亮哥，我只为追随你的脚步
文|塘中水仙
我哥比我大九岁，他有一个从初中到高中的同学，家住在镇子中心的医院里。平时，我和姐姐弟弟都叫他“亮哥”，他比我哥小一岁。他和哥哥的友谊牢不可破，一直保持到现在。
亮哥是个乐观的人，整天笑嘻嘻的，仿佛是个永远长不大的少年。
他第一次来我家我并不知道是何时。
他父亲刘叔是医院院长，母亲李姨是同医院的大夫，他们家都是居民户口。我们家在镇子的最东北角，那时除了父亲一人在城里工作是非农户口之外，其他人都是农业户口。
从我们家往东不远靠近大坝的地方，有宽阔的河流，有大片的柳林，空气清新，风景优美。
哥和亮哥上中学的那所学校，是省级重点中学，就设在我们文化古镇上。平日里只要不上课，亮哥和我哥就像拉锯似的：你不来我家我就去你家，也去坝上跑着玩，两人还用哥哥的三叉网去河里捞鱼。总之，除了在学校的时光，只要在家，二人也是形影不离。
在最早模糊的记忆里，总见两个少年来来回回忙忙碌碌的身影。也记得文明礼貌的亮哥，逢年过节总是早早来到我家，遵照传统礼仪或拜年，或只是串串门。
可每次都是他和我父母打过招呼后，就稳稳地坐在我家堂屋里我父母的床沿上，不再说话，或者不再主动说些什么。母亲问一句，他就答一句；不问，他就只是微微地笑着，一直那么安静地坐着。白皮肤，微笑着的一副谦逊少年的书生样，从此就定格在了我记忆深处。
哥哥大约十三岁左右时，我母亲因日夜操劳，人没力气，脸色蜡黄。作为家中长子的哥哥就对亮哥说：
“能不能叫你爸爸——你妈也行，找个医生给我娘看看？我娘病了！”
亮哥是很痛快地答应了，幸亏看得及时，原来母亲是得了肝炎。老中医医道高明，母亲渐渐地好起来，而且再没犯过。并且从此养成了一个年年春来后，吃大枣和白蒿的习惯，据说养肝护肝。
在我家那个不大的四合院里，那棵高高大大的枣树，一到夏秋时节，就长成了一把巨大的遮阳伞，将我家整个院落几乎全部涵盖了。“七月十五红鼻枣，八月十五打光了。”中秋节前大面积收获时，因枣子又甜又脆，不能站在地上用竹竿去打，否则就没一个囫囵的了。
逢这时，亮哥就总是来帮忙，他和我们家人一样，因枣子的丰收而喜悦。和我哥每人脖子上挂一个大大的布兜儿，一人站在一个大大的树杈上，一只手扳着粗大的树枝，腾出另一只手去摘枣。待布兜子装满后，送下树来再爬上去摘。很快我家的簸箕里，筐子里，竹篮里，甚至闲置的脸盆里……便到处都是枣了。
忙完后，亮哥要离开，母亲留他吃饭怎么都留不住。母亲心里过意不去，给他精心挑选一些刚刚下树的大红枣儿让他带着。但亮哥正说着话，“忽”地一下整个人就不见了。接下来母亲就去买上二斤月饼，和新鲜的枣一块让哥哥给亮哥家送去。他们家也买上别的月饼和水果来我家，一来二去，两家大人都成了好友。
十六岁我开始读高中时，从哥哥口中零星地知道，亮哥高中毕业后，在他姥姥家所在的大队——现在的行政村作为最后一批知青“下了乡”——他姥姥家所在的大队，是我们镇子上的四个大队之一，他在大队卫生室当了“赤脚医生”。
三个月后，亮哥招工去了几百里外的L城，并在那里刻苦自学，得到单位领导积极大力地支持，自己一人拥有一台大彩电，为他创造了那时所能创造的最好的学习外语的条件。很快他就考上了省立医科大学。上学期间，他就给省军区一位首长治好了疑难杂症。首长感激之余，一心想把自己的女儿许配给他。
“当时可把我给吓坏了，拔腿就往外跑！”这是后来他守着我哥哥说过的他的“浪漫历险记”，他调皮地笑着，那样子又仿佛是在讲述别人的故事。
