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母亲说,我小时候哭闹得鸡犬不宁,奶奶给我卜了一卦,说只要把我过继给别人,便可安然。因此,我有了自己的“养父养母”。
养父养母家没有女儿,视我如心肝宝贝。但苦于家境贫寒,又不愿我吃半丁点苦,所以我不曾在养父养母家住过一日。又加上自家生活条件优越,曾经养母亲手帮我纳的绣花鞋,养父挖了一个冬天竹根卖了钱帮我买的红纱巾,我都不屑于接受。为此,家人骂过我,打过我,但终拗不过我。
长大些了,稍懂事了,我每年过年便例行公事地到养父养母家转上一圈,然后捎回来养母藏了一冬的沙田柚,养父精心烤制的草鱼;结婚那一年,养父养母用积攒了两三年的棉花,帮我缝制了两床大大,厚厚,软软的棉被。那一瞬间,我的心儿终于软化。
再往后,我每年回娘家,也例行公事的到养父养母家走一趟。养父养母总是极尽盛情地挽留吃饭,可我老推托在父母家吃过而不曾顺情,以致这终成了我的心伤。
这几年,养父养母家的日子好过了,为讨孩子欢心,养父专门赶圩捉回小白兔,稍加饲养,然后送来给孩子当“宠物”;为了和我们拉近“距离”,总买最好的东西回我们礼,待我们回程时,总是左一只鸡,右一条鱼地让我们捎上……
可老天好狠心,那年刚过二月二,就带走了我那一生与世无争与人为善的养父。——即便在临走之际。狂犬病已令他焦躁不安,气喘不已,但嘴里仍喋喋说着:阿红,别哭,别怕……
清楚地记得: 二0一六年二月初四,养父走了……送养父走的那一天,我没有哭。——养父让我不哭。但我深深知道,我是因为欠养父太多太多,愧疚太多太多……
当晚,养母召集我及他们家的几个孩子到身边,递给我们每人一份“遗石”(养父留下的钱),说养父临终前交待,不能少了阿红那份……那一刻,我再也无法控制,哭了个稀里哗啦……
自此,我多了份柔软之心,逢年过节,总少不了去养母家坐坐。
然而,生活总是不如意事常八九。——养父走后的两个月,养母家的三弟突遭横祸,被一辆小车撞飞重重摔下,在ⅠCU一直昏迷……
养母经历养父的离去,又遭遇三弟的重创,一下子消瘦得不成形。但面对六神无主的媳妇和年幼的孙儿,她毅然决然把三弟接回家,并卖掉部分田地筹集资金四处求医,只为给他们一个“丈夫”一个“父亲”……
半年努力之后,三弟还是带着一家人的希望走了……
之后我每次去看养母,她总是不愿接受我塞给她的生活费,说着“我们可以”……
的确,我们镇上山沟沟里嫁出来的女人,哪一个不是刚强与柔韧相融?养母如然。她把成年但未成熟的大孙子留下的曾孙从0岁带到十岁,她把三弟留下的一对儿女抚养成人并供孙女读大学,她给最小儿子娶回媳妇并已育下两孩……
想起余华的《活着》: 作为一个词语,“ 活着”在我们中国的语言里充满了力量,它的力量不是来自于喊叫,也不是来自于进攻,而是忍受,去忍受生命赋予我们的责任,去忍受现实给予我们的幸福和苦难、无聊和平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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