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奥利地的问题似乎从未在中国这片土地上出现过，很难说是天朝上国的骄傲使然，还是另一种形式的目中无人。但不论人们怎样在西风东渐的工业时代下，怎样对西方的物质文明和自律风度新神往之，都无法无视这片土地上数千年以来让人惊讶的兼容并蓄之能力。是的，似乎任何文明到了这里，几乎都只剩下了被同化湮没的结局。
或许，在奥利地人的心里，大约会对中国人这种天生的历史传承感羡慕到不行。因为在哈布斯堡家族开始着力盘踞于这片土地之前，这里不过是各路诸侯来来往往的落脚之地，待到哈布斯堡家族以神圣罗马帝国之继承者自居，而强调所谓神授君权在欧洲土地上存在之必要性的时候，却依旧因为多民族和多宗教的各种角力，保持着身份归属感的摇摆不定。
坦白说，按照我这种以八卦之心杂读的人，如果可以记住那些来来往往且“长篇累牍”的名字，那才是奇了怪了。不过扳扳手指算算，这个年份刚好就是另一波德意志人忙忙碌碌，从塔西佗的《日耳曼尼亚志》里拼命的断章取义，以证明自己的先祖对于罗马人而言是怎样高尚且淳厚的出色民族。而丹麦国王也招来了文采斐然的人物，按照他想象的样子，开始梳理以奥丁神为首的北欧神话体系，以赋予自己的国家某些神圣的基因。
但是那个时候的奥利地，情况更为复杂。至少，那一拨开始捯饬《日耳曼尼亚志》的德意志人，聚居地相对来说单纯许多。而丹麦国王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也只是想要让自己的国民感觉到上帝跟自己其实也有那么一点千丝万缕的关系。可是奥地利涉及的地界，却云集了各式各样的族人。从东到西，由古至今，多民族这件事，除非你强大到让谁都五体投地且自己压根天生带多民族属性，譬如天可汗，一般性的凡胎，应该都是没有办法的。就算是清史稿里霸气侧漏穿越小说里的千古一帝康熙，一样也被满蒙回汉那档子事情弄得焦头烂额。
然而，哈布斯堡家族的问题则更加明显，其中最最关键的是，他们手里唯一的筹码不过是罗马教皇的加冕所赋予的某种传统主义光环。
我基本上算是读了大半本才勉强理解了所谓哈布斯堡君主国的意思。看起来真是恢弘壮观，但其实更类似于中国古时候商朝和众部落诸侯之间松散的上下级行政关联。中央政府固然有着高高在上的荣耀，但是因为各式各样的原因，地方上的高度自治有着类似国中国的权力感，而相邻的边界则因为不同聚落之间差异极大的民族意识而时有冲突。如果说中央政府的能力够，当然可以提供实质上的裁决及斡旋，至少可以维持表面的平衡。显然，哈布斯堡家族并不具备这种强势和铁腕的手段。应该正是这样的原因，导致我在阅读属于哈布斯堡家族那些章节的时候，反复的因为某种无奈的嗟叹而觉得好笑。
没错，我就是觉得很好笑。因为在史蒂芬·贝莱尔的笔下，所谓属于哈布斯堡的荣耀数百年里，一直就是表面上解决了某个问题，但实质上则是进入了更加深邃的黑洞。那还是在罗马教廷呼风唤雨的年代，那还是神圣罗马帝国余辉耀眼的时候，哈布斯堡家族尚且只能依赖于欧洲诸国间频繁的联姻以及继承权的兼任，来保持这种虚荣的繁华。到了法国大革命之后，民族性随着公民主权被一起唤醒，哪里还会需要一个代表了腐朽和落寞的教廷以及死了几百年的帝国吉祥物，来对各国内政说三道四。甚至于，这个哈布斯堡家族手里的罗马帝国转生，实在是弱的不堪一击。
既然说到民族性，其实奥地利历史上那种松散的君主国模式，以及哈布斯堡极其有限的疆土控制力，让哈布斯堡的皇帝在平衡地方事务的时候，经常因为有限的能力，而无法妥帖的安抚争执双方。在这种进退两难的境地之下，哈布斯堡皇帝的做法却显得幼稚可笑，因为他们亲疏有别的神情是那么直白的挂在脸上，并且习惯性的用牺牲某一部分民族利益的方式，来满足另一部分的民族利益。
本来，多民族的跨境松散制度就已经存在各式各样的冲突隐患，而那个执着于自己的斡旋功能对欧洲之必要性的哈布斯堡皇帝，还偏偏连面子上的一碗水端平都懒得做。也正因为国家本身就没有把民族性本身的差异放在心上，而导致了国家的归属感似乎从一开始就没有存在过。于是我便忍不住悄悄的想，如果一开始哈布斯堡家族就把各个地块的自主权提拔到了极致，而令彼此之间以类似外交的方式平等的共处，而自己则优哉游哉的提供博弈的舞台却不下去蹚浑水，那种适度的距离感会不会有助于在局部差别下保存信任感。毕竟，那些个以联姻方式来稳固国境的掌权者，让他们大刀阔斧的建立集权政府，完全就是没可能的。
不过奥地利也不是没有尝试过威权政府的做法，但是晚了不是一点两点。当大革命用急火的方式燎拨了整个欧洲的时候，民族性和公民权的苏醒赋予了传统制度借壳新生的机会。虽然旧有的习惯并没有在倏忽之间烟消云散，但人民的行政惯性则推动历史以开明的方式螺旋且上升。
