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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5年刚开年，总部位于大马士革的阿拉伯作家联盟就发表声明：开除居住在叙利亚但有着黎巴嫩国籍的诗人兼文学评论家阿多尼斯的成员身份，作家联盟自此与他毫无瓜葛。两年前，阿多尼斯前往西班牙格拉纳达（Granada）参与一场文学会议。会议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协办，聚集了以色列与阿拉伯各国的文学创作者，以色列外长希蒙·佩雷斯（Shimon Perez）和巴勒斯坦领导人阿拉法特也双双参会。那次会议在阿拉伯知识分子当中掀起了轩然大波，他们围绕阿以关系正常化（tatbi）、双方的文化交流展开热议。
阿拉伯世界在军事上的弱势是因阿拉伯各国政客软弱、政局破产而造成的，阿拉伯人不能把头埋进沙子里，对现实拒不接受，也不能被政治上的挫折吓倒。
1993年9月13日，阿拉法特与伊扎克·拉宾（Yitzhak Rabin）在美国白宫进行了那次历史性的握手；1996年5月29日，希蒙·佩雷斯和工党在以色列大选中一败涂地。在这两件历史大事发生的间隙，阿拉伯知识阶层陷入了困顿。巴以之间秘密的和平协议粉碎了他们的所有瑰丽幻想。
坚定拒绝与以媾和的人士更是认为阿拉法特的求和之举可能造成骨牌效应：有了他的这个先例，早就想要对以色列妥协的各路人马——从掌控约旦河东岸土地的哈希姆家族到卡塔尔和阿曼的王朝统治者，再到突尼斯和摩洛哥两国政府——肯定纷起仿效，他们的行为也将变得合乎伊斯兰教法理。
阿拉法特的《奥斯陆协议》让1948年的流亡一代变成了丧家之犬，扼杀了他们“回家”的念头。现实残忍且乏味，阿拉法特苦心维持的巴勒斯坦民族解放运动无法满足巴勒斯坦人民的美好期待。
阿拉法特在《奥斯陆协议》这件事上做得很好；历史给了他一份极为珍贵的馈赠——一次从头再来的机会。巴勒斯坦民族主义得救了，但阿拉法特似乎是孤身一人担起这份担子的。在巴勒斯坦的知识分子与政界人士当中，为他发声者寥寥无几，就连那些追随他30多年的民族主义旗手也抛弃了他。
阿拉法特的形象改变了。1993年，在他65岁的时候，历史赋予了他全新的角色。他将以他的新角色驾驭两股不可调和的力量：一方是以色列人，他们急于跟巴勒斯坦居民隔绝开来；另一方是巴勒斯坦的激进势力和那些“扔石头的孩子”。有一点不可否认，散居叙利亚、黎巴嫩、约旦、底特律、纽约与澳大利亚的巴勒斯坦移民乃是阿拉法特的坚强后盾。
《奥斯陆协议》虽然赋予了1948年以来流落异乡的巴勒斯坦难民以“回归故土”的权利，但大家都不是傻子，清楚这权利不过是空头支票。没有哪个巴勒斯坦难民觉得自己能顺顺利利回到阿卡、雅法或者海法的老家。阿拉法特告别了一整套政治遗产，得到的却只是一种可能性。
和谈过去三年之后，沙拉比改了主意。他转而坚信：所谓和平协议，不过是逼迫巴勒斯坦人“可耻地乞降”。至于阿拉法特和他的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根本不是万千巴勒斯坦人民为之奋斗的“独立、民主的制度”，而是与南非种族隔离时期的“班图斯坦”（Bantustan）别无二致，其存在价值只是听从以色列的差遣。
沙拉比向同胞们发出倡议：摈弃阿拉法特式的“和平”，争取真正的和平。有学者认为，唯有难民们“回归故土的权利”得到保证，建立“独立的、以耶路撒冷为首都的巴勒斯坦国”，“和平”才算真正降临。
