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渺一生

                    微渺一生

  大清亡了，我还跪在父亲的书房里。

  厚重的檀香气弥漫在我鼻腔中，压在我的胃里。我的膝盖已经没有感觉了，不觉得疼也不觉得麻，它已经脱离了我的身体，成为独立的存在。

  我还在想大哥临走时对我说的话。他去救国了，那么怎么救着救着，国却亡了呢？大哥走的时候看着天，并且决绝地说魂回故乡，尸撒江河。可他没有一点伤心的感觉，他去做什么了？这一生，我还会见到他吗？

  这件事我是做错了。我不该帮着大哥逃走，我不该连大哥的去向都没有搞清楚就放他离开家。

  越想这件事我的心就越乱。

我一向是洒脱的性格，不过问家里的生意，也不操心什么国家大事，我听着北九城“翠梨园”的小曲，看着李小伶的身段，便觉天上人间，此生何求。

可是近几个月来，大哥的事闹得全家都惶恐不安。尤其是二娘，整天用手帕捂着胸口，不敢大声喘一口气，不敢多说一句话。二娘整天看着父亲的脸色，小心地试探父亲什么时候放大哥出来。父亲仍是整天阴沉着脸，不跟任何人多说一句话。父亲的态度倒是没什么奇怪的，我从小到大也没看过他几个笑脸。

两个月前的早晨，二娘慌慌张张又极其小心地来找我，她几乎是恳求的语气，求我劝劝大哥，让大哥吃一点饭，那怕喝一碗汤也好。

大哥已经被关了一个多月了，大哥自己执拗的强调是32天。我没时间跟他争论，翠梨园的戏要开场了。我把饭撂在大哥床前。大哥摇摇头笑笑，他的眼神里透出一股同情和无奈。我不屑地哼一声，都落到这种境地了，还端着兄长的架子？此时此景到底是谁该可怜谁？

大哥没有正眼看我撂下的吃食，只是皱眉看着床单。我撂饭菜的时候用的劲很大，汤水洒在了大哥的床单上。大哥一向有些洁癖，他的衣服永远没有一丝褶皱，没有一个水点。可现在的他脸色灰暗，胡子挂在腮上像一堆乱草，头发黏在头顶上，就像一个破了洞的黑毛线团。

我摆出一副随意的样子，反正饿的不是我。

大哥定定地看着我，突然流出了眼泪。我惊讶地看着大哥，突然不知所措。大哥一向是寡言的，沉默的，他自尊到极致，在学堂里考第二名也要难过几个月。他从来没有在我面前露出过一点点脆弱，看着哭了的大哥，我手足无措。

“大哥，你。”我不知道要说什么。

“我不想死，我的生命还有价值。但是这个家要我死，压抑着我喘不过气来。”大哥说得很平静，他看着我，眼里似乎有火光，有亮光，也有我看不出的其他东西。我不能理解大哥的话，这个家，怎么压抑了？大哥该不会是疯了吧？对，一定是被父亲关疯了！

我抿抿嘴唇，稀里糊涂地就答应帮大哥离开。

大哥一个多月前，按他自己的说法是32天前，他竟然剪掉了辫子，还放肆地与父亲大吵一场，就被父亲打了一顿，关在房间里不让出来。父亲对全家说大哥必须面壁思过，想明白了知道错了才能出来。

在我看来大哥已经闷疯了，那么，出去散散心也是可以的吧？我拿出我所有的钱包在一个羊皮包里给了大哥。趁着夜里我灌醉了看门的老吴，支走了送饭的李妈和大哥的丫鬟琪儿，和大哥一起翻墙跑了。

我和大哥直直地跑了一夜，直至天亮才敢停下。大哥对路径很熟，显然他早就计划好了。我也没多问，送大哥出城我就回来了。但大哥走时的样子却反复出现在我眼前，听着西厢记脑海中却不是崔莺莺而是大哥，他望着天边的一线微光，好像成了另外一个人。

