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前赤壁赋》中苏轼的儒释道互补思想
一
文章开篇一段情景交融，既如道家仙境，亦与禅宗自然闲适的审美境界相契合。清风微拂、明月徘徊似有情，在轻纱笼罩的江面上，作者携几位好友放歌纵酒，任小舟随风飘荡。无拘无束，何等惬意。此自由境界真令人有飘飘欲仙之感，禅宗有诗云：“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若无闲事挂心头，便是人生好时节。”（《无门关》）此时的苏轼正是在清风明月中暂时摆脱了尘世的喧嚣，陶醉于自然，浑然忘我，飘然欲仙。人本源于自然，佛道两家都向往着自然的真淳。禅宗提倡观照自然、随顺自然、复归自然。“青青翠竹，尽是真如；郁郁黄花，无非般若。”（《祖堂集》卷三）在青山绿水中体悟禅悦。“一池荷叶衣无尽，数树松花食有余”(《五灯会元》卷三) “大家颠倒舞春风，惊落杏花飞乱红”（《如净语录》卷上）这是将身心融入于自然、享受自然。道家亦追求返朴归真、天人合一的境界。庄子在《大宗师》中描写理想中的“真人”： “古之真人……翕然而往，翕然而来而已矣。不忘其所始，不求其所终。……喜怒通四时，与物有宜而莫知其极。”苏轼《前赤壁赋》中“纵一苇之所如，……而不知其所止”的笔触与意境同庄子笔下“翕然往来”的境界何其相似！
文章第一段充满了佛道之气，我们仿佛看到作者衣带飘举、乘风而行、遗世独立、陶醉于自然的形象。
二
然而，此时的苏轼并非退隐山林的世外高人，也未达到后期的 “天地境界、宇宙情怀”。 “乌台诗案”令其几乎丧命，被贬黄州任团练副使，但 “不得签署公事”， “不得擅去安置所”,实为闲置，并要 “思过而自新”，几近于流放。写此文时，谪居黄州已有四年，此时的郁愤与苦闷之情可想而知。他游于赤壁的自由是有限的，他的超脱也是暂时的，苦中作乐、悲从中来。因此，在自然美景中，心中块垒隐然作痛。诗言志，故在文章第二段中扣舷而歌，一吐心曲：“桂棹兮兰桨，击空明兮溯流光。渺渺兮予怀，望美人兮天一方。”
本段中的诗描写了苏轼对往事的回顾及此时的心情。那 “倚歌而和之”的凄凉的箫声，实际上正是苏轼的心声，故能引起他的共鸣。那么，他在哀怨什么？眷恋什么？为何哭泣？又在倾诉什么呢？让我们在苏轼的诗中寻找答案吧。
这首诗显然并非写实，而是言志。 “桂棹兮兰桨”表明自己志洁行芳； “击空明兮溯流光”表明自己绝不随波逐流的品行。早在少年时期，苏轼就确立了儒家立身行事的准则和人生的价值取向。他“奋励有当世志”，在风云变幻的政治斗争中，他有自己独到的见解，既不“唯荆是师”，也不“唯温是随”。 “砥砺名节，正色立朝，不务雷同以固禄位。”（《经进东坡文集事略》卷五十七《叔孙通不能致二生》）因此被新旧两党排挤而屡遭打击，但他始终“不改其度”表现了屈原式的执着与节操，“虽九死其犹未悔。”
“渺渺兮予怀，望美人兮天一方”则表明苏轼 “尊主泽民”的儒家济世思想和壮志难酬的惆怅。诗中的 “美人”应是 “言己思念其君”。事实上，苏轼不仅对宋仁宗的选拔、知遇心存感恩，即使对宋神宗也念念不忘报君恩：变法之初，苏轼强烈反对，神宗并未怪罪，反而亲自召见，表示要考虑他的意见；“乌台诗案”中，神宗也驳斥了一些牵强附会的无理诬陷；被贬黄州之后，神宗多次想起用苏轼，但均被阻挠；后来又准其移居常州之请。神宗有恩于苏轼，苏轼亦铭记在心。因此在听悉神宗逝世的消息后他十分悲痛，在《与王定国书》中写道：“……而今而后，谁复出我于沟渎者。已矣，归耕没齿而已。”可见，诗中“望美人兮天一方”表现了苏轼对君王仍心存幻想，希望有朝一日君王能重新任用他，实现自己济世利民的政治抱负，同时也反映了他被贬时郁郁不得志的惆怅。
