睁开眼，无人可以依靠的40岁，会是我们的未来么？

“中年以后的人常有这种寂寞之感，觉得睁开眼来，全是依靠他的人，而没有一个人是可以依靠的，连一个可以商量商量的人都没有。”

——张爱玲

睁开眼，无人可以依靠的40岁，会是我们的未来么？

知乎上，有人这样描述自己的中年生活状态：

我上班，我交报告，我汇报工作，我取悦领导和客户；
我下班，我买菜，我帮孩子补习，我和妻子没有什么话说；
我躺下，我睡不着，我不知道生命和生活的意义是什么；
我疲于奔跑，我不能不奔跑，我看见电视里的成功人士夸夸其谈知道那全部都是扯淡；
我喝醉，我忘了回家的路，我知道生活还要继续……

这个回答下，有许多表示自己深有同感的留言，这似乎告诉我们，这种现象已经不仅是一个个体的心理感受，而是一个群体正在经历的生命体验。

张爱玲有句话，就很形象地描述了这种人至中年生出的一种摆脱不得的无力感：

“中年以后的人常有这种寂寞之感，觉得睁开眼来，全是依靠他的人，而没有一个人是可以依靠的，连一个可以商量商量的人都没有。”

毕竟人到中年，上有老，下有小，职场的上升渠道越来越窄，身体的状况也在走下坡路，可肩上担子却越来越重，是摆在很多人面前的问题。

今年39岁的徐凡，对此就深有感触。

他供职于北京一家工程设计公司，目前已经是好几个重要项目的负责人，下面管着几十号员工。

他刚毕业进公司那会儿，真是玩了命在工作，天天跑招标会，不是在办公室就是在项目上，一个月30天有20多天都在出差。

“那时虽然苦，但是自由啊。”徐凡感叹。

现在，他的父母身体都不太好，父亲因为脑中风，已经住进医院很多年，母亲一个人护理不过来，请了个护工帮忙，24小时全天看护，一天费用就要200多。

而他的儿子，也即将面临升中学考试，语文、数学、英语都要参加各类考前培训，每项开销都非常大。他和妻子两人，省吃俭用，一年存不下几个钱。

“我和妻子都约定了，两人一定要好好保重身体，万一倒下了，这代价谁也承受不起。”徐凡叹道，自己活得越来越战战兢兢了。

他有个同学，跟他同年参加工作，最近辞职创业了，还邀请过徐凡，但被他拒绝了。

“下海的人，一个个不是有资本有人脉，就是不怕死的人，我一没什么钱，二也没啥关系，拖家带口的，家里老人身体也不好，我只要能保持现状就不错了，哪里敢干那么高风险的事儿？”徐帆说。

不过，最困扰徐凡的是，他虽没有创业的野心，却也没有在目前单位里，干一辈子的信心，“现在这行不好干，竞争太激烈了，升职也好，跳槽也好，我这个年龄不上不下，挺尴尬的。”

可徐凡所在的行业，还远不是中年危机感最重的。

像互联网这种新兴行业，在中国发展壮大也不到20年，最早一批入行、正在面临中年危机的这拨人，完全没有任何前人可以借鉴的经验。

“没有人可以告诉我们，四十岁以后程序员都去了哪儿。”

陈阳一边“噼里啪啦”敲着键盘，一边不无惆怅地说，桌子上刚吃完的外卖盒子，还横七竖八地躺在那里。

他已经入行十来年，前后换了七八份工作，从籍籍无名的小公司，到赫赫有名的行业巨头，他都干过，工作内容不尽相同，但是有一点是一样的，超长的工作时间和越发严苛的指标考核。

“哪家公司都一样，没活干的公司才按时下班。”陈阳不以为然地说，他已经习惯了这种生活，只不过看着每年不断涌进这个行业的朝气蓬勃的年轻人，一向心大的他，也涌起了深重的危机感。

“他们没有成家立业，有更多的时间贡献给公司，身体本钱也硬着呢，再熬几年估计我头发都掉光了。”陈阳叹了口气，摸了摸自己日渐“光鲜”的头顶，“以前年轻，熬夜跟玩儿似的，现在四点钟起夜后，就再也睡不着了。”

