人独在异乡为异客之时，偶尔在街头听到自己亲切熟稔的家乡话。这时候，在他心头所涌起的那种激动兴奋之情，我深信，每个曾经在异乡漂泊过的人都会有深切的同感。俗话说的：“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指的就是这种感受。当然，那是因为高兴激动而流下的欢欣之泪。
写到这里，我很自然地联想到弘一法师写的歌词；“高枝啼鸟，小川游鱼，长把乡情托”。是啊！乡情乡音，就像是“高枝啼鸟，小川游鱼”那样的寻常平凡，那样的朴实无华。然而，这乡情乡音，对我们每个人来说，无论你身处在何时、何地，不管你身居在哪个阶层，那是你永远不能嫌弃，也是你永远不该忘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