我帮大哥逃跑后没敢回家，靠着身上的皮大衣在“惜花馆”住了一个多月。当的钱花完后我就这个同学家混一天，那个朋友家混一天，就这样混了一个月，直到今天早晨父亲在翠梨园把我押回来。

听李妈说看门的老吴因为醉酒被赶走了，琪儿也被卖了。我心里不是滋味儿，但很快就被充淡了。因为我也是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我被父亲打了一顿，因为心里想着琪儿和老吴，竟然没觉得疼。二娘撕心裂肺地哭，跪在父亲脚下哀求，没起丝毫作用。

我始终没认错，被父亲罚跪在书房里。

我想着我这一个月的荒唐生活，浑浑噩噩，似乎一直在想大哥。大哥去哪了？大哥还会回来吗？大哥只是单纯地与父亲闹矛盾吗？大哥似乎不是大哥了。

在二娘的求情之下，我被父亲赦免了。但父亲限我在一个月内把大哥带回家里。我诺诺连声，心里却发麻。我没有大哥的一点儿音信，又何谈带他回来？父亲真是好笑，怕不是也像大哥一样，有些失心疯了吧。我想到这里，赶忙给自己一下，怎么敢说父亲失心疯呢？真不像话！

一时之间到处都是革命军，仿佛一夜之飞出的，也不知道又搞得什么明堂。大清突然亡了，我只是惊讶了一下，除了我头上的辫子没了，身上不再穿长衫以外，我的生活没有改变。

父亲坚决不剪辫子，也就不能上街，不能出门，他整天在书房叹气，说什么世道天道，我也没仔细听。二娘突然老了十岁，脸上的皱纹拧在一起，怎么也展不开。大哥是她的命，大哥走了，二娘的魂也就散了。

我早就不记得我娘的样子了，二娘一直对我不冷不淡的，我对她也是表面上的客气，实则互不相干。李妈说我娘生我时难产，大小只能保一个，当然是保我了。李妈说幸亏是保了我，是个传宗接代的哥儿。父亲对我很严，但他生意很忙，常常几天想不到我。等到他想起来时，我就随便应付两句，总能应付过去。

但不得不说，老天爷给了我一个好脑袋，四书五经过目不忘，作诗联句也让先生刮目相看。但自从大清亡后，学馆闭了。

我也跟着大家去洋学堂凑热闹。

不知是好是坏，我的思绪完全被新学堂打混了。按照新先生的说法，我从蒙昧中脱离出来了。原来这世上还有这么多我不知道的东西。原来河山动荡，华夏风雨飘摇。原来大清亡了，中华才可以称之为中华。

我感到我的胸膛在沸腾，我表达不出我的心情。

当头棒喝，迎头一击！世界这个名词冲击着我的大脑。群狼环伺，国将不国！

我是男儿，我是华夏男儿。我该如何？我当如何？我从没有这么清醒过，也从没有这么混乱过。

我同先生握手，我和同学们不再跪拜孔子圣象，不再跪拜先生。前所未有的感受让我第一次看到了未来。以至于多年后我坐在轮椅上同女儿交谈，仍无法忘记这时自己的心情。

我越来越觉得父亲不可理喻。他的三纲五常迂腐至极。他最近总是对我说婚姻大事应及早定下。我嗅着他书房的檀香味，腐朽的气息压抑着我的心肺，使我呼吸一下就梗一下。

我想到了大哥，这一年来我似乎理解了大哥。

天还擦黑，一息微光射在天边。我背着包裹，看着朱红大门上闪闪的铜环，一股快意涌上胸口。小巷里还没有人，没有袁世凯的巡查兵。

我就这样离开了家，这个称之为家的地方。我没有一丝留恋，却莫名地想到了二娘每天给我送汤的样子。

北平的冬天真冷啊，风就像刀子一样割在脸上，我疼得流下了眼泪。

我提着一只行李箱，身上的风衣还带着海水的咸味。我看着脚下的土地，熟悉又陌生。我不能露出太多情绪，一点点差错都可能导致我粉身碎骨，更可怕地是会使同志们陷入危险。我用手抬抬礼貌，整理整理围巾，像94号公馆走去。