在苏轼作《前赤壁赋》的第二年所作的一首《卜算子》中亦反映其心境： “缺月挂疏桐，漏断人初静。谁见幽人独往来？缥缈孤鸿影。惊起却回头，有恨无人省，拣尽寒枝不肯棲，寂寞沙洲冷。”那高洁自赏，不与世俗同流的孤鸿形象正是作者本人的写照。历经磨难，他仍是“拣尽寒枝不肯棲”，也仍是感叹心中“有恨无人省”。面对残酷的现实，苏轼心中的愁思正如不绝如缕的箫声，挥之不去，缠绵无尽。这箫声能“舞幽壑之潜蛟，泣孤舟之嫠妇”，又怎能不引起作者的共鸣，让“苏子愀然”？
正因儒家济世思想在心中的深厚积淀，当面临严峻事实、壮志难酬时，苏轼也不能完全置之度外，故寄心志于诗中，抒发惆怅失落及企盼之情。
三
全文第三段，是吹箫者的议论、抒怀。 龙晦 教授在他的论文中说： “杨道士对苏东坡发的这段议论纯是道家思想……”我却不敢苟同。我认为，这一段蕴含了儒释道三种思想，下面试将其分为二个层次来逐一分析。
“ ‘月明星稀，乌鹊南飞’，此非曹孟德之诗乎？西望夏口，东望武昌，山川相缪，郁乎苍苍，此非孟德之困于周郎者乎？方其破荆州、下江陵，顺流而东也，舳舻千里，旌旗蔽空，酾酒临江，横槊赋诗，固一世之雄也，而今安在哉！”
这一层次提及曹操，对于这位叱咤一时的古人，苏轼是赞赏有加的。他曾将曹操与诸葛亮这两位军事家作对比，认为诸葛亮“言兵不若曹操之多，言地不若曹操广，言战不若曹操之能。而有以一胜之者，区区一忠信也。”在《前赤壁赋》中，苏轼将曹军所向披靡、浩浩荡荡的气势和曹操酾酒临江、横槊赋诗的气度写得气势如虹、酣畅淋漓。虽然赤壁一战，曹操是“困于周郎”，但在苏轼的心中，“固一世之雄也!”在《念奴娇·赤壁怀古》中苏轼也怀念周瑜，追思他年少有为、雄姿英发。事实上，词中“人道是”三字已点出，苏轼明白“此赤壁”非 “彼赤壁”，在《与范子丰书》中，也对黄州赤壁质疑，但为何在 “水波不兴”与 “惊涛拍岸”的不同环境中，均对两位古人心驰神往？实是借景抒情而已。那么，他抒发的是何种感情？再问，他为何在此时此景中忽然想起曹操？仅仅是《短歌行》中的两句“月明星稀，乌鹊南飞”与此景相似而引起联想吗？为何在“水波不兴”的宁静夜晚想起轰轰烈烈的战争场面？这不是破坏如梦如幻的意境吗？让我们看看《短歌行》抒发的是何种思绪吧。“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慨当以慷，忧思难忘。何以解忧，唯有杜康”，“山不厌高，水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曹操在赤壁抒发了人生苦短、时光易逝的感叹，充满功业未就的急迫感及求贤若渴的心情。诗中之情与苏轼此时的心情暗合。苏轼也胸怀大志，但壮志难酬；他也感叹时光易逝，但只能“举匏樽以相属”。然而借酒并不能真的消愁，苏轼希望能遇见求贤若渴的贤君，希望能成就功业，这是儒家思想在他心中涌动。因此，对叱咤风云的英雄人物赞赏、倾慕，不禁“故国神游”。然而毕竟人生苦短，难逃造化之手，故苏轼笔锋一转，宕出一句“而今安在哉？”由对千古英雄的追思转为对人生苦短的感叹。庄子认为，人生是一场大梦。禅宗亦言：“古今凡圣，如幻如梦。”（《五灯会元》卷五）看大江东去，英雄肖小均为土灰。英雄尚且如此，何况苏轼此时“早生华发”却功业未就，因此引出下文感慨：“况吾与子渔樵于江渚之上，侣鱼虾而友麋鹿，驾一叶之扁舟，举匏樽以相属。寄蜉蝣于天地，渺沧海之一粟。哀吾生之须臾，羡长江之无穷。挟飞仙以遨游，抱明月而长终。知不可乎骤得，托遗响于悲风。
