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子》学习第255天《 轻重乙 第八十一》第一部分

《管子》学习第255天《  轻重乙 第八十一》第一部分

原文阅读

      桓公曰：“天下之朝夕可定乎？”管子对曰：“终身不定。”桓公曰：“其不定之说，可得闻乎？”管子对曰：“地之东西二万八千里，南北二万六千里。天子中而立，国之四面，面万有余里，民之入正籍者亦万有余里。故有百倍之力而不至者，有十倍之力而不至者，有倪而是者。则远者疏，疾怨上。边竟诸侯受君之怨民，与之为善，缺然不朝。是天子塞其涂。熟谷者去，天下之可得而霸？”桓公曰：“行事奈何？”管子对曰：“请与之立壤列天下之旁，天子中立，地方千里，兼霸之壤三百有余里，佌诸侯度百里，负海子男者度七十里。若此，则如胸之使臂，臂之使指也。然则小不能分于民，推徐疾羡不足，虽在下不为君忧。夫海出沸无止，山生金木无息。草木以时生，器以时靡币，泲水之盐以日消，终则有始，与天壤争，是谓立壤列也。”

      武王问于癸度曰：“贺献不重，身不亲于君。左右不足，支不善于群臣。故不欲收穑户籍而给左右之用，为之有道乎？”癸度对曰：“吾国者，衢处之国也，远秸之所通，游客蓄商之所道，财物之所遵。故苟入吾国之粟，因吾国之币，然后载黄金而出。故君请重重而衡轻轻，运物而相因，则国策可成。故谨毋失其度，未与民可治。”武王曰：“行事奈何？”癸度曰：“金出于汝、汉之右衢，珠出于赤野之末光，玉出于禺氏之旁山，此皆距周七千八百余里。其涂远，其至厄，故先王度用于其重，因以珠玉为上币，黄金为中币，刀布为下币。故先王善高下中币，制下上之用，而天下足矣。”

