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习录》三四四：打不过时，试试加入

《传习录》三四四：打不过时，试试加入

（此部分为钱德洪为王阳明所录《朱子晚年定论》作的引言。在《传习录》编订众弟子心目中，整个《朱子晚年定论》是作为《传习录》的辅助材料出现的，用以印证阳明心学同朱子晚年定见的一致性。）

《定论》首刻于南、赣。朱子病目静久，忽悟圣学之渊微，乃大悔中年注述误己误人，遍告同志。师阅之，喜己学于晦翁同，手录一卷，门人刻行之。自是为朱子论异同者寡矣。师曰：“无意中得此一助！”

隆庆壬申，虬峰谢君廷杰刻师《全书》，命刻《定论》附《语录》后，见师之学与朱子无相谬戾，则千古正学同一源矣。并师授叙与袁庆麟跋凡若干条，洪僭引其说。

阳明心学同朱子之学之间，一直纷争不断。以至于后人觉得两个彼此吹胡子瞪眼的老头，定然是在同一个时空中撕扯过的。实际上，两个了不起的人之间，间隔着将近三百年的时空。公元1200年，七十岁的朱熹与世长辞。两百七十二年后，王阳明才在一个殷实之家呱呱坠地。

老年朱熹，给人留下严谨的道学先生的面孔。相对于王阳明而言，朱熹的面孔更接近于以“温良恭俭让”著称的孔子。从岁月隔阂角度讲，朱熹也早王阳明将近三百年，似乎距离孔子更近一点。

少年王阳明，给人留下豪迈、不羁的印象。七八岁时，他同自己的父亲讲，自己要立志做个大将军。几年后，又改口说要立志做“圣贤”。这个同今天所有少年没什么两样的少年，最大的“魔性”便是从此笃定地抱定了这个“学为圣贤”的志向。为了做圣贤，他出入佛道，最终归本孔孟。他沿着朱熹标定的通往圣贤的“格物”之路，与好友一同从“格”竹子入手，立志格尽天下事事物物，以最终实现“学为圣贤”的初心。奈何说说简单的东西，做起来难于登天。在竹子面前静坐七天七夜后，终于高烧病倒的王阳明意识到——此路不通——至少朱熹给定的这条路他王阳明走不通。格明白竹子尚不可得，如何能格尽天下事事物物。

圣人讲过“人人皆可以为圣贤”，“学为圣贤”的这条路便一定是存在的。《大学》明确给出了“大学之道”的“三纲领”“八条目”，沿着“三纲领”“八条目”，怎么会做不了圣贤呢。被抛到龙场困境中的王阳明，遭遇着前所未有的生命与精神上的双重困境。痛定思痛，他苦苦思索。圣人如果处在我的处境上，他会怎样做？又反过来想，假如我处在圣人的处境中，我又会如何做？最终，他的头脑中电光火石般闪过八个字——“圣人之道，吾性自足”。从此，他专注于“心外无物”“心外无事”“心外无理”，并由此意识到所谓“知”，不是外在的“知识”，而是无所谓外也无所谓内的“良知”，这个“良知”是孟子所讲的“不学而能”“不虑而至”，是人人所自性具足的。由此，进一步推展，“格物”再也不是朱熹所讲的“穷尽事物之理”，而是“格正内心之非”——正其不正以归于正。

正是这一念的相左，天下儒生选边站队，或坚决信从朱熹，视阳明学说为异端邪说；或坚决信从阳明心学，认定朱熹所说是迂腐之见。从此纷纷嚷嚷，争论不休。

从相异的角度出发，圣明如王阳明，也在同他人的信件中，表明只要讲的是真理，即便是出自鄙夫之口，也是应当信从的。只要不是真理，即便是出自圣人之口，也应当允许质疑和反对，铿铿然如同行将就义的烈士。或许，正是阳明先生自己的铿铿然，引发了门下弟子的举旗站位，同时引发了朱熹粉丝团队的敌意。

《朱子晚年定论》首次刊刻在南安、赣州完成。朱熹先生晚年患眼病时日较长，休养期间忽然领悟圣人之学的深远、微妙，方才后悔于自己中年时期那些轻浮著述的误己害人，于是以书信形式广泛告知四方同道学者。阳明先生读了这些信件之后，欢喜于自己的“致良知”之学与朱熹先生晚年观点的一致性，便亲手抄录了一卷，门人弟子将其刊刻印行广播天下。自此之后争论先生学说与朱熹先生学说异同的人就少了许多。阳明先生说：“不经意间竟然得到这样有力的帮助。”

嘉庆六年，虬峰人谢廷杰刊刻印行《王文正公全书》，在《语录》后附录了《朱子晚年定论》，以凸显阳明先生的学问与朱熹先生的观点并无相左冲突的地方，以此表明自古以来圣学正统的同宗同源。在这里“我”除了将阳明先生的序与袁庆麟先生的跋等若干条合编成册外，还冒昧地引用两位先生的文字拼凑成这篇小序作为引言。

或许，当阳明先生真正说出“天下之人心，皆吾之心也”时，恍然间也是有领悟的。既然“天下之人心”都是“我”之心，干嘛容不下近三百年前一个积极上进的老夫子的局限性呢？

心念通时，蝴蝶自来。看到朱子晚年信件的那一瞬，阳明先生明白，这哪里是他同朱子之间观念上的和解，分明是自己本然之心与使然之心的一次“和解”。在这“和解”里，他更加清晰地看到了“致良知”之学的“渊微”——精深微妙。

视自身与天下万物为一体，哪里是一种说说而已的观念或“知识”，不到打不过、打不赢、打不出个所以然的境地，哪里会真正去想“一体同然”？毕竟，打不过时，最好的结局便是“加入”。

打不过时，试试加入。无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