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泽遗珠

                      一

祖国西南的边陲，贵州黔西南州的兴义。

清末滇黔书画名家孙清彦的《学书枝言》碑文，在被历史淹没半个多世纪后，终于被发掘整理出来了！

孙清彦所著的《学书枝言》拓片之一

这是黔西南州的文化盛事，是珍贵遗迹重现的惊喜！

发掘是出土出破损不全的残碑；整理是对民国时期遗留在民间的116 张散乱无序拓片进行收集、理顺、校点、注释，译成白话，最后进行评价。

这才发现，它是一篇以书法艺术为表现形式，以阐述书法理论为内容的洋洋洒洒刻在石碑上的宏文。

历史不会忘记，发掘和整理《学书枝言碑》的人——熊洪斌教授，以及和他同道的文化人。

熊洪斌教授所著的《学书枝言碑解说》

熊洪斌凭着他多年来的书法实践和修养，对书法史、书法品鉴、书法门派的探研，以及古代汉语的深厚功底，于2014年整理出版了《学书枝言碑解说》一书。书中，作者不仅仅是发现，而且完全颠覆了最权威的方志对《学书枝言碑》的记载和方家的评述。

该碑是被无知者毁的，那是195O年的事。

在以后的《黔西南州志·文物志》（1987年版）和《兴义县志》（1988年版）对此皆有定论:《学书枝言碑》系兴义知府孙清彦（字竹雅）于清同治元年（1862）所书，镌刻于三块碑石之上，5000余字。云云。也有方家称其为《书法要诀碑》，碑三块。对该碑书法艺术成就，皆有赞誉。至于内容，因己无碑，而拓片散于民间，无序、不全，又无标点，世人无从知晓。

熊洪斌教授吹去掩盖的浮尘，去伪成真，发现孙清彦书写的《学书枝言》是刻在四块大小相同石碑上，共6000余字。更为重要的是，了解了碑文的全部内容，以及它所阐述的书法理论的重要价值和意义——它填补了清及以前贵州无系统书法理论的空白！

感谢现在的电脑技术，让我们今天能有幸看到将116张拓片按残碑的形制、字样大小、文章顺序拼接成的4张《学书枝言》纸质碑文。在我们眼前展现的《学书枝言碑》，是那样令人兴奋、震撼。

通过电脑技术，将116张拓片拼接，制作的《学书枝言碑》四张原形纸质拓片

熊洪斌所著的《学书枝言碑解说》，是解开此碑文的一把钥匙。有“发前贤之奥秘，为后学之津梁”之功妙。

                    二

“学书枝言”，即学习书法的枝言片语也。这是撰文者孙清彦的自谦。而《学书枝言碑》，被熊洪斌视为贵州历史上绝无仅有的书法和书论的合璧！

从书法艺术角度看，孙清彦(1819一1884)自小受家传影响，酷爱绘画书法。孙清彦字士美，号竹雅，别号烛芽、筑哑等，因竹的品性而酷爱画竹，故常以号行。以致于后人认为其绘画成就高于书法成就。其实孙清彦一直秉承中国传统的“书画同源”理念，将二者融会贯通。他在一幅墨竹画中这样写道：“先将玉竹篆长竿，不究八分点节难，枝叶更从真草悟，是书是画任君看”。正因为他领悟“书画同源”之本属，让书法和绘画在他笔下相得益彰，两者皆大放光彩，取得惊人成就。重现的《学书枝言碑》足以证明孙清彦在书法艺术上的成就。孙清彦的书法，兼擅篆、隶、真、行、草诸体，而行草书尤精。如果说贵阳黔灵山草书“虎”字摩崖是其臂窠书的代表作，那么《学书枝言》碑文则是他行草和行楷的经典范文。

《学书枝言碑》拓片之一

《学书枝言》碑文是以孙清彦最擅长行草、行楷书丹于石上，再由当地家传石刻工艺人精心镌刻而就的。熊洪斌说，四块碑文的书风有三变：第一、二碑用行草。第三和第四碑的一部分转向行楷，最后又回到行草。孙清彦的行草，能上溯到东晋二王，又既有赵孟頫、董其昌、王文治之遗韵，在此基础上开创了自己气韵灵动、和畅清美、流利高雅、飞腾绮丽的行草书风；他的行楷则规范端庄、宛转自如、矫健挺拔、气势雄渾。

通观四碑，虽书风三变，但整体却非常谐调统一。这反映出作者博涉多优、巧夺天工、优雅自然的深厚功力。难怪，其碑文拓片有兴义学人后住北京的盛永祜先生收藏，曾呈请当代大书法家启功先生鉴赏。启老盛赞《学书枝言碑》“属当时全国最高水平”。

