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阳农专是一所鲜有人知的高等专科学校，跟全国几百个地级市都会有的那种籍籍无名的大学一样，它同样在近些年有了新建的校区。
据我所知，那是在8年前，新校区附近有一处建筑工地，少强在那个工地打暑假工，那时他刚读完大一，在江西的一所民办学校，念本科，日语专业，那还是它复读一年考上的。
可能由于时间少的缘故，我还没有感受到读了大学之后的他有何变化，只是在电话里听他说在工地干活，浇混凝土或者扎钢筋，总之是高强度的体力劳动，而感到惊愕不已。
他听我说不想上学了，我在陕西的一所民办学校读大专，也是大一，一方面是我觉得缴纳学费吃力，一方面是觉得没什么念头。他鼓励我，又像是在为自己拉拢战友，对我说：“咱们几个没一个上大学的，赵玉，老电。你要是也不上了，我一个上大学没啥意思了。”我心里有些感动，这感动仿佛是在说：“啊，我去上学，不单单是为了我，也是为了另一个朋友啊，这样仿佛有了一点情感羁绊，去上学，变成了不是那么没有温度的一件事”
他又补充道：“你去吧，我到时候给你打过去”。这是我给他打电话的正事，借钱。我打算去广东打暑假工，挣学费，或者说挣钱，如果不上学了的话。我只有车费，去了身无分文，很难办。他说过几天就可以结工资，让我放心去，到时候给我打钱。
我就这样怀揣几十块钱出发了，本来想去惠州，但是坐过了站，到深圳西下车，下大雨，我背着书包淋着雨，除了火车站那个铁皮遮盖着的长廊，又过了一个立交桥，就算是到了南山区。
那时候我觉得自己活着完全是靠想象力活着的，对19岁的我来说，“世界是一个迷宫，我一无所知，但我是个游侠，要来闯它一闯，有美人，也有江湖儿女。”
找工作的经验我是有，由于下雨，我也走不远，就在火车站出口的那条大街，沿着沿街商铺走着，一方面躲雨，一方面想寻找是否有店面要干活的小工。销售员之类。
我搭上话的第一个人是一位小哥，可能比我大几岁，热情而乐于沟通，在一家手机专卖店，不过那里并不招工，我继续往前走，看到了真功夫快餐店，那是我第一次见到，我觉得那个品牌的LOGO很像李小龙，我觉得那就是李小龙吧。
在转角处我给我妈打了个电话报平安，其实具体说什么已经忘记了，可能骗我妈说：“我已经跟同学接上头了”。又或者说“我已经找到活了，你不要担心我，我走南闯北的你还不知道吗”。
接着雨已经听了，我过了斑马线，去了对面，一家夜总会，门口贴着招聘告示，要夜场服务生，我进去了，当时虽然是下午，但外面是晾着，沿着楼梯往下，进了那个夜总会，在负一层，前台是一个四五十岁的短发女人在那坐着，我说明来意，她给乐我一张信息登记表，我瞄了一眼她，神情粗糙，眼角一块暗红色胎记，真让我害怕，我填了一半就跑了出来。
我不敢在里面做工，这恐惧也来自于想象，可能是古惑仔电影里的黑帮故事，让我觉得夜总会里都是法外之徒，是大哥大和大姐大们活动的地方，毒品、暴力、可能还有刀光剑影。
出来以后感觉天又暗了一层，不安感也厚重一分，怎么办？得快点找个容身之所，然后我看到一个中式餐厅，木质矩形牌匾上写着“土土堃”，主打湖南菜。
我就在这家餐厅找到了栖身之处，当传菜员，负责端盘子，每当下午用餐高峰的时候，王老吉的推销员就会穿着一身红色的王老吉品牌是旗袍，还斜挎着绶带，按现在的说法，她是一个漂亮的小姐姐。很漂亮，伶牙俐齿，对那些过来就餐，在我看来都属于富裕阶层的顾客，聊个不停，常常逗得满座大笑。我注意了她很久，直到我离开那里。她应该没注意过我的存在。
少强不久就给我打钱，我就起身去了惠州，我要去工厂，我觉得只有去工厂才能短期挣一笔钱用。
那是我第一次去深圳。
咸阳本地人把咸字读第三声，这是刘浩不厌其烦纠正我的。
他是西安一所二本学校测绘工程专业的学生，当然他也经常提到“都怪我爸，本来我第一年就要走的，去学医，他没同意，我复读一年，就来这学测绘了”。
我，他还有鑫源，算是三人小组。当然“鑫源”是我一直打错的，他的名字不是这两个汉字。不过我没有改过，虽然我知道学校附近的小宾馆好多也都叫鑫源宾馆，人们通常会有这种小癖好，为一些朋友取一些自己想叫的名。
我们三个人有一些共同点，那就是都在2014年大四，都在准备考研，都是基督徒，在一个团契，常常一起去吃饭，大盘鸡、小火锅，或者老碗鱼。
后来鑫源去了矿业大学，不久罹患白血病去了天国，永在慈父的怀抱里，不再受着人间的苦痛。
那年我和刘浩都没考上，我去北京，他，回家了。我们俩后来产生了一些抵牾，嫌隙一旦产生，我就很难说服自己与之亲密相处。2016年12月我提前跟他散伙。
由于考研复习的缘故，按计划，我们应该是合租到元旦假。我们那一年的生日挨着的，他过阳历生日，我过农历。
