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个父亲，李云经在内地时教儿子孔夫子的儒家处世哲学，然而到香港后，他却开始教儿子学会商业社会的法则，以更好地适应香港这个商业社会。那么，他的儿子李嘉诚能不能转过这个180度的弯呢？
1939年6月，日本入侵中原。李嘉诚一家在父亲李云经的带领下，历经千辛万苦，辗转到了香港避难。在父亲的影响下，李嘉诚从小接受的就是传统文化教育，学三字经，尊孔夫子。可到了香港后，环境一下子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李云经看清了香港这个商业社会中的世态炎凉，人情冷漠，以及拜金主义盛行。
李云经认识到：以前对儿子的那套教育理论是完全不适应香港社会现实的，于是他果断地改变自己的教育理念，不再以古代圣贤的言行风范教育儿子，也不再按四书五经的做法要求儿子。李云经要求李嘉诚“学做香港人”，处处按香港社会的处事准则来要求他，从而让他尽快适应并融入香港社会。
这种突如其来的转变，对于李嘉诚来说是非常困难和痛苦的。但聪明的李嘉诚忍受住了这种痛苦，他敏锐地认识到，要想在香港生存，就必须适应这里的社会法则，而要想适应社会，就必须改变自己。
李云经意识到第一个要改变的就是语言。要想真正地融入香港社会，就得先过语言关。如果语言关都过不了，在香港生活都是问题，更不用说什么做大事立大业了。过香港的语言关就是要会熟练地讲广州话和英语。李嘉诚的家长在潮州，所以他只会说潮州话，潮州话属闽南方言。香港的大众语言是广州话，广州话属粤语方言，与闽南方言彼此互不相通。可是在香港不会说广州话几乎寸步难行，所以是一定要学的。除了广州话外，英语是香港的官方语言，这是一种非常重要的沟通工具，也必须掌握。
苍天不负有心人，经过几年的刻苦学习，李嘉诚终于熟练地掌握了广州话和英语这两门语言，这对他在日后的商战风云中纵横捭阖起到了非常巨大的作用。
李嘉诚之所以能从一个穷小子变成一方巨富，因为他具有富人的特点——爱学习，通过学习改变自己，以更好地适应新的环境。他懂得自己的短处，并通过学习来弥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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