坦白说这会是一个好机会，尤其是奥地利明明已经变得可有可无，干嘛还要无视时务死撑呢？没错，它就是死撑了。之后的一百年，哈布斯堡的皇帝们开始执行越来越高压的政策，各式各样的管制和监控。这种纠结又难堪的管理方式，在弗兰茨·约瑟夫一世的手里，达到了尴尬的峰值——没错，就是那个茜茜公主的老公。
在这段时间里，奥地利的物质匮乏、生产停滞、国家变革力不从心、民族矛盾日益突出——连掩饰都不做了。
有意思的是，犹太人再次被拉出来背了锅。对此，史蒂芬·贝莱尔先生说的很不客气：“反犹主义的很大一部分力量来自广大天主教徒的嫉妒，他们难以接受这样一个事实：在基督教神学中被斥为卑鄙者的犹太人竟能合法地享受新经济的繁荣带来的成果。”是的，因为总有人在自己过的不好的时候，想着拉别人出来为此负责，刚好，作为少数族的犹太人，过得比大部分奥地利德意志人好的多，不欺负他们欺负谁呢？
我想，这个时候的弗兰茨·约瑟夫一世肯定想象不到，四五十年以后，这种摇摆的自私、对犹太人的仇视、因为本国无力而让奥地利德意志人迷失自我的状况，会把奥地利推到一个怎样夸张的境地（哎呀，一不小心被史蒂芬·贝莱尔传染了）。
其实我觉得，那种因为各式各样的掣肘而让自我认同感始终摇摆不定的问题，一早就存在并深深扎根于奥地利。毕竟好几百年都没有安生过的国家，那种和哈布斯堡家族同宗同源的自豪感，当然没有办法以养成的方式培育好。而别的欧洲国家都越来越好的时候，奥地利则江河日下，而弗兰茨·约瑟夫一世那种微妙的自我认知，真是活该他家的费迪南大公客死异乡。
也正因为奥地利那么久以来都只是看起来像个国家，于是他成为了一战中彻底烟消云散的国家。毕竟，同样多民族国家的奥斯曼土耳其，还有一个土耳其在那里。德国的霍亨索伦王朝虽然不见，但那个霸道的德意志国家正在兴起。罗曼诺夫王朝也成昨日黄花，可经历了十月革命的苏联已经成为了世界命运的撬动者。
奥利地呢？因为国家的分崩离析，使得历史传承也戛然而止，什么都没有了。这让奥地利人勉强自持了几百年的摇摆投机，忽然变成了断线风筝不知所措。
其实，如果不是这样，奥地利人也不会因为强大德意志和铁腕希特勒的蛊惑，支持德奥两国基于民族自决合并，而让自己国家在十数年里，和纳粹纠缠不清。
而那种摇摆投机主义，在丘吉尔荒诞的谎言面前，被鲜血淋漓的摆上了舞台。本来，德奥苟且那些事情，是基于德意志民族本身的某种微妙共识。加之飞速发展的德国金主爸爸给物资匮乏的奥地利人所造成的冲击，真的是灵魂级的。试想，当1900年代犹太人赋予维也纳惊人文化及物质灿烂成绩的时候，他们报以怎样的嫉妒，便可以知道，面对希特勒的如日中天，他们将以怎样不堪的方式匍匐在地。
毫无疑问，二战期间，奥地利充分的享受了德国人在这里的基础建设和军需投入带来的经济效益。而因为丘吉尔那句“奥地利被德国占领”的搪塞之语，而免除了战后追责甚至享有国际援助的种种福利。随后的冷战时代，奥地利又恰到好处的利用了自己独特的地理位置，成为东西方温和互动的舞台。从某种程度来说，再现了哈布斯堡君主国曾几何时的必要性。
但是这一切的一切，都没有办法解决奥地利人的自我身份认同和传统习俗归属感——尤其是经济发展突飞猛进的那几年，偏偏是和纳粹德国一样沾染了集中营和屠戮罪恶的那几年。
我并不想深扒或谴责奥地利人在二战期间和德国人一丘之貉的行径，也觉得讨伐他们的排外和德意志族人狭隘抱团的无趣。毕竟，一个缺乏续存感的人，是非常容易迷失在过去和将来的交汇处，况且远处的过去乱七八糟，近处的记忆不堪回首，未来更是捉襟见肘。身负五千年灿烂文化传统的中国国民，大约是理解不到奥地利人的纠结和抓狂。
但是既然是摇摆且投机的民族认同，必然就会因为追求缺乏根基的荣耀感而把自己陷于微妙的泥沼——一如哈布斯堡家族的人们所做过的那样，用旁敲侧击的方式来维系威权，用粉饰太平的手段来保持平静。
当然，到了上世纪九十年代以后，奥地利人已经试图去正视自己所应该面对的记忆——但是当我恶意的用摇摆投机的方式去看的时候，难免又会联想到它争取第三座联合国城、避免外交制裁、博取犹太流亡者宽容的策略式手段，会否依旧是服务于某些以国民认同为收益的投资项目。
但是回头过来看，似乎所有的政府都被这种收益不确定的项目，不同程度的束手束脚。所以，这种“为民族认同至为骄傲的同时，历史和遗产大部分外在于、超越于纯粹的民族界限，或介乎各种狭隘的民族界限之间”的悖论，不仅仅是在奥地利，而是超越了欧洲和时间的界限。至于民族自决这个事情，就更像是一个笑话，遑论二战后以民族自决来划定受辱国疆界不过是战胜国的手段。落到更宽泛的模糊地界，真是赢了堪称国父先驱，输了便是分裂叛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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