英雄人物亦随大江东去，何况吾辈只能混迹渔樵、浪迹江湖借酒消磨光阴，了此余生。苏轼《答李端叔书》载：“得罪以来，深自闭塞.扁舟草履，放浪山水间，与渔樵杂处……”这对于了却尘缘的禅师、道士而言，或是个理想境界，但是对于“只因未报君恩重，清梦时时到玉堂”（《和章七出守湖州》二首）的苏轼而言是痛苦的。“寄蜉蝣于天地”一句将朝生暮死的蜉蝣与永恒的天地对比，发出人生苦短的感叹。庄子在《逍遥游》中载“朝菌不知晦朔，蟪蛄不知春秋”，与永存的天地相比，人生亦如蜉蝣般短暂。正如《庄子·知北游》所言：“人生天地之间，若白驹过隙，忽然而已……人类悲之。”这不是人力可以挽回的。“渺沧海之一粟”则化用《庄子·秋水》中那段透彻而生动的论述，说明个人与宇宙相比是何等的渺小：“计四海之在天地之间也，不似垒空之在大泽乎？计中国之在海内，不似稊米之在太仓乎？”人卒九州，号物之数谓之万，人处一焉，谷之所生、舟车之通，人处一焉。此其比万物也，不似毫末之在于马体乎？”这段话阐明了空间的无限性与具体事物的局限性。亦如《庄子·秋水》中另一句：“吾在天地之间，犹小石小木之在大山也。”时间永恒而人生如此短暂，空间无限而个人如此渺小，与博大无尽的时空相比，怎能不“哀吾生之须臾，羡长江之无穷”呢？因此，心生幻想，“携飞仙以遨游，抱明月而长终”想超越时空、逍遥于宇宙之中，这不正是《庄子·齐物论》中“乘云气，骑日月而游于四海之外，生死无变于已，而况利害之端乎”的“至人”形象吗？置世俗于度外，达到物我、天人、主客为一，这是道家思想中的理想境界，也是千百年来许多人孜孜以求而不可实现的梦幻。“知不可乎骤得，托遗响于悲风……”
对于人生苦短、壮志难酬、梦幻破灭的现实，古往今来有多少人为之惆怅、浩叹，苏轼也不例外。在第二层次中，他追古思今，心骛八极、神游万仞、在希冀与现实、理想与挫折的冲撞中，将何去何从？能否释怀？
四
苏轼毕竟是苏轼，他以宏博开放的胸襟，对儒释道精神兼收并蓄、灵活运用，以乐观洒脱的情怀，圆满地回答了困扰了人们千百年的问题，得到解脱。
“客亦知夫水与月乎？逝者如斯，而未尝往也；盈虚者如彼，而卒莫消长也。盖将自其变者而观之，则天地曾不能以一瞬；自其不变者而观之，则物与我皆无尽也，而又何羡乎？且夫天地之间，物各有主，苟非吾之所有，虽一毫而莫取。惟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耳得之而为声，目遇之而成色；取之无禁，用之不竭。是造物者之无尽藏也，而吾与子之所共适。”
第一句 “客亦知夫水与月乎？”就包含了丰富的内涵。水、月是中国古代文人常爱提及的事物，是永恒与自然的象征，引发人们对时空及宇宙人生的思索。“今人不见古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李白《把酒问月》），“江畔何人
初见月，江月何年初照人？人生代代无穷已，江月年年望相似，不知江月何待人，但见长江送流水。”（张若虚《春江花月夜》）在儒释道思想中，水与月更被赋予深刻的内涵。禅宗里的水和月象征了对宇宙人生的看法。玄觉禅师云：“一月普现一切水，一切水月一月摄。”以水月形象证明“一性圆通一切性，一法遍含一切法”的哲理（《永嘉证道歌》）。道家更是以为“水几于道” “上善若水”（《老子》）孔子与孟子也从水中悟出了人生哲理，《论语·子罕》云：“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乎，不舍昼夜。’”指出要“不舍昼夜”地随时代前进。故苏轼会问客人：你真的了解水和月亮的道理吗?
