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文效应

托马斯·霍文是很难缠的纽约大都会博物馆馆长，他以高度的鉴赏力、察觉力以及自身在艺术判断方面不可动摇的自信心而闻名，但是他并不是一向都是如此充满自信心的。

他19岁时，在普林斯顿大学的成绩不及格，他感到焦虑、自卑并质疑自己的判断力。在辍学之前，霍文决定去上最后一门课，那是有关雕塑方面的高年级讲座。第一天上课，教授讲台上放了一件有细长管子的发亮金属物。

“诸位，”教授对8位普林斯顿的学生说，“请对此物件的美学优点特质提出意见。”

“圆滑的流动性。”长青联俱乐部的一位四年级学生说。

“球形和谐。”三年级的学生附和道。课堂里学生一个接一个地喝彩，直到只剩下这个三年级的长着青春痘的霍文。

“嗯，这个东西磨得太光滑、太机械化、太冷、太流线型、太具功能性，这不是艺术品。”霍文道歉地喃喃而语。

这件物品是妇科用的子宫镜。

“从此以后，”霍文告诉我们，“没有任何事可以阻止我了。”

霍文转变的事件是正面的。打破儿时或青少年时期生活惯例的一项重要事件，不管好坏，可能会使孩子重新定义自己是谁、自己有什么价值，从而显著改变他们的悲观或乐观。

研究这种罕见事件极端困难，也正因为他们极为少见，所以霍文效应的证据比父母、老师或基因影响乐观的证据要弱。一项证明从研究悲剧事件得来，那就是母亲的死亡，因为这种不幸事件足以让我们做深入研究。

乔治·布朗是伦敦一位精力旺盛且有着奇特经历的社会学教授。30多年来，他研究伦敦贫穷主妇的抑郁前兆，发现那些在11岁前母亲去世的成年人中，一生患抑郁症的风险性很高。母亲的过世是永久性的（她不会再回来）、普遍性的（孩子有许多事都依赖母亲）。从那时起，就成为他们看待损失的标准，所有的挫折很快被灾难化为永久及广泛的损失。

有这样一个例子，一位幼年失去母亲的妇人，得知她成年的儿子将移民去新西兰的消息，她不认为儿子离开是去创造新生活并且还会回来，而是将儿子视为死亡。在幼时遭受身体虐待或性虐待的成人，也会有悲观的解释风格。父母争吵、分居或离婚，是给孩子带来创伤的更常见的事件。父母之间常出现纷争，那么他们的孩子会较为悲观，甚至会患抑郁症。

相对的，一项意料之外的挑战所获得的掌控感可成为乐观一生的主要动力。以下是著名心理学家马丁·塞利格曼的童年故事：

“1950年，我15岁，我正在马铃薯田里做着成为布鲁克林道奇队内野手的白日梦。我很努力地提高自己不算太好的棒球技术。我也知道自己近视、太胖、跑得慢、笨拙，球时常从我的手套边飞过，或是从我伸出的球棒边飞过。我讲话女孩子们都听不懂，我很容易脸红，难怪我喜欢的女孩子从来都不正眼看我。

那个夏天，我遇到了响尾蛇。

它朝着我的右边看，虽然岔开的舌头在飞舞，但是它还没有发觉我。我走了几步后就停下来，我可不能错失这次机会，不能让这条蛇在我的后院横行。我有球棒，也有响尾蛇，所缺的只是结果。我们两个中，一定有一个得死。

当我挥棒时，我完全落空，棒子打到离目标还有好几寸的地上。“只用棒尖打”，正如爷爷警告我不要做的那样。它转过头来，好像在决定是否要咬我，但是它的眼睛闪着恨意，口里发出嘶嘶声。它正对着我，尾巴摇动作响，并朝我露出储存毒液的尖牙，它的嘴又白又宽。我弯下身一棒又一棒地挥击它，它终于在离我几英寸的地方停止前进了。

我等到它完全停止抖动后，用手从靠近它尾巴的地方把它拎起。我走向屋子，手臂向前直伸，蛇在我的面前摇晃。‘我的天呀，’爷爷说，‘这个小孩自己抓了条响尾蛇。’

那个夏天我瘦了12斤，秋天开学后，我体型匀称、走路姿势优美、跑得更快，并去参加学校的舞会，我也学会了与女孩聊天……

最近在父母家，我找到一张1950年照的黑白相片。相片中有个胖胖的戴眼镜的小勇士，手里握着一条三英尺半长刚被打死的响尾蛇。那个小男孩笑得很灿烂。”

相反的情形也一样是真实的。不寻常的无助与失败，例如母亲去世、身体上遭受的虐待、父母激烈的争吵，或是青春期在性爱方面被严厉地拒绝等，都可能使乐观崩溃。“我永远不能完成一件事情”、“世界不公平”或是“我没有值得别人爱我的地方”，自此发展的假说是不需外力协助就可自行完成的。

一旦悲观出现，就会得到强化。每一次拒绝与失败都会有一些永久及普遍的真实原因，发展中的悲观者抓住这些原因，并将它们视为唯一的而忽略其他较乐观的原因。发展中的悲观者只要打开电视或是阅读报纸，即可加强其悲观的想法，悲观就会成为他的生活方式了。

最重要的问题就是：我们该如何干预？如何将悲观转变成乐观？如何加强并保持孩子的乐观？我们无法改变孩子的基因，但是很大程度上基因决定了他成功或失败的经历。父母可以改变自身的悲观，改变批评孩子的方式，并在适当的时候给予孩子掌控的经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