熊洪斌著的《学书枝言碑解说》中，将拓片校点，现代汉语附之

从书法理论角度看，《学书枝言碑》全文6000余字，在文言文中已算得长文了。他写了什么呢？

碑文蕴含了丰富繁多的学书内容和浩瀚博大的书法文化。熊洪斌先生如是说。为便于了解，他把全文分成24节，让每节皆有相对独立的内容，而全文又环环相扣，围绕“学书”旁征博引，展开议论，或以事例作为论据进行论证。这样形成一气灌注又层次分明的华彩文章。读文赏碑，给人以博大精深、浩瀚渊海、雄文憾世之感。

文章从文字起源开始，“自古结绳而易书契”兴起了“六书”的造字方法。最初没人去讨论它的书写。然而那些钟鼎彝器铭文上的文字，没有不工整的，这让我们知道“古人信今传后，必令能者为之”。这就引出了书写文字的重要性。

接着作者从习字的执笔、书姿到用笔；从字法讲到章法；从用墨、用笔到选笔；谈书道在尽势，开示“学帖”门庭；评鉴历代楷书、行草书；讲述学书之道——先专后博、参变博识；综论书法史；评价清代书法；自述学书与悟道；叙著述之动因与用意等等。或议或叙，娓娓道来。

不妨选择一二，看看孙清彦是怎么论述的。

在谈到字法（即一个字的书写方法）时，他认为，下笔要“轻重适宜，长短各应，随往继来，因逆取顺，即开合以见情，复低昂而互印。体貌繁多者，疏秀之，以畅其情。形质卑微者，严重之，以扼其胜。半繁半简，则繁者益整饬，以昭约束；简者必撑横，而显风韵。三截两截者，其势而宽窄相参；三合两合者，狭其形而短长交映。左长右短者，脚必齐；左短右长者，头宜并。画多则异俯仰以区分；竖多则宜向背而交证。或化板以为活，或随偏而取正。此一字中章法也”。显然，孙清彦对每个中国汉字的间架结构，繁简笔画的写法早已谙熟于心，用精辟的要诀归纳出各字书写的章法。

再看孙清彦对榜书、臂窠书书写的论述。他说：“不明笔势，虽做数尺巨字，无非僵板涩缩，俗陋庸浅。惟势蓄胸次，意在笔先，跃然而横绝太空，落从天外，起伏动荡，宛转迴翔。即一点画之间、接脱之际，有如龙蛇屈伸，山川险阻，所谓‘咫尺具千里之势，都此也。”  这一有实践经验的论述，不能不让人联想起他在书写黔灵山“虎”字的状况和情景。

孙清彦对臂窠书的阐述

对草书的评价，他认为：“魏晋以来，家（孙姓本家，故称。熊洪斌注）过庭《书谱》实可直接逸少。盖本章草，元常而出，故能掉臂游行，自然合轨。次智永，次怀素，萧远雄逸，变不失正。若长史之奇纵，律诸二王模范则稍溢矣。”  可能孙竹雅对草书大家的评价和排序未合“正统”评价，但不能否认的是，这恰恰表现出他对书法史上草书大家的评论是有独立见解的，而非人云亦云。

在评论书法史上，他把书风的演变概括为“晋书主韵，唐书主法，宋书主气。”  魏晋之书，以二王为体制，初唐欧阳询才勘破原二王体制独创欧体。而诸遂良又改变欧体，形成世人追随的书风。盛唐 “鲁公复变登善，颜、柳之书，直至宋末。东坡虽变，犹带颜法。至米元章，清字矫健，一洗当时质拙之习，而奇境新开矣。滇西有王庭筠，大书四碣，虽仍米法，而更以篆籀魄力蕴酿其间，真有出蓝之胜。” 金、元时代，“疯瘫之手，各遥才智，几蹈恶俗。松雪乃重严纪律，仍复晋唐之旧，厥功甚伟。元明两代，虽有康里子山，鲜于伯机、虞伯生、郭天锡、王孟端、沈民则、祝枝山、文衡山、邢子愿、米万钟、或奇或正，自成一家，究难为后学矜式。唯董香光，直参顿悟，立见清虚，化腐为新，寓奇于淡。复将于子昂拘墟平弱之见一扫而空。从此境宽径捷，其程法及今不替矣！”

以上精辟论述，完全可以用孙清彦清点出的书法大家为脉络，勾勒出一部从魏晋到明代的书法史！

拓片之一，书法论述

而对清代书法，孙清彦更了如指掌，如数家珍。除了以几句精道之言评价“浸淫于皇、杜、钟、索，而韵胜法严”的刘墉、“自创草隶、似奇而法”的郑板桥、“凌苏砾董、出入唐晋”的王梦楼、“拟诸大哲南宫、觉新之流”的白祯兆四贤之外，竟列出全国16位不同风格的书法家、10位隶书书法家和一位篆书家。这不仅表现出他宽阔视野，了解当朝书法之动向和信息，而且其对各门各派都有自己的独到见解。