字词注释

[1]朝夕：朝见。此指诸侯按时朝见霸主。故下文说“天下之可得而霸”。朝，早晨朝见。夕，晚上朝见。

[2]正籍：按人口交纳赋税，称正籍。

[3]倪而是：斜眼看。此指转眼即至，言路途近。倪，通“睨”。侧目斜视。是，假借为“眂”，同“视”。

[4]远者：指住地离国都远的人。

[5]边竟：边境。竟，通“境”。

[6]熟谷者：指专做粮食投机生意的商人。熟谷一词，又见《山至数》。

[7]天下之可得而霸：此处为问句，省略了“乎”字。霸，控制，固定。

[8]立壤列：设立土地按级别划分的制度。旁：通“方”。

[9]兼霸：即本书《揆度》所谓“千乘之国”，指大诸侯。

[10]佌（cǐ）：小。

[11]沸：当作“泲”，盐卤。

[12]靡币：同“靡敝”。靡散，消耗。

[13]癸度：人名。《轻重丁》有“昔者癸度”之语，可知其人是管仲之前的理财家。

[14]支：支持。指对左右的财富赐予。

[15]穑：粮食税。

[16]秸：字又作“稭”，去皮的禾秆，可用以祭天，也可制作卧席。此代指贡品。

[17]蓄商：善积蓄的商人。

[18]遵：途径。

[19]入：输入。

[20]重重而衡轻轻：此句意思是利用货币的力量，防制出现黄金外流情况。

[21]与：许。治：自理。

译文参考

      桓公问： “天下物价的涨落会趋于稳定吗？”管子回答说： “永远不会趋于稳定。”桓公问： “这不会稳定的道理可说来听听吗？”管子回答说： “天下土地东西距离二万八千里，南北距离二万六千里，天子居于中央，国土的四周每面距边境都有一万余里，百姓交纳赋税有的也要跑一万多里。因而有花了百倍的劳力还送不到国都的，有花了十倍的劳力还送不到国都的，也有近到转瞬就可送到的。这样距离远的就与君主疏远，甚至怨恨天子。而边境地区的诸侯接受了这些抱怨天子的百姓，善待他们，逐渐就缺席不去国都朝见。这是天子自己堵塞了百姓亲近的途径。如果精通粮食交易的人一离开，就不可能继续称霸天下了。”桓公问： “该怎么去做呢？”管子回答说： “请在天下四方设立土地分级管辖制度。天子居于中央，管辖方圆千里的土地，大诸侯管辖三百多里土地，列侯大约管辖百里土地，靠海的子爵、男爵大约管辖七十里土地。这样就像胸部带动臂部、臂部带动手指一样，一层管辖一层。各诸侯的势力微小无法与天子争夺百姓，他们在国内调节政令缓急、收入盈余不足，都不会成为天子的忧患。大海出产盐卤没有止境，山地产金属和木材不会停息，草木按一定季节成长，器物按一定周期损毁，卤水炼出的盐一天天消耗。用完了又重新开始，与天地的运动变化一样生生不息。这就叫设立土地分级管辖制度。”

        武王问癸度说：“对天子的献礼不丰厚，自己就不会被天子亲近；对群臣的馈赠不充足，左右就不会与群臣结好。因此如果不打算直接向百姓征税而又要满足左右的用度，有办法做到吗？”癸度回答说： “我国是一个四通八达的国家，远近大道都从这里通过，游客富商都从这里经过，各种财货都在这里周转。因而只要进入我国吃我们的粮食，用我们的货币，就一定会向我国输入黄金。请君主控制黄金的高价来调节万物的低价，再掌握万物而相互利用，这样，解决国家财用的策略就成功了。因此要谨慎地注意不失分寸，不然，怎么能治理百姓？”武王说： “该怎么做呢？”癸度说： “黄金出产在汝水、汉水的右旁，珍珠出产在赤野的末光，宝玉出产在禺氏的旁山。这些地方都距离周朝七千八百里，路途遥远，运来困难。因而先王估计它的贵重程度而分别加以利用，将珠玉作为上等币，黄金作为中等币，刀布作为下等币。先王善于调整黄金价格的涨跌，用来控制刀布和珠玉的使用，这样天下就满足了。”

核心内容解读

      本篇多方阐述运用轻重之术的方法，共分为各自独立的十四节。第一节针对天下土地辽阔，主张设立土地分级管辖制度，实行层层治理。

        齐桓公想了解可否让物价涨落稳定不变，但是管子认为由于地理距离远近不同、赋税负担轻重不同、边境诸侯亲疏的影响以及粮食交易的不稳定等因素，天下物价永远不会趋于稳定。那么，如何管理呢？文中管子提出了土地分级管辖制度。

      土地本为自然物，只有被人类开发和利用以后，才具备了社会意义。人类利用土地进行生产时，群体或个人对土地的占有、领有、私有、转让等行为，以及利用土地如何剥削、产品如何分配等问题，都是土地制度所涉及的主要内容。土地制度是一定社会制度下对土地关系的规范，是有关土地的所有权、使用权等方面的一套相对稳定的规则体系。土地制度反映了围绕土地的所有权和使用权而产生的人与人、人与地之间的社会经济关系。土地制度和赋税制度都是国家治理中最重要的部分。

      在这里我们大概了解一下先秦时期的土地制度的变革。虽然关于这些方面的文献资料不多，不过，大体来说，西周时期的土地所有权是周天子的，周天子按照爵位把一定的土地和人民，分别授予王族、功臣、先代贵族，让他们建立诸侯国，拱卫王室，诸侯有为周天子镇守疆土、服从作战、交纳贡赋和朝觐述职的义务。到了东周时期，天子的所有权淡化，诸侯国土地的所有权名义上应是诸侯国君，国君再把部分土地分封给各国的贵族，各国贵族的官职和分封的禄邑是联系在一起的，禄邑中的土地以及农民归贵族支配。但随着诸侯贵族权力的增加，诸侯的权力被架空，诸侯的采地逐渐变成了卿大夫所有，到后来完全被贵族瓜分，实际上形成了土地的贵族所有制，并可以世袭。