接着苏轼运用了庄子关于万物变与不变的哲理来辩证地阐释天地万物的演化过程。庄子认为“通天下一气耳”（《庄子·知北游》）。“气”是构成天地中一切有形之物的原始材料。事物的形体、生死不过是气之聚散变化的方式。所谓“逝者如斯，盈虚者如彼”指的是万物变化的一面。庄子认为“万物皆化”（《庄子·至乐》），“天道运而无所积，故万物成”（《庄子·天道》），在（《庄子·秋水》）中有一段较集中的描写：“道无终始，物有死生，不恃其成；一虚一盈，不位乎其形。年不可举，时不可止；消息盈虚，终则有始，是所以语大义之方，论万物之理也。物之生也，若骤若驰，无动而不变，无时而不移。”指出宇宙万物处于永恒的变化之中。“未尝往也”与 “卒莫消长也”则指出万物变化的总规律是周而得复始地循环变化的。《庄子·寓言》中说：“万物皆种也，以不同形相禅，始卒若环，莫得其伦，是谓天均。”庄子认为，万物由无形之气凝成各种形状的有形物体，而死后又复归为气在天地间运行混合，再形成不同的形状，传承延续，首尾连续如圆环，没有终点，这是自然均平的道理。《庄子·至乐》中甚至有一段文字描述了“几”这种原始的微生物经历了千变万化变成人，而后又返归于“几”的物化历程。这种思想与禅宗的“生死之身，其若循环”一样，是循环论，有其局限性；但“万物齐一”的观点为苏轼接受。苏轼又进一步总结“盖将自其变者而观之，则天地曾不能以一瞬；自其不变者而观之，而物与我皆无尽也。”这一句不仅思想承袭、连句式也因袭化用了《庄子·德充符》中的文句：“自其异者视之，肝胆楚越也；自其同者视之，万物皆一也。”既然“万物齐一”，人的生命变化也只是万物变化的一环而已，可谓无穷尽。《庄子·知北游》谈到人的生死时说：“生也死之徒，死也生之始，孰之其纪？人之生，气之聚也；聚则为生，散则为死。若死生之徒，吾又何患？故万物一也。……故曰通天下一气耳，圣人故贵一。”庄子还认为，人的形体与精神的关系如同薪与火的关系：“指穷于为薪 ，火传也，不知其尽也。”（《庄子·养生主》）《大宗师》一文中也提及：“且彼有骇形而无损心，有旦宅而无情死。”即：有形骸的变化而无精神的损伤：人的精神可以变易住宅（更换形体）而不灭亡。正可谓：“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既已为一矣，且得有言乎？”（《庄子·齐物论》）。的确，既然天地与我并存，万物与我合为一体，形体会变化而精神不灭，能代代相传，那么，又谈什么寿命长短呢？既然“物与我皆无尽也”，“而又何羡乎”？至此，苏轼解决了人生不能永恒的烦恼，确立了“气”与 “神”可永存于天地之间的坚定信念。
人生永恒而又短暂，怎样对待人生中的挫折及壮志难酬的苦闷？生命的意义何在？生活的方式应是怎样的？苏轼接着指出，应安时处顺、融入自然、物我两忘。
