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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消费主义和新穷人

工作、消费主义和新穷人

作者: 南山幽幽 | 来源:发表于2022-02-08 19:19 被阅读0次

    先了解两个概念:工作伦理与消费美学

    工作伦理

    工作伦理本质上是一条戒律,它有两个外显的前提和两个内隐的假定。

    戒律:即使你看不到任何的收益,你也应该继续工作。工作即正义,不工作是一种罪恶。

    第一个前提:为了维持生活并获取快乐,每个人都必须做一些他人认同的有价值的事,并以之获取回报。

    第二个前提:安于现状、不思进取是可耻的。因满足而停止努力是不明智、不可取的。除非是为了完成更多工作而蓄力,否则休息就是不体面的。

    第一个假定:绝大多数人都有能力工作,通过工作可以获取相应回报,用以维持生活。

    第二个假定:只有公认的有价值的工作——那些可以要求薪水回报的,可以用于交易的——才会被工作伦理认同。

    先介绍一下时代背景吧,尽管以上描述看起来就是当下中国职场996惨剧的缩影,事实上,工作伦理早在工业革命的早期就进入了欧洲人的视野,之后更以多种形式贯穿于整个现代化的曲折进程中,成为政治家、哲学家和传教士们嘹亮的口号,帮助他们拔出其所处时代的普遍性恶习:大多数人都不愿被工厂雇佣,也拒绝服从由工头、时钟和机器设定的生活节奏。这种恶习被视为建立美丽新世界的最大障碍。工作伦理生来就是为了和这些危险、病态的恶习斗争,意欲将它们连根拔起、彻底摧毁。

    真正的故事却与早期企业家对工人的低效无能的抱怨相反,工厂体系的诞生事实上瓦解了工匠和他们的事业之间的亲密关系,讽刺的是,这种亲密关系正好是工作伦理所追求的。这场改革意图在工厂内部,在工厂所有者掌控的纪律之下,重塑全心投入、无私奉献的工作态度,以及艺术级的绩效。然而,这些追求恰恰是过去的工匠在自己掌控工作时,自然而然地表现出来的。

    在过去,工人通过自己设定目标、自己控制进程获得工作的意义和动力,但现在,他们只能被动地完成由他人设置和控制的任务,工作对他们而言失去的意义。工作伦理本质上是对自由的摒弃。

    1806年,一位针织品商人生动地描述了这种披着工作伦理外衣的道德说教对于其目标群体的真正意义:

            “ 我发现人们对于任何规律性的安排有着极度的厌恶。他们非常不满意,因为他们不能随心所欲地出入,不能随心所欲地享受假期,不能按习惯的方式做事,下班后还会遭受其他工人不怀好意的监视,这使得他们痛恨整个系统,我不得不将其打破。”

    然而,工作伦理覆盖的广阔天地下,也有其力有不逮之处。在解决迅速发展的工业化所需的劳动力问题之余,还要处理后传统社会不得不面对的最令人头疼的问题——必须为那些由于种种原因无法适应环境变化、无法在新体系下维持生计的人提供生活必需品——并非所有人都能被安排在工厂流水线上,总有些老弱病残不能适应工业化就业的严格要求。

    于是,穷人产生了。 

    消费美学

    前文描述的工业化阶段的现代社会可以称为 “生产者社会”,现如今,我们是一个“消费者社会”。从生产者社会到消费者社会的变迁带来许多意义深远的变化,其中最重要的是人们被培养、训练以符合社会认同要求的模式,即人们融入社会秩序并获取自己一席之地的模式。曾经举足轻重的圆形监狱(工厂)逐渐失去了作用,大规模工业化雇佣迅速萎缩,小规模的、自由的职业群体取代了全民大生产,大部分人不可能在受到他们的影响。技术的进步在就业萎缩的前提下确保了生厂力的增长,工厂的员工越来越少,“精简” 成为新的行为准则。

    圆形监狱的训练方式不适合培育消费者。那套体系擅长训练人们习惯例行的、单调的行为,并通过限制选择或完全取消选择巩固效果。然而,不因循守旧、持续进行选择恰恰是消费者的美德或角色要求。

    在消费者社会中,与其说经济增长取决于“国家生产力”,(即健康充裕的劳动力、充实的财政收入、勇往直前具有企业家精神的资本所有者和经营者),不如说取决于消费者的热情和活力。消费取代了工作,把个人动机、社会整合和系统再生产链接在一起。

    生产者只能集体完成使命,生产是一种集体性事业,需要分工、合作和协调。消费者恰恰相反。消费彻头彻尾是一种个人的、独立的乃至孤独的活动。这种活动通过不断地满足和唤醒、缓释和激发某种欲望实现,这种欲望通常是一种私人的、难以言表的感觉。选择的自由设定了消费者社会的阶层,设定了消费者社会的成员绘制生活理想的框架,为他们定义了自我改善的方向,以及美好生活的图景。一个人选择的自由度越大,自由行使的选择权越多,他在社会阶层中的地位就越高,获得的社会尊重和自尊就越多,距离美好生活的理想也越近。当然,财富和收入也很重要,否则消费选择就会受到限制或完全剥夺。

    就像选择自由和行动自由一样,工作的美学价值称为消费者社会的一个有力的层级化因素。诀窍不再是最小化工作时间以腾出更多地休闲空间,而是相反,完全抹去工作与兴趣、爱好、娱乐之间的界限,把工作本身变成最令人愉悦的娱乐。娱乐式工作是一种罪令人羡慕的特权,那些有幸得到这种特权的人,一头扎进工作提供的强烈感官享受和令人兴奋的体验中。工作狂没有固定的工作时间,7*24小时地专注于工作的挑战。这些人并非过去的奴隶,而是当下幸运和成功的精英。