他请我吃了老字号的老碗鱼，好像是周华健在西安投资的店。我请他去了千家粗粮王吃自助，我们一起吃饭总是很尽兴，虽然那时候他总是说，这是因为美食助兴。
我也信以为然，但说实话，我吃过很多次美食，回想起来，跟他一起吃饭。总是我笑的最灿烂的时候，无拘无束，坐而论道，高谈阔论，不拘俗务。
比如那次，我们俩举着酸梅汤干杯，祝酒词是：“沉痛哀悼卡斯特罗逝世！”
我走之后，就把他微信删除，打算不再联系了，说绝交不太合适，毕竟没什么仇怨，只是感觉，不想再联系了，就像男人之间得分手。一般都是和平的，不言自明的。
知道一年后他厚着脸皮给我打电话，那时我一个人独居，与世隔绝，终日惶惶，心灵饱受孤单之折磨，又苦无可主动亲近之人，他的电话于我如汪洋之浮木，我立刻再次抓住了他。
接下来的半年，我们常常开着微信语音聊到凌晨，那时候我还截屏过，四五个小时的微信语音是常事，他在深圳，寄宿于小舅家，一个有清华MBA学位的企业家，我在北京，我们聊什么呢？
聊那种焦虑感，哪种焦虑感？就像冬天早晨的一泡尿，既想起床，有贪恋被窝的温暖，在那种两难之间蠕动。
聊男女之情，他和读书会新认识的女孩去看达达艺术展，聊爱慕而不可得之旧相识。聊对钟意的女人之性苦闷，像山洪蟹闸前奔腾热烈。一个人可以在微信发多少个表情，以掩盖按奈不住而发的一句”我喜欢你“呢？他数了，可能是连发五百个表情？
聊哲学，是否存在一个天才，终身不会被世俗所发现，摄像有一个跟梵高一样的画画天才，他叫梵低，他的所有信息画作，都被大火焚毁，不像梵高死后画作成为永恒的艺术，那这个天才，存在于世的意义是什么？
不被人知的天才，是不存在的？因为天才本身就是人群约定的，我们不能说存在一个没见过的天才？
聊政治，”老大哥看着咱们呢“。
我最终在今年年初，我搬去上海之后，决意去深圳找他，他说我没上班，先去找他，之后他春节假回去时，再来上海看我。
他是中产阶级出身，出于某种自尊，或者纯粹是年初A股还在牛市，炒股赚了钱，我决意坐飞机去深圳，那是我第二次去深圳，我在虹桥机场出发时买了伴手礼，是是蔓越莓饼干，这其实是他教我的词汇，我乡下草野出身，用不上这些礼仪词语，即使我们去看访朋友也会带些东西。
晚上九点到了宝安国际机场，飞机在跑道滑行时，舷窗外夜色迷蒙，航标灯强烈的灯光氤氲在浓厚的雾气里，机舱内放”来了就是深圳人“。
”不论你从哪里来 这座城敞开门 来了就是深圳人“
我那时非常在意他有没有来接机，按道理，我对一些熟悉的朋友是没有这个心理期待的，如果特地过来接我，我会觉得有些过于客气了。起码我自己的成长经历，没有受过那么好的待遇，也许是我微不足道，当然这些都不总要。我就是很在意他，会不会来接机。
他来了，我在机场看到他时非常高兴。
我把东西给他，先去了深圳世界之窗那边，在一家尼泊尔风味的餐厅吃了夜宵。然后打出租回到他已经准备好的酒店。坦率来说，虽然这很虚荣，但不得不说，我最喜欢的是跟朋友一起住酒店。如果友情是一段鲜衣怒马的岁月，那最好是光鲜亮丽的玩耍。
实际上我呆了一夜，第二天下午就走了，虽然返程机票是第三天上午。因为中午在怀石料理吃日餐时的谈话，很不愉快，我一度怀疑自己早有预谋，就像一个已经准备好跟他见最后一次，或者说”这次给他最后一个机会，如果再惹我生气，那我就再也不和他玩了”。
我真的走了，虽然他道歉了，我有种自毁倾向，或者我已经死心了，我认为，不存在跨阶级的友情，而年纪大了，友情本身，似乎都觉得要被日常生活所吞噬的干干净净。剩下的感情，还有的话，是什么？
如果鑫源当初没去世，我们三个会不会要好一些？
我自我感觉，那次去深圳完全是一个中产阶级的经历，这并不是我的缘故，而是他本人的消费习惯和生活格调，就好像我之前跟一个城里女孩约会，她始终拒绝我提议的在露天早点铺吃早餐，对我来说，那非常自然，她一直找到了一家正规的餐厅，在她家附近，她看着我说“这家餐厅我经常来”，我觉得相同的食物，也许路边的小吃车做出来的或许更好吃呢？
现在是我第三次来深圳。
我见了少强，当年劝我去上学的他，四年大学却混了五年，但好歹也有了本科文凭，现在在深圳做房产经纪人，而赵玉，通过在培训班学习，成了一名程序员。我们在KTV唱歌的时候，赵玉问我，老电是在健身房当教练是吗？
“销售”，我回应道。
早上坐了一夜的火车，出深圳东站的时候，大雨滂沱，因此想起了八年前。
够久了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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