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刻薄与洞见
评论《围城》——无论是称它为“新《儒林外史》”还是说它深刻地揭示了人性——总避不开“讽刺”二字。前人已从各个方面分析阐释了《围城》中讽刺的魅力。翻开《围城》读几页，便可以感觉到其中讽刺的精彩有趣。不知钱公哪里想来的这些精妙的词句，勾勒丑态或针砭恶行总能直中死穴，偏偏又角度新奇，让人又惊又喜，忍俊不禁。
然而再看下去，便会觉得这讽刺未免太多太杂了：机灵抖得过多会让人心生烦腻，凡事都要刺一刺则露出一股市侩气来。手持一本《围城》可以骂遍天下无敌手，但畅快淋漓之余未免少了几分宽容与悲悯。做记录的女生听到方鸿渐大谈特谈梅毒便惊得面红耳赤停笔不写，本来也无可厚非，何必讽刺人家“处女的耳朵已经当众丧失贞操”；冬天的溪水涸尽露出石子，想来有趣，大家踏石子过溪也不用上升到越不越规的层面。更何况可怜者必有可恨之处，反过来想可恨者未尝没有可悲可怜的一面。
宗璞的《东藏记》里写了一对家住“刻薄巷”，以刻薄冷漠、造谣生事著称的留洋教授夫妇。人们说这是在影射钱钟书与杨绛。抛开冯友兰先生与钱公的恩怨这段公案不谈，以《围城》来论，钱公的“刻薄”怕是要坐实了。然而换个角度想，却也得承认不是谁都能担得起“刻薄”——或者用现在的话讲叫“毒舌”——这一称号的。泼妇与评论家一般都是称不起“刻薄”的，因为前者的骂街往往漫天放炮，后者切中肯綮也未必肯挖苦到鲜血淋淋。看来要想成“毒舌”也不是容易的事，不光要有洞明事实的透彻，还要有妙语连珠的智慧和果敢决绝的心肠。
二.痴气与赤诚
我向来不喜欢以作品窥作者。窃以为从一部作品的情状风格推测作者的性情品格难免管窥蠡测有失偏颇。曾看一篇分析东西方教育不同的文章中写道，西方教育十分重视培养“观点”与“事实”的区别这一观念，而东方教育往往避开不谈或将两者混为一谈。从作品窥作者得出的自然是“观点”，也当然会受观者的立场、喜好、阅历等等因素影响。因此古人评书法，褚遂良是遒婉刚正，赵孟頫则成流靡柔媚了。
然而作品创作与“观点”的形成一样，会受创造者的立场、偏好与阅历的影响。了解作者生平——只要不把小说中的情节穿凿成作者的经历——对理解作品还是很有帮助的。杨绛先生写过一篇《记钱钟书与<围城>》，字里行间满是感慨，又有点怜惜甚至是慈爱。谈过了《围城》的创作，杨老讲得最多的是钱公的“痴气”。帮家里的猫咪打架，捉弄妻子与女儿，钱公始终一副顽童脾气。1944年钱公开始写《围城》，当时二老在上海度日艰苦，生活俭省。钱公每写出一段便给等得急切的杨老看，杨老看得大笑，钱公也跟着大笑。这苦中作乐的辛酸与温暖，想是每个读者都会为之动容。而此时或许可以理解《围城》的创作意图了。从作品看作者，看到有些刻薄；从作者看作品则可以明白，这原来是一本游戏人间之作。也许一开始钱公就只是把它当作与妻子嬉笑怒骂调侃人生的小品，渐渐有了篇幅便又像自己的孩子，希望更多人能看一看了。
杨老说《围城》是凭着钱公的“痴气”一气呵成。那么或许可以这样说，《围城》中的深刻洞见与辛辣讽刺也是出于钱公毫无掩饰的赤诚。但绝对的赤诚往往会被视作狷狂，二老不关心时事民生的冷漠名声恐怕也是这样传出来的。
三.神坛与祭坛
前些年似乎有股“倒鲁”的风气，随着许多生活琐事的一一揭露，如有人所说，鲁迅先生从“神坛”上摔了下来。然而我却要“额手称庆”了——就像美国漫画中完美的超级英雄远不如有缺陷的超级英雄受欢迎一样，有缺陷的周树人远比神坛上的鲁迅可爱得多。神坛上的形象太过虚无缥缈毫无人气，抠门儿的老周反而更有生命的温度与令人折服的力量。
将“老”与“圣”划上等号是我们常爱做的事情。然而并非越老就越伟大，“科学老家”也有可能并没有太伟大的成就，终其一生致力于做一件事本身就值得敬佩。但一旦被封圣，便要加上无限的荣光，若有一点瑕疵也要千方百计地遮掩起来，或是将他们当作真金，要放在神坛上用舆论的烈火反复煅烧。捧他们上神坛的人享受着创造辉煌和操控人意的快感，打他们下神坛的人也有破除谣言打碎幻境的自豪。于是神坛变成了祭坛，将被封圣者的声名当作祭品，完成一场对立又统一的狂欢。可惜被封圣者不能像娜拉一样夺门而出，声明他归根到底只是一个“人”。
如今，杨绛先生也仙去了。透过一本《围城》和杨老的只言片语，我看到的只是一对在世事浮沉中颠沛流离，却始终守着内心的一片天地，矢志不渝地做着自己热爱的事业的老夫妇。
一对普通的老夫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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