“且乎天地之间，物各有主，苟非吾之所有，虽一毫而莫取。”苏轼《庄子·德充符》云：“死生存亡、穷达贫富、贤与不肖、毁誉、饥渴、寒暑，是事之变、命之行也；日夜相代乎前，而知不能规乎其始者也。故不足以滑和，不可入于灵府。使之和、豫、通，而不失于兑；使日夜无隙而与物为春，是接而生时于心者也。”这段话指出，人的生死存亡、事业的穷达、德行的高下及种种遭遇都是天命运行的结果，人力不足以左右它的发生。因此不能让这些事扰乱心灵的平和，侵入人的心灵。要使内心世界和谐、宁静、通达而不失愉悦，日夜保持这种状态，不论有何遭遇都保持春和之气，即以平和心待一切。如《庄子·人间世》所言：“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德之至也。”张岱年先生在《中国哲学大纲》中解释道：“到无可奈何的时候，只当安之若命。‘安之若命’的 ‘若’字最有意义，不过是假定为命而已。”这样虽然困境并未解脱，但可以消解精神上的苦闷。“安时处顺，哀乐不能入。”（庄子·《养生主》）禅宗亦云：“大丈夫磊磊落落，当用处把定，立处皆真，顺风使帆，上下水皆可。”苏轼正得益于此。在外界环境不可改变的情况下，苏轼确是襟怀坦荡、“不以好恶内伤其身”。他在《秋阳赋》中曾写道：“日行于天，南北异宜。赫然而炎非其虐，穆然而温非其慈。且今之温者，昔人炎者也。云何以夏为盾而以冬为衰乎？吾侪小人，轻悦易喜。彼冬夏之畏爱，乃群狙之三四。自今知之，可以无感。居不墐户，出不仰笠，暑不言病，以无忘秋阳之德。”他以秋阳为喻，强调了人要乐天知命、顺其自然。
苏轼忘怀得失，转而寄情山水，他认为在世间万事万物中， “清风明月本无主”， “取之无禁，用之不竭”，是无穷无尽的自然宝藏。禅宗云： “一切声皆佛声，一切色皆佛色”， “风为耳之食也，色为目之食也”。孟子亦云： “口之于味也，目之于色也，耳之于声也，鼻之于嗅也，四肢之于安佚也，性也。”那么亦尽情享受自然赋与人类的无尽宝藏吧。苏轼在《与范子丰书》中曾戏将江山风月与人工景物相比：“……问范子丰新第园地，与此孰胜？所不如者，上无两税及助役钱耳。”何等风趣不羁！
至此，苏轼已豁然解脱。他将人生的意义提高到宇宙本体的高度，与天地万物游而不傲睨现实，树立起通达的人生观。任性逍遥，随缘放旷，独与天地精神相往来，可谓：“忘年忘义，振于无竟，故寓诸无竟。”（《庄子·齐物论》）无怪乎，“客喜而笑，……不知东方之既白。”
五
苏轼游赤壁，是以赤壁为依托和激发点反思人生、审视历史、参悟天地。他以人生一瞬为念，以历史无言、贤愚同灰为憾，以放浪江湖、狭促人生为恨而上下求索，但并不同白居易一般哀叹“同是天涯沦落人”，“江州司马青衫湿”。而是上溯物我之同一，率自然之情、合无为之道，尽享天地之藏、造物之化，可见其心胸何等豁达、乐观。在黄州期间苏轼形成了儒释道互补的思想及“君子如水，随物赋形”的行为准则。
一方面，儒家思想根植于苏轼内心， “兼济天下”， “有益于世”，是其一生的终极追求。他为官一任，造福一方，即使谪居黄州，亦言“虽废弃未敢忘为国家虑也。”（《与滕达道书》）在逆境中，他在政治上无能为力，便将精力倾注于文学和学术研究上。谪黄五年，他创作诗、词、文近500篇，书信200余封，尤其是编撰成了《易传》与《论语说》两部艺术著作。自云“不觉有益于今，必有觉于后，决不碌碌无为与草木同腐”。何等铿锵有力！