李姨和我们家人也都把这当成是笑话，笑过后大人们就又开始说他傻。据说他还给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已故裘派传人方龙翔先生治过病。每次去方家都待他为座上宾，令他感动，为那一家子的人品。
这一些仿佛来自书中的传奇故事就像是神话一样，对当时一直生活在镇子上、只偶尔去过一两趟在城里工作的父亲那里的我来说，充满了无比的羡慕与敬仰。
亮哥毕业后分在我们镇子上离家最近的地级市大医院工作，并很快成为单位上的骨干。他来我家的次数就少多了。但过年过节他还会回到镇子上医院中他的家里，也大部分时间来我家度过。他父母也常来我家玩，像是走亲戚似的。
李姨每次来了后，总是像夸别人家的孩子一样当着我们全家人的面那么夸亮哥，说他如何爱看书学习，如何爱好钻研业务，可就是不知道谈恋爱！他弟弟都结婚了，他也不知道愁，还整天笑呵呵的！
李姨略显抱怨的口气里，是掩饰不住的深深的自豪感。李姨边说话，边在微笑中盯住我看。
我高中毕业后又有幸读了电大新闻专业，亮哥和他早已在城里工作的弟弟来我家玩时，他弟弟建议我学法律专业更好一些，说都经济社会了，打官司的肯定少不了，滔滔不绝地谈些文化人的话。我不好意思地红着脸虚心听着。亮哥则只是偶尔看一看我，一言不发。
他们兄弟两人在一起，仿佛他是弟弟，他弟弟是哥哥。他中等身材，显得清秀，一脸少年的懵懂之气，却稳重有加。而他心里跟明镜似的。他弟弟则虎背熊腰，人高马大，并显出一丝油滑和莽撞来，总是大大咧咧的样子。
电大毕业后我去学校教书，同时利用业余时间继续自学，我想就像亮哥一样，爱学习总是一件很好的事情，就那么一直年轻着，高兴着，而把婚姻之事放得远远的。
在这期间，我不知从何时起，再见到亮哥时，总是脸红心跳不敢看他，只道一声“来了，亮哥”，算是打了招呼，便低了头不自然地干自己的事情。心里却是感到一片莫名的幸福和温馨，甚至羞涩，脸上在拼命地发烧……
当我的侄儿都会跑了，亮哥弟弟家也有了孩子，后来他的侄儿都蹒跚学步了，亮哥依然笑眯眯的，不急不躁于自己的婚事。我却偷偷地在想：莫非亮哥一直在等我长大么？
可我的一纸农村户口，又不敢让我有太多的奢望，只是更加努力地学习，并开始往报纸杂志上投稿。想以此和亮哥缩小身份上的差距。到我二十六岁那年，亮哥已是三十四岁。
一天，李姨突然来我家要给我说媒，说出的条件我隐隐中感到就是亮哥的，李姨虽然没有直接说出男方的名字，只说是医生，人品和各方面条件没说的，就是大两岁。我知道李姨口中的“大两岁”，不是一个确定的数字，这样说，也根本没有把年龄太当成一回事了。
母亲说：“男的大几岁知道疼人。”也说明母亲对于年龄并没有十分在意地放在心上。
当母亲把我从我的房间叫过去时，李姨一直笑嘻嘻地用一种奇怪的眼神打量着我。
当李姨告别后，又忽然返回身来走向母亲的时候大声说：
“你看我天生就不是做媒的样儿！你说我是来干什么了？我就是忘了问一句，咱闺女的户口转了吗？”
母亲立刻愁容罩上了脸，叹了一声：“要是转了户口，就好办多了……”
从此，李姨再没提给我介绍对象的事儿，朦朦胧胧地等待中，终于把本来还有一丝渺茫的希望完全变成了失望。好久好久——仿佛一个世纪那么长之后，亮哥再来我家时，脸上有了凝重的表情，有时还是非常痛苦的样子，再没了他一直微笑着的少年的阳光，仿佛从死里走了一遭，正在经历一场凤凰重生的涅磐。