没过多久，沙拉比便和故乡彻底绝缘。远在芝加哥的他一直通过《纽约时报》追踪巴勒斯坦的情势。
46年过去了，沙拉比再次回到出生地。此行，他要探访自己的过去。他的身边除了阿莫司·奥兹，还有英国广播公司派来记录这次旅程的摄制组。归乡之行恍如一梦，沙拉比感叹道：“雅法的一切都变了，一切却似乎毫无改变。”走在雅法的主干道上，他发现楼宇还是那般老旧低矮。童年时候的老字号现下还在开门迎客。“我听见了汽车喇叭的轰鸣，也听到了街头巷尾行人交谈、小贩叫卖的声音。
阿拉法特摈弃了原先的路线，由此得到不少意外收获。1996年5月1日，他在白宫的椭圆形办公室会见了比尔·克林顿。这可是巴勒斯坦历史上的第一次。还是希蒙·佩雷斯亲自斡旋，为阿拉法特赢来了与美国总统见面的机会。
20世纪70年代，贝鲁特云集了巴勒斯坦民族解放运动的支持者和武装人员。当时，哪怕想象力最为奔放的贝鲁特人，也无法预见事情会发生这样的变化。对那时的黎巴嫩而言，阿拉法特并非一个外来的破坏者。他主张阿拉伯民族拥有共同的命运，无数的黎巴嫩穆斯林和基督徒为之倾倒。黎巴嫩宗派林立的政坛生态给了他生存的空间。
时间进入20世纪90年代早期，就连纸醉金迷的“海湾油霸”也已荣景不再。持续十年的赤字生涯让海湾地区的六大产油国疲惫不堪，1973—1983年这“黄金十年”收获的外汇储备慢慢见底了。
《奥斯陆协议》的以方设计师佩雷斯对未来也有着不切实际的期待。他深信，自己奠定的和平局面犹如黎明初晖，宣告着“新中东”的诞生。《奥斯陆协议》的影响会在新千年开花结果，届时的“新中东”将会施行市场经济和民主选举，各国边界开放，人民可以自由迁徙，中东的沙漠将会变得繁华，征服与攻伐将让位给商贸往来。极端的民族主义将因此失去人心。“
1996年5月，以色列大选结束，佩雷斯未能出任总理。这对阿拉伯诸国的知识分子而言是个大好消息，为他们送来了政治上的新生，因为他们不用再忍受和平的束缚了。他们本来就不相信佩雷斯许诺的美好未来，而如今就连以色列人自己也拒绝了这个规划未来的先知。大选落幕的六个星期之前，佩雷斯曾命令军队进入黎巴嫩。这次代号为“愤怒的葡萄”（Operation Grapes of Wrath）的行动并不成功，为佩雷斯的下台奏响了序曲。佩雷斯此举是要惩戒几起恶性恐怖活动。此前短短八天之内，阿什科伦（Ashkelon）、耶路撒冷和特拉维夫连续发生了惨烈的自杀式炸弹袭击事件，59人失去生命。
内塔尼亚胡当选以色列总理，意味着阿拉伯重新回到了知识分子熟知的那个世界。泛阿拉伯主义的政治秩序虽然无望重整旗鼓，但只要巴以的往日仇怨再次蒸腾，只要被佩雷斯和阿拉法特模糊的民族界限再次清晰起来，就足以安慰知识分子。
以色列方面倡导和平的那一派下台了，阿拉伯阵营中的不少人如释重负。卡巴尼在写给参加开罗峰会的领导人的公开信中捕捉到了这种情绪。字里行间除了讥诮与苦涩，还带有一缕希望色彩。
《奥斯陆协议》已成一纸空文。对于协议带来的和平局面，阿拉伯人既不期待，也不欢迎。三年来，大家苦苦地争论“巴以关系正常化”。他们谈论以色列，其实就是在谈论他们自己。这种谈论从犹太复国主义降临到他们这个世界的那一天起就开始了。
海湾产油国债台高筑，伊拉克遭遇了失败与饥荒，巴勒斯坦民族解放组织成员则垂垂老矣，一无精神可以继承，二来缺乏国际上的支持和同情。所以，1993年的《奥斯陆协议》不可能是平等的双边条约。埃及记者海卡尔是纳赛尔的忠实信徒和阿拉伯民族主义的旗手。
萨利姆代表了一个团体。他和他的同路人属于过去的埃及，深信世界终将归于大同。哈基姆、阿瓦德还有法乌济都认同这一观点。萨利姆知道自己是在逆水行舟，清楚他抗击的这股大浪所具备的无边威力。