按照约定我轻轻地敲了三下门后，才按了门铃。时间刚好是下午4点整。

门一开她就抱住了我，嘴里喊着亲爱的，你回来了。我也佯装应着，装作我们两个是久别重逢。其实我连她的样子都没有看清。

她把我拉进门便立刻退开好几步远，看着我小声问是否有人跟来？一路安全吗？我点点头，急忙询问现在的情况。

她抿嘴想了一会儿才说：“你怎么证明你就是钉子？”

我微微喘了一口气，犹豫着是否要拿出口袋里的信。我同样也不信任她。这个时候，国共两党已成水火，上海形势紧张不容丝毫差错。我该不该信任她呢？万一在我来之前这里已经被敌人占据了，她是敌人的诱饵。那怎么办？我仿佛嗅到了敌人枪口的火药味。

我们两个人就这样互相看着，足足看了二十多分钟。我想好了对策，慢慢取下眼镜拿在手里。如果她是敌人，我就吞掉信件然后用眼镜片自杀。我取出信封，捏紧了手中的眼镜片。她突然松了一口气，赶快请我坐下。

她说辛亥革命出了个袁世凯，除了袁大头以外没带来任何好处。北伐军一路冲杀最好也没能统一全中国。关键在于国民党太看重权，而忘了民。我点点头，十分同意她的观点。

我漂泊英国，法国，又辗转到苏联，时刻关注着祖国这片热土。我知它炮火连天，中山先生去世后全国更是一片混乱。如何重整这片河山？

上海鱼龙混杂，法租界英租界穿插其间。94号公馆属于法租界，但是也不安全。这栋法式洋楼散发着浪漫的气息，窗台上的玫瑰红得炫目。

她没有告诉我她的真实姓名，也没必要告诉我。现在急需解决的是药品紧缺问题。仅凭我们两个人只能制造码头混乱，运输不了药品。我们仔细商量方案，却发现没有一个行得通。我带着这么重要的任务来到这里，却完不成任务，我心里压着一块大石头，眉头皱成疙瘩。

她突然说：“想办法从这里走。”她指着地图上的一条小巷。我立刻摇头，那条路不够隐蔽，一旦开启枪来，很难撤离。她坚定地说可以撤离，时间紧迫只有这条路。

红军前线正在转移，不知道队伍走到哪里了。他们能不能冲过国民党部队的道道封锁线。剩余的红军战力薄弱急缺药品，伤亡惨重人数锐减。要想保存革命力量，这批药品必须运过去。

但是码头的守卫很严，我们需要先制造混乱然后趁机运送药品。有同志在码头策应我们，他，们负责转运药品，我们负责制造混乱。但是完成任务后我们很难撤退。我看着地图上她点出的小巷，攥紧了拳头。

枪声一响，惊得人群大喊大叫。尖锐的女生甚至压过了枪声。人群乱了起来，越乱越好。我丢了几个烟雾弹，使得原本就阴沉的码头蒙在雾中。

“谁他妈的放枪？小赤佬，给老子出来。”巡捕房的警察在叫。

国民党的军人不是傻子，他们迅速地就判断出了枪声的来源，不声不响地逼了过来。短兵相接，我很难全身而退。来不及多想我就举枪冲了出去。

她疯狂地把我推到小巷里，自己举枪冲了过去。血射出她的脊背，染在烟雾中，就像红色的玫瑰，刺眼炫目。

我纵深翻过小巷，又越过几道墙才流出泪来。“玫瑰”这个名字就印在我的生命里。从那以后，玫瑰对于我来说不再是浪漫的花，而是赤血热烈的花。

药品运过去后整个上海站就剩下我一个人。每晚我都紧密谨慎地听电台发来的消息。我将密码本放在枕头里，旁边时刻放着打火机饿，一旦有情况，我和这里的一切都会付之一炬，不留任何痕迹。