我想起有一年过年，哥哥在单位值班没有回家，知道亮哥去我家拜过年了，就电话嘱咐我和嫂子一定要去医院家属院给李姨家拜年：人家亮都来过咱家了，不能抹了这个面子。
我内心羞涩着，想去他家，又怕见到他，在嫂子的再三“邀请”下，我俩还是去了亮哥家——我始终怀疑那时候的嫂子是故意叫着我去的。
想不到的是：亮哥还有一个在北京的穿着军装的大姐，看见我和嫂子的那一刻，连坐都没有让。那是让人心都凉透的事情。我也才知道自己和亮哥的距离是如此明显，八年的年龄差距，都填不平我和亮哥之间身份的鸿沟，才明白，本本分分的亮哥所面临的来自他原生家庭的压力……
后来刘叔退休，和李姨一家人都搬进了城里，亮哥仿佛成了一个遥远的传说，连面也几乎不曾见到了。
大约我二十八岁那年，三十六岁的亮哥在城里结婚，对象是农大讲师，比亮哥大两岁。孩子已上了小学二年级的我哥自是不会缺席亮哥的婚礼的，还和亮哥二人合照了一张相，放大后放在我家正堂屋的相框里。戴着大红花的亮哥又恢复了他青春的笑容。我想我这小小的代课教师，到底不是大学讲师啊！
然而亮哥那么好，也就只有讲师才能配得上他。我最该为亮哥祝福才是！
后来亮哥的妻子因不能生育，而亮哥又特喜欢孩子，她就拼了命想退出。亮哥一再挽留说没孩子可以抱养一个，本身工作在医院里，这样的事情应该不难解决；要么两人专心于事业。
可他妻子就是不同意，最后下了通牒，不离婚也不准再去他们家了——原来亮哥结婚后，是一直都在他妻子家照顾生病卧床的岳父，包括按摩，而且亮哥几乎把所有的家务都包了——包括做饭。独生女的讲师，是不屑于做这些事情的，而且事业心远远高过一个为家庭操劳的主妇。知道亮哥婚后的生活，特别心疼亮哥：如果是换做我，他下班后所做的这些事情，完全由我包揽下来，而他只要上好班就可以了。
这一年我已二十九岁，从哥哥那里听到亮哥的妻子非要和他离婚的消息后，以为天要赐我良缘，仿佛已开始绝望的死灰再次复燃，悄然间我有了不切实际的非分之想。但很快又听说，他找了个足可以做他女儿、比他小了整整二十岁的来自东北的护士，不知让他周围多少人在津津有味地把这年龄差当了谈资，是亮哥再次被当成明星一样被高高捧着、被仰视的典范。
那一刻，无形的自卑，再次在我寂静的内心弥漫开来。比亮哥小八岁的我，仿佛比亮哥大了八岁，而彻底老去……
也是在那一年，我因在省电台“青年一代”节目中一篇稿子的播出，认识了省内外城乡几十个男女笔友。男的佩服我的文凭和“写作能力”，同时委婉求婚的不在少数。女文友多发出同为农村女孩儿的困惑。我想不到由此有了嫁进城里的机会。
我拒绝了同时来信的其他所有人，而走进今天的这个小城，就因这个小城恰恰是亮哥最早参加工作的地方，这里有他留下过的足迹。而我所嫁的这人皮肤和文弱的样子像极了亮哥。我只是在心里暗暗告诉揣在心里的那个人：
亮哥，我永远都撵不上你的脚步！
后来我知道，已离休的公公，当年从部队转业过来后，正是那时亮哥单位的领导。
生活，远比书里更精彩曲折。
而我从哥哥口里知道，亮哥特后悔大学毕业后没有回到原来的单位，且不止一次向哥哥询问过我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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