另一方面，当备受打击，生活、事业均不如意时，佛家与道家思想便成为苏轼调适心理、修身养性的支点。他与高僧道人相交往，理佛学道，并以独特的思维方式对道家“道本无为”、 “万物齐一”和佛家 “万法平等”、 “四大皆空”等易于导向消极的思想赋予积极的意义，寻得精神上的自由与超脱。他曾洒脱地写道：“临皋亭下不数十步，便是大江，其半是峨嵋雪水。吾饮食沐浴皆取焉，何必归乡哉！江山风月，本无常主，闲者便是主人。”（《临皋闲题》）1075年，苏轼任密州太守时，面对“曾杯酒之不设，揽草木以诳口。对案颦蹙，举箸噎呕”的困境，他“听然而笑曰：‘人生一世，如屈伸肘。何者为贫？何者为富？何者为美？何者为陋？……较丰约于梦寐，卒同归于一朽。吾方以杞为粮，以菊为糗。春食苗，夏食叶，秋食花实而冬食根，庶几乎西河、南阳之寿。’”甚至在生活困苦、“身耕妻蚕”时，还以诙谐的笔调给友人去信讲述了老妻以青蒿治牛疮的趣事，“言此发公千里一笑也。”（《与章子厚》）真是苦中作乐、怡然自得。这不能不说得益于佛道思想的影响。苏轼在谪黄其间的许多作品亦呈现潇洒空灵之气、旷达疏朗。《承天寺夜游》恬淡自然，被誉为“仙笔”。《答言上人》亦自称：“雪斋清境，发于梦想。此间但有荒山大江、修竹古木。每饮村酒醉后，曳杖放脚不知远近，亦旷然天真，与武林旧游，未见议优劣也。”其心境洒脱飘逸，风致翩翩。作于元丰五年的《定风波》更集中体现了作者的开阔胸襟：“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 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好一个“也无风雨也无晴”。
更可贵的是，他学道参禅却不痴迷。他曾笑语好论禅的陈述古： “公之所谈，譬之饮食龙肉也，而仆之所学，猪肉也。猪之与龙则有间矣，然公终日说龙肉，不如仆之食猪肉，实美而真饱也。”他清醒地认识到：“学佛老者，本期于静而达。静似懒，达似放，学者或未至其所期，而先得所似，不为无害。”（《答毕仲举》）以此自诫诫人。他躬耕东坡的《东坡八首》既无陶渊明的道家气，也无王摩诘的入禅味，而是清新爽朗，别具情趣。
由此可见，苏轼参禅悟道，并非为自度度人，亦非为尊佛佞佛，而是追求实用，借佛家与道家的思维方式，祛除儒家思想中庸俗僵化的一面，对现实人生进行多层次、多方位的思考。因此他欣赏陶潜，却并未消弭自我、归隐山林；他参禅理佛，却并不看破红尘、遁入空门；他追慕屈原，却不投江自沉、以死抗争。他撷取各家精华，弃其糟粕，奉儒而不迂执，好道而不厌世，参禅而不虚佞。如《雪堂记》所言，他不做专嗜佛道的“散人”，也不做囿于传统世俗观念“趑趄于利害之道”的“拘人”，而是 “君子如水，随物赋形”，构建起超越而又执著的自由人格。他那顺不骄、逆而安的人生态度与乐观洒脱、超逸旷达的襟怀为后世所景仰，堪为典范。亦当属“千古风流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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