恕笔者孤陋寡闻，自唐孙过庭以后对书法史能站在如此高度而又系统评价的，极少有也，而孙清彦，这位成长在云南、成熟在贵州，可以说是生活在“山泽”里的书画家，竟能在攻城拔寨之余，“驻军坝上，盾墨之暇”，还“行箧失载，无堪证喻”的艰难情况下，犹能“走笔此述”，完成《学书枝言》，足证其学识渊博、理论功底深厚，彰显出惊人的才艺双馨，让人叹为观止！

《学书枝言碑》出在茫茫烏蒙的贵州、出在万峰林和马铃河山泽间的兴义，乃兴义之幸、贵州之幸也！

                      三

熊洪斌教授能在课余时间呕心沥血，熬过多少不眠之夜，潜心研究，苦解数年，终就完成25万字、150幅图、总计432页的《学书枝言碑解说》。该著作的出版发行引已起贵州书法界极大地反响。

熊洪斌的笔记

我只不过和《学书枝言碑》有些机缘，而这个机缘恰巧被我看到了。在追问熊洪斌著书动因时，他谦虚地说。这让笔者有些相信。

熊洪斌1959年生于兴义，自幼酷爱书法，写得一手好字。1977年我国恢复高考考入贵州大学中文系，在校期间曾参加全国首届大学生书法比赛，获得二等奖。毕业后回兴义师范教书，以后还被推选为黔西南州书法协会主席。几十年来，熊洪斌不仅书法好，对书法理论和中国书法史也颇有深研，加之有深厚古典文学功底。因此，当他在一个看似偶然机会接触了《学书枝言碑》的部分拓片后，便一头扎了进，不可收拾。凭着他已掌握的知识，终于揭开这淹没了半个多世纪无人能解的《学书枝言》碑文。试想，如果一个只会书法却不通晓古代汉语的人能给《学书枝言》准确断句？或精通古代汉语却不知书法理论和书法史的人，即使会将太青楼、星凤楼、宝晋斋、宝贤堂等这些专用名词断开，可能不一定知晓它们是宋刻名帖吧；当然，也未必知道那些碑学、帖学的区别。

又是一个不眠之夜

《学书枝言碑》却偏偏遇上熊洪斌这样一位学人!

更奇巧的是，据熊洪斌教授说，在考证孙清彦生平时，惊奇发现生于清代嘉庆二十四年（1819）的这位书画家竟与生于1959年的熊洪斌是同月同日生！两者相距140整年！随后他又发现，孙清彦书写《学书枝言》碑文时的年龄与熊洪斌着手研究《学书枝言碑》的年龄也是一致的，皆为53岁！

是熊洪斌遇上孙清彦《学书枝言碑》，也是孙清彦《学书枝言碑》邂逅熊洪斌教授。兴义有人撰文，称之为“古碑缘”。

《学书枝言》残碑(图下)出土后，熊洪斌与兴义一帮文人正探讨、考证

地质学家发现兴义地下有金矿矿床，而熊洪斌教授发现的却是文化瑰宝！

文章到此，仍意犹未尽。

熊洪斌教授就职的学校的前身是兴义有名的笔山书院。《学书枝言碑》于同治十二年（1873年）刻毕并立于原笔山书院，此时兴义战乱初平，始复文教。十多年后，兴义名绅、后任云南候补道的刘官礼主持书院，将书院迁往新址（即今兴义民族师范学院本部），迁立《学书枝言碑》于书院山斗堂后的大礼堂前，作为镇院之石。从此，书院开一代学风，文人蔚起。仅至民国。从笔山书院走出来的就有刘显世、刘显潜、王伯群、王文华、何应钦等贵州一批名人，为民国光复、护国、护法战争，北伐军北上、以致抗日战争作出重大贡献。笔山书院成为一时英才的摇篮，名冠全省。

毋容置疑，立于笔山书院的《学书枝言碑》为清末和民国兴义的人才辈出，开启了一方文脉。

时下，兴义民族师范学院正计划按已制作的《学书枝言碑》四块纸质碑文，按原貌及形制进行刻制，最终还原四块石碑，以继承文脉，增厚学院历史文化内涵，昌学院之文风。

历史与未来将感谢熊洪斌教授，感谢兴义民族师范学院！

如孙清彦有在天之灵，也将感到莫大欣慰！

愿山泽遗珠重放光芒！

作者与碑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