主人公要走了，将军的临别微笑带着几分惋惜，让人觉得有点讥讽。他回到了自己的国家。“我通过了一场艰难的考验，对得起自己的良心……我没有动那些女人一根指头，也没给自己的形象抹黑。”
阿以和平进程是一起自上而下的行动，由各国政府一手操办，而且自始至终秘而不宣。最为激烈的反对之声无不出自政府难以完全掌控的角落，也就是各国的“公民社会”当中：反对者有各大职业工会的成员，也有工程师、医师和记者组织的积极分子。谁能想到，阿拉伯诸国最为自由、独立的一群职业精英，却成了原先民族仇恨的忠实
拉宾是“七日战争”时的以方军队指挥官，时光流转，侯赛因国王竟然要向仇敌致意。侯赛因国王表示：“我们不羞愧也不担心。我们只有坚定的决心，要把我的朋友为之献身的事业继续下去。我还要继续祖父在这里的事业，当年，还是小男孩的我就和他一起见证了他的努力。”
所有流亡者都被从赖以生存的环境当中连根拔起。他们只能闭目塞听，回绝那残酷的真相。他们愈发对外封闭，形成一个沉溺于幻想之中的小圈子。他们的生活只有缺乏生气的回忆和永远无法成真的幻梦。
远离故土肯定是万般艰辛的。流亡人士的大半理念都已失落，他们已经不能再放弃塑造他们的那场斗争了。他们用流亡者的方式想象过去（和那个失落的国家）、忠于过去。其实，流亡有时候对他们大有裨益——他们因此获得了西方名校的优厚职位和全新的职业生涯——但他们仍旧觉得，新的家园并不完全属于自己。他们会怀念自己生长的那片土地，是十分自然的。
仍有一部分以色列领导人想要帮助巴勒斯坦完成建国之业。这帮人虽异想天开，却也熟知巴勒斯坦方面的弱点。他们一心扶助自己的阿拉伯邻居，要帮助巴勒斯坦人建造他们自己的政治世界，从而将对岸的阿拉伯国家势力赶出约旦河西岸。一些巴勒斯坦人也挺身而出，愿意号召他们的人民去和以色列接触。可是，他们都是些胆小怯懦之人，根本无法担起如此重任。帮助巴勒斯坦建国的想法无法落实：民族主义无法由一个民族赐予另一个民族。
想当年，拉宾为了投身军旅不惜抛下农学专业，放弃了加州大学提供的水利工程学奖学金，于1941年参加了犹太人在巴勒斯坦的地下武装。他年轻时，以色列还是一片以务农为主的边地，如今这个国家的经济、科技和军事实力都已不可小觑。拉宾接下了这副担子和随之而来的可能性——让以色列走上强国之路。他忠于以色列的国父——他这一代人沉默而顺从，巩固了前辈的革命成果——并着手为新的犹太复国事业打好基础。
在这一小部分宗教激进分子看来，1967年的胜利并不是实用主义者拉宾奋力争取来的，而是上帝庇佑的神迹。在上帝的旨意下，这片被占据的领土将会永世归属以色列。拉宾可不觉得1967年的胜局有何“奇迹”可言。那场战争无关宗教、平平淡淡。他只是尽到了军队指挥官的本分。他担心手下的士兵，忧虑埃及空军的突然袭击。战争期间的每个夜晚，他都是在过量的尼古丁、疲累与烦忧中度过的，几近崩溃的边缘。他的同胞都在极力赞颂那场大捷，他本人却几乎避而不谈。
自然，他无须为“作战”期间的任何行为承担刑事责任。达卡姆萨最终被判处25年有期徒刑。消息一经传出，1,000多名大学生涌上安曼街头为他求情。事情就是这样：哈希姆王室渴望和平，民众却更为记挂民族仇恨。这种鲜明的对比可谓一道熟悉的风景线。
沙尘暴的漩涡包裹着所有人。阿拉伯人日益意识到：盲目仇视以色列的思潮已经走到了尽头，阿拉伯民族应当正视自己的处境，了解他们自己想要一个怎样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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