        到了春秋末期，据《汉书·食货志》记载，“周室既衰，暴君洿吏慢其经界，徭役横作，政令不信，上下相诈，公田不治。故鲁宣公‘初税亩’，《春秋》讥焉。于是上贪民怨，灾害生而祸乱作”。这时，各国开始探索新的土地制度，于是有了鲁国在宣公十五年实行的按亩征税的田赋制度。前文学过《管子·大匡》中记载，齐桓公践位十九年，曾经对流传的周制的赋税制度有所改革，“赋禄以粟，案田而税。二岁而税一，上年什取三，中年什取二，下年什取一；岁饥不税”。到了魏文侯时，又有了李悝改革，为魏文侯作尽地力之教。在秦国，

商鞅的土地改革吸取了李悝改革的经验教训，又根据秦国地多人少的情况来进行。公元前350年，商鞅第二次改革时，进行了“为田开阡陌”（《史记·秦本纪》）和“为田开阡陌封疆”（《史记·商君列传》）。商鞅一方面废除了井田制的阡陌，另一方面又确定了新的阡陌，废除井田的阡陌是为了扩大授田，让无地、少地的农民有土地可种，确定新的阡陌是实行土地私有，让一部分开垦的土地和一部分因功获得的土地的私有权通过阡陌被确定下来。保护土地私有的做法可能自商鞅时期就已经开始了。

      第二节阐述利用齐国的有利位置，控制黄金价格的涨跌，以解决国家财用。癸度建议通过合理使用不同等级的货币（珠玉、黄金、刀布），来实现国家资源的有效管理。这种方法在历史上也有类似的实践，如周朝、战国时期和秦朝的货币制度。这部分运用货币和资源调节等经济手段的内容在我们之前的学习中已经探讨过许多，这里就不再详细论述。

《管子》学习的背景知识

货币起源：人为选择的结果，远非俗物

          经济学教科书宣称，货币起源于物物交换。因为金银天然的货币属性，最终货币形式收敛到黄金白银身上。这个关于货币起源于商品交易需要和商品交换实践的理论，大约从亚里士多德“货币始于贸易需要”开始，经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等，最后形成于卡尔·门格尔，延续至今。卡尔·门格尔在《国民经济学原理》中讲道，货币必然合乎逻辑地产生于市场，交易者不断降低交易成本的努力使货币逐渐收敛到某种单一商品上，这一商品最终演化为货币。希克斯在《经济史理论》中，附和了门格尔的说法。这种具有相对严密逻辑推理形式的、带有社会达尔文主义色彩的货币起源理论，较长时期内占据着货币、金融教科书以及理论研究的阵地。

      但是，这种流传甚广的货币起源学说有诸多可疑之处。一是这种说法缺乏实物支持。大量的考古学和钱币学、人类学的证据，支持货币起源于非经济目的，而不是市场交换。马克斯·韦伯讲道，有证据显示，货币出现早于市场的形成。这意味着货币可能是交换的前提，而非交换的结果。或者说货币是因为有价值才进入流通，而非因为进入了流通才有价值。当然，这是站在货币起源的角度说的。二是如果货币产生于物物交换的自然选择过程，合乎逻辑的结果应该是用途最广的物品被选择出来，而不是（在远古时期）没有太多生活生产用途的黄金、白银等物品最终胜出。三是按照货币起源于物物交换的逻辑推理下去，货币的未来终将演化成为一个“高度精密的物物交换体系”，这正是20世纪八九十年代兴起的新货币经济学理论所宣称的。货币史难道要终结于技术进步吗？四是货币有着丰富的内涵，货币产生之后，虽然主要服务于物质交换，但货币的价值和意义，从来就没有仅仅局限于物质领域。我们可以观察到，在人类的精神领域，货币仍然能够发挥重要的作用。所以说，不应该把货币看作一个仅仅服务于物物交换的技术体系。

        越来越多的历史文献、考古发现和社会学、人类学的研究成果，支持货币起源于宗教、文化、政治等“人为因素”。中国古代文献中有大量“先王造币”的记载，同样地，亚里士多德不仅宣称“货币始于贸易的需要”，而且说“货币的出现不是出于自然而是人为的力量”“货币因约定而有价值”。马克斯·韦伯则说，从历史上看，货币的支付手段职能早于交换媒介职能。凯恩斯在《货币论》中说金银的价值是从宗教领域衍生出来的。大量经济人类学（如栗木慎一郎的研究）的证据，支持货币起源于宗教信仰及由此而来的文化习惯。