去年IBM发布的一份《2015中国开发者调查报告》显示，21岁至35岁的开发者人数已88%，其中年龄在30岁以下的程序员占比达七成。像陈阳这样望见40岁门槛的程序员，真的是名副其实的“高龄”了。

“身边很多人创业，都是逼不得已。”陈阳说，“公司没有更合适的位置提供给你了，后面又有那么多后辈冲击，现在出去拼一把，说不定还能实现财务自由，总比待在这里被裁掉好吧。”

睁开眼，无人可以依靠的40岁，会是我们的未来么？

近年席卷中国的创业大潮，在疯狂入场的资本助推下，不仅成为许多年轻人的梦想起飞地，还成了许多中年人突破上升瓶颈的机遇。

李武就趁着这个机会，从北京一家事业单位辞职，利用自己工作以来积累的资源，创办了一家儿童俱乐部，把自己从原先单位的官僚习气和繁冗琐事中解放了出来。

现在，他可以自主安排自己的日程，为自己的事业描绘一张充满希望的蓝图。虽然创业的路上依然吉凶未卜，但已年近不惑的他，铁了心不打算回头，一边经营自己的公司，一边物色新的创业项目。

“我想做一些自己能做主的事情，不想整天被人呼来喝去，不想听命于那些我看不上的领导。无论如何，别人的办公室，我是再也回不去了。”李武说。

然而，在创业这条路上，并不是所有人都像李武一样幸运。每天，都有无数的创业公司如雨后春笋般出现，也有无数的公司悄无声息地死去。

林先原本供职于北京一家媒体，不到37岁的年纪，已经成为了副主编。她在2014年底，利用业余时间，开始试水新媒体，当做到20万粉丝时，她接到了第一个投资人的电话，有人愿意投资100万，后期估值还会更多。于是，她毅然辞职，创办了自己的公司。可是不到一年，由于跟合伙人产生分歧，她的公司运转一年后关停。

“既然辞职出来了，我就想过失败的风险，这次尝试有苦有甜，最大体会是创业的烦恼比工作时多多了。”林先说，“但是我没啥好后悔的，都是成年人了，自己得为自己的决定负责。”

只是，下一个机会和风口在哪？林先也不清楚，人到中年的危机感，从来没有如此深重。

睁开眼，无人可以依靠的40岁，会是我们的未来么？

其实，中年是人生的必经阶段，但“中年危机”进入公众视域，却是这几年才发生的事情，尤其是这个深秋，“中年危机”这个话题的热度，一直居高不下，反映了当下社会存在的一种集体焦虑。

我们要看到，张爱玲所描述的那种“无人可依”、“无处可归”的无力感，逐渐在社会的每个角落弥漫，这时，这种焦虑便不能简单地用年龄去定义和解释，也许不同的人都有相似的感觉，只是这种情绪，在当下的中年人身上，更尖锐、突出地体现出来。

年轻人再困惑，毕竟还有很多机会去试错，但一过35岁，很多机会便闭上了大门。干部提拔要看年龄，岗位招聘也要看年龄，许多岗位都明明白白地要求“35岁以下”，一旦跨过这道门槛，上升的通道陡然变窄，如果还未积蓄足够的实力和底气，就难免产生危机感。

而当下这代即将步入中年的人，是经历着社会体制巨变成长起来的一代，这注定了他们的人生，在目标方向上，从来没有一个稳定的、可供参考的标准和尺度。

如今，你的孩子上了名校，我的孩子没有上；你买了房，我却错过了买房时机；你创业成功了，我还在单位受气…… 如此种种，似乎都成了大家焦虑的缘由，而过去，父母的那一辈，大家的生活轨迹和生活状态，都是相似的，没有对比，似乎也没有那么多焦虑。

其实，人和人各有各的活法，没有人能够保证，你在过去的哪个时刻，做了什么样的选择，就能通向怎样可被保证的人生。

但是，选择改变也好，还是选择坚持也罢，都要明白:“与其取悦别人，不如取悦自己。”过好自己的生活才是最重要的。

不明白这个道理的人，青年时期迷茫，中年时期困惑，哪怕到了老年，也会有这样那样的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