大大小小的消息从远方传来，从我不知道的地方传来。

上海的形势越来越把控不住了，许多资本家开始转到香港去了，大概那里更安全吧。但中国现在没有一个地方绝对安全，除非是银行的保险箱。

我反复地看这则电报，久久无法平静。多年的敌后生活使我的脸上无任何变化，但我感到自己的眼睛冒出了光。红军会师成功，红军会师成功！

我烧掉纸条后，给自己到了一杯格瓦斯。我不能喝酒，得时刻保持清醒，但是这件事必须庆祝。我喝着格瓦斯，听着唱片里的舞曲，不自觉地像跳一支舞，可是我没有舞伴。我想到了玫瑰，不知道她会不会跳舞。以及一年了，她的尸体以及腐烂尽了吧。我放下酒杯，猛地打开一瓶劣质的红酒，倒进了窗台上的红玫瑰花盆里。你在那边还好吗？

与黄蜂交接后我被调到延安。去延安的路上听到不少爽快的口音。他们都是知识分子，大声谈论着什么，我仔细听了又听。大概是杨靖宇，沦陷。我弄不清楚发生了什么，但是从他们愤慨又疲惫的神态上，我意识到了事情的不寻常。没等我弄清发生了什么，也没等我在延安歇歇脚，我就上了战场。

我卧在战壕里，要是今晚打不下齐家山口，我们前十天的努力就都白费了。他妈的小鬼子！

我不知从何时开始骂脏话，经常是在布置战略时大声骂脏话，自己也不觉奇怪。我已经三天三夜没有吃饭了。棒子面干粮早就没了，水也没了，我从战壕里捧一捧黄泥汤想往嘴里灌，被小护士唐娇打掉了。她从腰间扥下她的水壶塞给我说：“连长，喝我的。地上的脏，你可不能有事儿。”我一愣，看着她白净的脸，没舍得喝。

鬼子一下午都在放空枪，他们的装备比我们强的多，兵力也比我们多。要像攻占山口，怕是......我看着身边的兄弟，咬咬牙，伏在战壕里。

我的身上被血浸透了，不知道是自己的血，还是同志们的血。手上黏的抓不住枪。天黑得只剩下光，是鬼子的探照灯。喊声枪声乱在耳朵里。我扬头看看，什么也没看到。整个身体出了脑袋很沉，已经什么都没有了。我张开嘴想喊，眼前彻底静了。

我一睁眼眼前还是黑的，他妈的，被小鬼子打瞎了？我想用力骂一嗓子，却喊不出来。嘴唇上都是火泡，拽着心一跳一跳地疼。我动动身子，老子还没死。

“连长？”是小唐的声音。

“小唐。”我回应一声。小唐也没死。

眼前突然亮了，煤烟子的味又熏得我睁不开眼。

小唐举着一盏煤油灯，她的脸被熏得黑黑的，多出一嘴小黑胡子。我看着她，猛地直起身子抱住了她。我用力地紧紧地抱着小唐，不敢放开。我害怕我一放开我就死了，或者小唐就没了。

“连长，连长。”小唐带着哭腔，她被我抱得喘不过气来。

“还剩多少人？”我狠狠地问。

“你和我。”小唐回我。

我一咬嘴唇，咬破了不少火泡。

都死了，都死了，一个连，全没了。

我梗着脖子，猛地给自己一个耳光。我为什么还活着？我怎么没有跟同志们一起死？

小唐抓住我的手，哭着劝我停下来，哭着说活着就还能打胜仗，就还能打鬼子。

胜仗、胜仗，每打一仗就牺牲无数兄弟，没粮没枪，全靠同志们的血往上堆。还得多少血，才能浸遍河山？

前有日本鬼子，后有国民党军队，腹背受敌。不是被自己同胞打死，就是被鬼子打死。他妈的蒋介石在想什么？这个时候还攘外必先安内，等到中国人都死绝了再攘外吗？东北三省拱手相送，大片河山沦入敌手，我中华就要亡国灭种了啊！

