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4日，国内首部慰安妇题材纪录电影《二十二》上映。
2012年6月2012年6月，导演郭柯在网上看到一则关于一名中国幸存“慰安妇”的报道，那是一个中国“慰安妇”和她日本儿子的故事。1944年，20岁的韦绍兰被日军强征为慰安妇’和妇，3个月后逃离慰安所。
不久，她发现自己怀上了孩子。儿子罗善学如今已70多岁，始终未能成家，还与母亲同住。他想结婚但没办法，谈了六个女友都不成事，因为女友的家人不允许她们嫁给日本人。
做了十多年副导演的郭柯看到了这故事，想“慰安妇”和她的混血儿子，两个人物身份都比较离奇，肯定有跌宕起伏的经历。
根据中国慰安妇问题研究中心的调查研究，二战期间中国有逾20万女性被强征沦为“慰安妇”。时至2012年，已知公开身份的“慰安妇”只剩32位，纪录片《三十二》由此而来。
导演郭柯根据从网上搜来各种关于慰安妇的悲惨与苦难，预设了情节。各种“不堪蹂躏”“血泪控诉”“求死不得”，想要拍出大时代下被历史境遇改变的女人的命运。
等郭柯看到韦绍兰的清苦生活，他感到惊讶不已。每个月靠政府30元补助过日子，但她依然抱着乐观满足的心态生活。她说：“（钱）多就多用点，没得就少用点，怎么会够，怎么又会不够。”
韦绍兰爱笑，还爱唱歌，郭柯问她对将来怎么看，韦绍兰答：“这世界这么好，现在我都没想死，这世界红红火火的，要留得命来看。”在老人面前，似乎那段经历根本不存在，岁月轻飘飘，她活得很好。
按照惯性思维，“慰安妇”的纪录片必须挖一挖那段历史。所以郭柯吹开了时光下掩埋的尘埃。
“当年日军把您抓走之后做了些什么？”问题一出，韦绍兰哭了。郭柯没有放过这个机会，继续追问，他想可能顺着眼泪可以翻开那段往事。可是韦绍兰没有回答，转身走开。
郭柯反省自己，然后决定调整拍摄计划，抛开脚本和提纲，把摄像机架在那里，以最温和的方式记录老人的生活。
《三十二》上映后，老人们在相继离世。中国慰安妇问题研究中心主任、上海师范大学教授苏智良和郭柯在拍摄《三十二》期间结识，他告诉郭柯，“慰安妇”老人的数量在快速减少，2014年已经从32位变成22位。
郭柯争分夺秒，决定《二十二》的纪录片，即使《三十二》的反响不好，他也没有放弃，他只想做一个忠诚的记录者。
经过两个多月的时间，走过5省、29个地区，22位“慰安妇”老人全部拍摄完毕。郭柯赫廖庆松剪辑师反复沟通，只想把老人的真实生活展现给大家看，他也拒绝把历史资料和老人放在一起，因为，那是一种伤害。
廖庆松也终明白了郭柯的用意，他说：“用一种饱含感情的眼睛去看，不是同情，而是充满关怀、爱惜的眼光，做人世间最后的凝视，希望这些老人在我的眼光中不会消失。”
一语中的，郭柯急道：“对啊，我就是要做这件事！”
在《二十二》拍摄期间，老人离世的消息，时至2017年5月，22位老人中只剩9人尚在。从三十二到二十二，到现在，仅有九人。
影片以一场葬礼开始，以葬礼结束。老人黄皮肤上弯曲的皱褶，如龟裂的黄土地。荒凉，孤寂，亦或是温柔的安宁，时光和苦难都埋在了土里。生命不断，然而历史也不该被这样无声的淹埋。
影片中，只有老人静静的阐述，和她孙辈们的嬉戏打闹，她亲友们日常忙碌的琐碎，她周遭的风起风落树叶婆娑。
唱起儿歌《阿里郎》时的老奶奶，声音都变得清澈嘹亮，那一瞬间，我仿佛看见一个开朗的朝鲜族少女，在劳作的间隙放声歌唱，那么无忧无虑，那么动人。
参加过抗日战争的海南老革命战士，回到那个年代，变身英姿飒爽的少女战士，顶着枪林弹雨为战友掩护，被日军的子弹削掉血肉都不害怕。
她们安静平和，乐观向上的生活着，不需要他人的伤痛和悲悯，她们从黑暗中萌芽，在顽石中求生存，破土而出，向往着阳光和美好。
这是一部纪录类电影，很平淡也很平静，不向人们展示沉痛，不大张旗鼓地呼吁人们的加入。是一种纪录，更是一种纪念，在它和她们真正仅成为历史之前，更早地去保护和留存。我们带有一些幻想，带有期盼，我们能不能，就一点点，再善良一点？
走不出那段历史的，
不是老人，
而是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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