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主义鼓励多元的生活方式，每个人只要不违法，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列奥·施特劳斯认为这会导致价值虚无、道德堕落。如今社会大部分人的确感觉道德迷茫，顿觉施特劳斯所言极是。不过，有些拥护自由主义的学者对施特劳斯的批评不以为然，进行了有理有据的反驳，反驳是否在理，我们逐一来辨析。
今天，我们来看看钱永祥先生“有理由的行动才有价值”的观点，他认为，我们不可能为所欲为，做事必然有说得通的、别人可以理解的理由，有了理由就有了活着的意义。这个理由不只是欲望、偏见，仅仅任性的欲望、偏见没法获得理解，无所谓价值（钱永祥，2014年，269-271页）。比如美国白人歧视有色人种、希特勒歧视犹太人，都是明显的偏见。
问题是，可以说得通的理由就一定不是偏见吗？一些社会有识之士哀叹如今的社会风气极坏，认为根源在于道德教育的失败，好的教育就是古代的读经，这样的人如果当了权力很大的教育部长，可能会强制推行读经教育，要求学生在义务教育结束之前通篇背诵四书五经。曾经接受过四书五经教育的一些老学者也证明，从小死记硬背古代经典，对于长大后的为人处世很有帮助。这样的理由不能说没有力度。不过，宗族社会、科举制度、儒家思想一统中国、士农工商的贵贱排序等等的消失，都让我们怀疑推行读经教育的可行性，我们会觉得如此复古纯属偏见使然。在这里，偏见与理由的界限是很模糊的。
人们行动的说得通的理由中，必然蕴含着欲望甚至偏见，追求欲望满足是人之常情，始终坚持自己的偏见，也是自我肯定的一种方式。哈贝马斯反对议会制度，理由是在这种制度下精英通过操控民众为自己谋私利（莱斯诺夫，2001年，375页），在自由主义者看来，这完全是偏见，西方的议会制度，使得相关国家运行正常，兼顾了精英和民众的利益，可是这根本说服不了哈氏，他依然可以认定，议会让弱势群体很受伤。当然哈氏思想对西方社会影响有限，可以说他为自己理想化的偏见奋斗了一辈子。
哈氏的偏见与歧视犹太人的偏见不一样，前者基于人本主义而后者不是。钱永祥先生强调的就是类似人本主义的普遍价值，他认为行动的理由要成立，必须联系到对说理双方都成立的共通价值，这正指向普遍的共识。说理双方也许不会很快达成共识，会继续争辩以寻找更普遍的理由，可以超越文化、社会、时代等等的障碍（钱永祥，2014年，271-272页）。有这样普遍价值的撑腰，生活便不再迷茫。不过钱先生的观点对哈贝马斯与自由主义者之间的争论并不适用，争论双方都认可普遍的价值——人本主义，可是他们对于议会制度的看法正好相反。
再比如清末的国家法律对有夫之妇的婚外情处罚严厉，呆在中国的西方人对此很不适应，他们那里的婚外情只是道德问题，法律管不着（陈嘉映，2013年，130-131页）。当时的中西双方都认为自己是为了人们的幸福。中方会说法律的威慑力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阻止已婚女子沉溺于情欲，不要动歪心思，好好经营家庭是正事，家庭和睦才幸福。西方则说，如果法律管了婚外情，那些婚姻不幸福的人会因为追求真正的爱情而受罚，这是不人道的。如此的文化差异在当时无法跨越。当然，现在的中国大陆在对待婚外情方面已经与西方全面接轨，反而在中国台湾，按如今的法律，有配偶的一方通奸依然是有罪的（陈嘉映，2013年，137页）。虽然台湾更多保留了传统，而大陆忘却传统多一些，但是，大陆与台湾在重视亲情、熟人关系方面，依然是相似的。这样的特点使得中西方在评价西方基本价值时分歧严重。
比如，对于组建社会团体的自由，西方认为人在自己认可的团体内活动才可以充分实现人生价值，比如那些致力于保护动物或环境的公益团体，人们在实现团体目标的前提下也顺便满足了个人的欲望。中方则认为，团体很容易被用来维护参与者自己及其亲人、熟人的利益，团体组建的初衷，往往被忽略，如此损公肥私的团体，不要也罢，团体利益受损，必有弱势群体的利益受损。西方挺团体，因为团体有助于团体成员的自我实现，中方抑团体，是因为团体阻碍了弱势群体的自我实现。大家都看重自我实现的价值，在此共识的基础上，却难以进一步达成共识。
总而言之，理直气壮完全是个误会。我们行动的理由也许就是偏见，只是包装得像理由而已。即使大家都认可一些理由，也不代表能够行动一致，从同样的理由，完全可以推出截然不同的结论。
参考书目：
钱永祥：《动情的理性》，联经出版，2014年2月
迈克尔·H·莱斯诺夫：《二十世纪的政治哲学家》，冯克利 译，商务印书馆，2001年07月
陈嘉映主编，《普遍性种种》，华夏出版社，2013年0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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