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蝴蝶湾实在是一个非常小的村，整个自然村也就一个生产队，东玲的其他的三个自然村，都要有三四个生产队。因为小，户数也少，人数也少。在我记事的时候，全村也就是二十来户，七八十人，姓也只有七八个，从南边开始，是陈家、吴家、汪家和吴家，过中间的小石桥，就是顾家、陆家、叶家、陆家和朱家。记得还有一家姓费的，但只是一个孤老太，而且还有精神疾病，过世后就再也没有后人了。我家姓叶，处在两个陆家的中间，自然，我上学之前是姓叶的，后来我自作主张改成了姓父亲的姓。一般的，一个姓是一个大家族，一般兄弟或叔伯三四人，共用一片稻场。比如汪家，就是四兄弟，后来除了最小的兄弟是聋哑人没有成家外，其他的三兄弟都分家立业，各家又有了二到三个子女，这一辈人就是我的同龄人。记忆中，村子虽然不大，但同辈人也有二三十个，都是童年记忆里的玩伴。
村里与爷爷奶奶一辈的老人，我记忆里都印象不太深。顾家爷爷会讲故事，夏天的时候我们就聚在他家的弄堂里听故事，大家都叫他“老酒鬼”，可能是他喜欢喝点酒，但我并没有他醉醺醺的任何印象。或者我家的辈份高，隔壁陆家的荣元，我称他老伯伯的，眼睛有点毛病，到上海去看过病，回家就跟我们讲，上海的楼房有多高，朝上看的时候帽子会掉到地上，火车开动时会发出“轧煞勿关”的声音，当时的我们没有见过什么世面，故事是当天书听的，听得津津有味。
村上人不多，但在外面工作的，或者说吃公家饭的不少，几乎家家都有一个，而且都是男丁，我家母亲是个唯一的例外。我掰了下手指头，不下十名，汪家两兄弟，一个在上海青浦莲盛的木业社，一个在平望的农机厂。还有在镇上政府上班的，在平望养殖场工作的。这些人大概都是从小在外面做学徒，解放后正好招工成了公家人。另外一个印象是，村上的老师也多，共有四位，屠老师与我父亲，是从学校毕业分配当老师的，陆老师和我母亲是民办教师转正的，一个小村庄上集中了那么多老师，也是不多见的。
其实，蝴蝶湾村不光老师多，学校也多。村南和村东各有一所小学校，我的小学就是在这里完成的，母亲就是这两所小学的老师。算起来，这两所小学应该就是一个学校，大概是分了两个校舍，按现在流行的说法是两个校区。东边的只有一幢朝南的平房，有两间教室和一间办公室，房前是一片操场，后来大概因为教室不够，在东侧又加盖了一间。村南的校舍也是一幢平房，但教室要多些，前面的操场也更大些，好像还建了一个篮球场，后来在东侧又加盖了几间偏房，用作老师的宿舍。这个小学校，也是村里的中心，凡是大队开社员大会，或者晚上放电影，大体就在这里。我印象中还开过比较大的几次会议，参加的人员来自整个公社或者更大范围的周边乡镇，因此用上了扩音的电喇叭。参会人员的午餐是要自己解决的，每个大队都会派个做饭的作保障，每家每户都会有人来借用灶具，也就是白菜肉丝或萝卜烧肉这样的菜，加上白米饭，现在看来极为平常，但在那时可算是好伙食了，做饭的炊事员总会给东家留点饭菜，算是借用的报酬，我也吃过，也就印象极其深刻。看电影是当时少有的娱乐活动，知道晚上有电影，邻近村上的人就早早地搬了长凳来占位置，我家因为母亲在学校当老师的关系，总会占到好的位置。记得有一次，放越剧电影《红楼梦》，中间突然下雨了，我就躲在教室里，免了淋雨之苦。
因为有两所学校在村上，除了村里的老师之外，上面也会派一些老师来，比如夏老师一家，就住在我家东面陆家的厢房里，他家夫妻两个都是老师，有一对女儿，后来都跟我成了同学。还有柳老师、陆老师等等，也是印象比较深的。前些时候，碰到一位老长辈，他说也在村上的小学教过一年书，可惜我没有一点印象。我读小学的时候，就在母亲的班里，乡村小学，常常是复式班，不是我们的课，也坐在黑板底下听，所以我的小学究竟上了几年，还不太好算。我还记得，有时会有代课老师临时补差，大多是插队的知青，有位苏州来的插青在代课时，给我们讲郑人买履的故事，可惜她的普通话没有过关，她说“有个郑国人到街上去买孩子”，至今，我仍记得全班哄堂大笑的情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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