    当今社会主要把其成员看作消费者,其次才部分地将其成员看作生产者。想符合社会规范,成为一个合格的社会成员,就需要对消费市场的诱惑作出及时有效地反应,需要为“清空供给”作出贡献,需要在经济环境出问题时,积极参与“消费者主导的复苏”。穷人没有体面的收入,没有信用卡和美好前景,他们达不到要求。今天穷人打破的社会复返,是消费能力规范而非就业规范。他们首先被定义为有缺陷的消费者,因为他们没有履行最重要的社会责任——积极有效地购买市场提供的商品和服务。消费者社会的资产负债表中,穷人明显是负债,无论如何也不能把他们计入现在货未来的资产。

    工作伦理与消费美学之下穷人的出路

    劳动力市场的过度拥挤被归咎于农业技术进步导致的小农破产和衰败。几十年前,工业机器引发的手工业行业解体为许多人招致了苦难。几十年后,轮到了矿山和工厂,它们曾经拯救过因农业技术进步而流离失所的受害者。所有这些例子里,减轻劳动者生活压力、提高他们生活水平的方法无不是寄望于转移人口、减少本地就业竞争。从一开始,现代就是大迁徙的时代。不计其数的人远渡重洋,离开无法生存的故土,去往满载憧憬的异国他乡。随着时间的推移,现代化的热门区域不断变化,热门的线路也不断变化,但总体来说,移民都是从世界上较发达的地区向不发达的地区流动。

    移民是由多种元素决定的。一方面,过剩人口无法在自己的国家找到有报酬的工作,或无法维持既有或继承的社会地位,这通常出现在先进的现代化进程主导的地区。另一方面,同样因为快速的现代化,产生了过剩的人口的国家在技术和军事上优越于那些尚未开始现代化进程的国家。这种优越性足以使他们把这些落后的地区视为或作为“无人区”。(或在镇压土著人的反抗过程中,或在殖民者觉得安抚太过麻烦而挥动武力的过程中,把这些区域变成无人区)。

    今天,地球已经满负荷。但是,这不是一个物理学或人文地理学的论断。就物理空间和人类栖息地的延伸而言,地球远没有达到极限。这是一个社会学和政治学的论断,它指的是地球上居民的生存方式。它标志着“无人区”的消失,标志着能够被界定或被视为无人居住、没有主权管辖的土地的消失,标志着可以作为殖民地的土地的消失。这样的土地在现代历史的大部分时间里,在持续的现代化进程影响之下,扮演者人类垃圾场的重要作用,现在它们基本上不复存在。

    简而言之,地球的这种饱和,本质上意味着过剩人口处理面临严重危机。在过剩人口的产生有增无减、不断上升到新高度的同时,地球上的垃圾场回收工具却急剧短缺。

    雪上加霜的是,过剩人口又增加了一个强大的新来源。全球化已经成为第三条过剩人口的生产线(另外两条是秩序建设和经济、技术的进步),也是最多产、最不受控制的一条生产线。它为就问题披上了新衣,赋予旧问题全新的意义和前所未有的紧迫性。

    现代生活方式在全球范围的传播,使大量的、越来越多的人口失去了以前的生存方式,以及生物学和社会、文化意义上的生存手段。由此产生的人口压力,即我们曾经熟悉的殖民主义压力,失去了现成的排泄口——既不能“回收”,又很难“安全处理”。全球人口过剩的警报(没有足够的就业,也没有足有的福利保障)已经拉响。于是,“移民” 和 “难民” 成了当代政治议程新的核心,模糊又无所不在的“安全担忧” 在新兴的全球战略和权力斗争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远方的人遭受苦难直接或间接的源头,或许正是我们此时此地的所作所为,但由于距离遥远,它们并不会引起道德上的共鸣,也不会像身边所见的苦难那样能够引发强烈的行动意愿。富人和他们雇佣或解雇的穷人之间的鸿沟会持续扩大,世界上收入位居前20%的收入总和已经是位居后20%的收入总和的114倍。如果彼此相隔很远,富有和贫穷之间的关联很可能被忽视,无人关注。我们的相互依赖是全球性的,而道德义务,始终局限于本地。

    但是,如果不加以重视 ,其他地区的苦难迟早会反弹回国内,反弹到期望以密实的城墙保护自己的富人身上。

    那么,有没有解决方案?

    克劳斯 奥菲最近提出一个合乎逻辑又有生命力的主张,意在彻底解决目前的危机。这个解决方案的核心是“个人收入权利和实际收入能力脱钩”的构想。这是可以实现的,只需要改变一个视角,即从工作伦理决定的以雇佣劳动为中心,转变为人的地位和尊严决定的以基本权利、基本保障为中心。通过以税收为社会保障提供资金且废除经济审查和工作意愿评估的原则,通过逐步以需求原则取代等价原则,通过个人作为权利基础的原则,这种构想就能够切实推进。按照这些原则对社会保障制度进行改造,就有可能把自由、平等、公正的福利国家价值观延续到资本主义福利国家目前所处的发展阶段(在这个阶段,充分就业的目标早已退出理想和现实的视野)。

    收入权利与收入能力脱钩的想法其实并不保守。根据我们的推论,实现它恰恰需要一个非常大的转变。我们将不得不放弃目前的生活模式中一些神圣不可侵犯的假设(由于缺少反思,它们显得更加神圣)。例如,效率是一件好事,无论它的目的何在,也无论它是否会带来痛苦的副作用。再例如,凡是“经济增长” 的东西,即统计意义上“今天比昨天多,明天比今天多” 的东西,就是好的,而无视其增长过程中对人类生存环境和自然(人类共享的生存环境)造成的损害。

    这本书有趣有见地之处远远不止这些,今天沿着这本书的脉络整理出干货如上。其他以后慢慢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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