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我们项目没有参加99公益日”

“今年，我们项目没有参加99公益日”

今天下午，我去某基金会拜访一位老朋友，聊他们的公益项目传播。

项目的服务人群是残疾儿童及家庭，具体来说，就是为那些智力障碍、脑瘫或自闭症儿童提供医疗补助和家长的就业支持。

据朋友介绍，这个项目每年的筹款大约在2000万元左右，今年有望突破3000万元。 “现在每个月仅在蚂蚁金服上的公众筹款就达150万元，排名怎么着也在前5吧。”朋友有点骄傲地说。

说实话，对于这个数字我有点吃惊。我一直认为，朋友所在的基金会是一家国家级的公募基金会，捐赠来源多是企业大额捐赠，少有面向公众筹款的项目。万没想到还暗藏着这样一个重量级别的公众筹款项目。

“你是怎么做到的？”比起那个令人喜悦的数字，我更关心背后的原因。

朋友告诉我，基金会目前还是一直以企业大额捐赠为主，但近些年随着互联网公益的发展，他们早已把公众筹款作为他们研究和实践的一个重点内容了。这个项目就是一次大胆的尝试，而且还比较成功。

“这个项目启动于2013年，当时我们就奔着公众筹款去的。当时虽然也不乏一些公众筹款项目，但大多缺乏稳定性，可持续性弱。而我们就想突破这一点，能够为项目‘筹’到一批忠实粉丝。”朋友说，令人欣慰的是，他们做到了。

“要说原因，可能就是一点，我们满足了这些残疾儿童的多样化的需求。或改造其家居设施，或给牛给羊改善生产，或烘焙培训让他就业，或补贴现金让他接受康复训练……如果还有的就是，我们及时把资金的使用情况及受助人的改善情况及时汇报给捐赠人。”朋友淡淡地说。

虽然只是简单的几句话，但在我听来却是再没比这个更好的答案了。

第一，德鲁克说过，一个公益项目要回答五个问题：1，项目要解决什么样的问题？2，项目的服务对象是谁？3，项目要满足他们什么样的需求；4，项目的成果（目标）是什么？5，项目的计划是什么？ 无疑，朋友的这个助残项目很好地回答了这五个问题。它找到了真问题，解决了真需求，做出了真效果，因而赢得了捐赠人的信任。

第二，忘了是谁说过的了，“一个好项目，应该是一个社会共振系统，不断地会有社会参与的介入，不断地通过社会参与进行改良。”朋友的这个项目应该就是这样一个好项目，项目成果总能及时地反馈到捐赠人那里，因此而获得了他们持续的支持。

腾讯高级副总裁、腾讯公益基金会理事长郭凯天在一次演讲中说过，“我们曾经对平台上几千个公益项目做过仔细的数据分析，把它们的筹款能力与进展反馈次数进行了对比。果不其然，反馈次数更多的公益项目，能更好地获得善款。捐赠人所表现出的热情与信心，是对项目透明与否最直接的反馈。”可见其所言非虚。

在我们聊到今年的99公益日时，朋友告诉我说，他们这个项目没参与99公益日的筹款，这尤其令我吃惊：“这可是一个很难得的拿钱的机会啊？”

朋友说，由于某种原因，他们现在在项目的执行能力还有些弱，有待进一步加强。如果有更多的筹款进来，就会影响项目执行的成果和质量。

说实话，在公益圈“唯筹款论”盛行的当下，我很高兴朋友能有这样的“自知之明”。

要知道，当前很多公益机构业务目标根本就没清晰，对自己所需要的资源缺少必要的分析和深入的考量，很多时候说不清楚自己机构需要多少资金，以难以说明资金对于机构使命的达成能起到怎样的作用。

在99公益日期间，很多人可能就感受到很多这些机构的存在。在他们的筹款链接里，看不到筹款的目标，以及为此目标所曾做过的成果评价，他们想的就是要尽可能多的钱，用“贪婪”一词形容之并不为过。

这不禁让我想起那个古老的成语：德不配位！其出自《朱子治家格言》“伦常乖舛，立见消亡；德不配位，必有灾殃”一句，意思是，你自身的德行及福报要与你所的社会地位及享受的待遇相匹配，如果违背自然规律行事会受到报应即所谓的“反作用力”。

我想公益筹款也是如此吧，对于筹款而言，更重要的是项目执行能力。一旦筹款额度超过你的执行能力的时候，你的公益机构也就到了“必有灾殃”的时候了，即因为项目的执行效果差而失去捐赠人的信任。

其实，今年的99公益日规则讲的很清楚，“公益慈善类组织应根据实际的执行能力来制定面向公众的筹款目标。”

但是，又有多少机构的项目负责人能像我朋友那样读懂了这个规则呢？哎！

2018.9.17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