      考古证据展示，在远古时代，贝壳、黄金几乎不约而同地被不同区域的先人们用作货币，这是很神奇的。大约贝壳外形类似女子外阴，象征生命源泉。日本的《古事记》中，曾经记载有“贝具有能够使生命复活的力量”。而黄金和白银，由于其自然的物理属性，散发着太阳或者月亮般的光芒，被巫师视为上天遗留人间的礼物，是人与上天沟通的信物。这种说法也有例证，比如古代的神庙，多是金银之物堆积之地。

      还有一些证据。在我们如今的观念里，黄金比白银昂贵。但是在人类历史上，却不一定如此。彭信威在《中国货币史》中写道：“在公元前1000年前后，腓尼基及邻近国家通行白银有千年之久，而且银比金贵。古代希腊人认为黄金只值白银的十分之一。《旧约》中所记公元前7世纪时的情形也相同。在《摩西书》中，银质的献礼在价值上等于金质献礼的二十倍。埃及人虽然金银铜并用，但在他们同腓尼基等国人的贸易中，也使用白银。”黄金和白银哪个更贵？合理的解释只能是，这取决于人们的信仰。所以，人类社会早期不约而同地赋予贝壳、黄金、白银这些日常生活无用之物以价值，反映了人类早期朴素的信仰，对生命丰饶的精神追求。

      戴维斯（Davies）在《货币史：从古到今》中写道：“导致原始货币出现的最通常的非经济力量可以作如此归纳：杀人偿命钱；娶妻的彩礼；装饰礼仪；宗教与政治活动。人们接受某些物件，当初是供某种用途，后来往往发现因其可接受性也可供他用，于是也用于一般的交易了。”

      不仅货币的起源，在货币演化和收敛的过程中，人为的因素也超越了自然的选择。思拉恩·埃格特森在《新制度经济学》中引用克洛尔的话说，许许多多商品都具有作为交换媒介所要求的物理特性（如可携带性、耐磨损性、同质性、可分割性和可识别性等），但选择通用的媒介物基本上是一个社会性的决策。他进一步讲道，在被选作充当“货币”时，商品本身的专门特性几乎没有什么经济重要性，起作用的是由习惯和法律所组成的社会制度。由此可知，金银并非天然就是货币。金银成为货币，是人类选择的结果。

      人类发展史上，四大古文明里，有三大文明在同一个时期出现了铸币。铸币最早出现在土耳其西部，然后传到希腊，传到罗马。同时在印度出现了官方铸币，都是公元前6世纪前后。中国也是战国时成规模地出现铸币。大约在一百年内，三大文明不约而同地出现铸币，相信应该不是巧合。

        认识货币起源有助于理解货币的本质。

        可能是科学和理性思维作祟，经济学家们过于执拗于货币的物的属性。在观察货币流通现象时，在一些人眼中货币是物的奴役，而在另一些人眼中货币是物的主宰。但他们说的只是货币的某个片段，不是全部。事实上，不论是历史上的金属铸币，还是现代的纸钞，我们都能从中发现货币起源的一些蛛丝马迹。比如历史上的货币几乎都有两面，一面是权威（政治或者文化）的面孔，一面是物质记号（数字符号），这反映了货币的双重逻辑——精神世界、物质世界，以及它们统一于货币。

      显然，货币的价值是超越物质范畴的。正如泰德·克罗福德《金钱传》中的一句话：金钱可以召唤我们的灵魂，让它来审视我们自己的行为……金钱的丰饶不仅表现在田野工厂和办公室内，更重要的是，它表现在我们的思想和心灵的创造力和真爱之中。

货币，从其起源上看，远非俗物。

参考资料

《货币常识：历史与逻辑》，李义奇，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1年8月

《治道：商鞅治秦与现代国家治理的缘起》，叶自成，中信出版集团，2021年1月

《国富策：读〈管子〉知天下财富》，翟玉忠，博瑞森管理图书，2018年12月

《管子译注（全二册）》，谢浩范；朱迎平 译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20年12月

《管子（全二册）——中华经典名著全本全注全译丛书》，李山 轩新丽 译注，中华书局，2019年4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