我骂，我大声骂蒋介石，骂自己，骂国民党，骂鬼子。我大声地骂，骂到最后连我自己都不知道我在骂什么。我恨，恨啊！小唐哭着抱住我，她哭着说连长你歇歇，刚醒不能这么折腾。我不听，我接着骂，我失去了理智，我是一头发了疯的野兽。

整个连都牺牲了，鬼子为了夺回前十天的地方，没有清扫战场。一个放牛的老大爷将我和小唐拖到了他家。他怕被鬼子发现，就把我们塞到了地窖里。

我可以大声的骂，地窖很严实，声音传不出去。骂到最后我没有了力气，摊在地上。小唐抱住我哭了起来。她哭得很细，哭着哭着就变成了嚎啕大哭。她说她想小玲，想毛毛，想家乡一起出来的女孩儿，就剩她一个了。小唐大声地哭喊：“就剩我了。就剩我了。满子妈怎么办？她还等着满子回家？金大娘怎么办？金顺走了，金顺死了。”满子和金顺是我连里的战士，都已经牺牲了。

我任由小唐趴在我身上哭，任由她拍打我的身体。我觉得我的嘴唇湿了起来，我的眼泪流到了我的嘴里。

我没有发出一点儿声音，就这样流泪。小唐也趴在我身上，静静地流泪。不知我们躺了多久，直到老大爷给我们送饭来。我很饿，饿得发狂。但是我吃不下。小唐也很饿，她劝我吃饭，自己却也吃不下。

我在大爷家待了半年，完完全全成了牧民。跟着大爷放羊放牛牧马，也跟着他哼唱民歌。虽然我哼着民歌，心却在很远、很远的地方。

我联系不上队伍，联系不上同志。也没有红军来打这个地方。上级接到的消息一定是华北13连全军覆没。我大概已经是被追封的烈士了吧。我绞尽脑汁又不敢轻举妄动。鬼子只留下了几个人看管这片儿，剩下的大部队继续前进。真是鬼子不多狗腿子多。就拿三两个鬼子能成事？都是那些狗腿子，横行乡里欺压百姓。

我看着低头吃草的羊群，心里暗暗发狠“中国人不是羊！”

晚上吃完饭后，我把想法跟小唐说了。她沉默一会儿说：“好，干！你说干咱就干！”我点点头，看着闪着星星的天，骑上了老大爷的马。

一夜之间我跑遍整个齐家口牧民农民的家里。我仔细地说我整个计划，我甚至说出了成功以后我们如何庆功，如何保证鬼子不反扑，如何防范鬼子，修几个堡垒。

事情出乎意料地顺利，大家都答应了。他们实在受不了狗腿子的欺压了。

一呼百应，揭竿而起，我要做一件比陈胜吴广更厉害的大事！

这件事一直策划了三天三夜。每天都有牧民到小唐和我这里来谈话。我和小唐耐心而又严肃地解释这件事。这是一件大事，比打仗更困难也更有挑战的事。因为我这次领导的不是战士而是人民。不能流血，尽量不牺牲。一个农民的离世是一个家庭无法消解的灾难。

这天夜里我手里拿着割草的镰刀，带着壮年中年男牧民们沿着树林子，悄悄地往日本人的大院靠。只有三个日本人，守门的狗腿子却有十几个。不能惊动里面的鬼子，他们有枪。必须先干掉外面的狗腿子。

我冲牧民们打手势。几个牧民去了右边，几个去了左边，渐渐包围了鬼子大院。我边做手势边猫着腰往前走。到了还有几步远的地方，我伏了下来。我握着镰刀的手微微颤抖，手心冒出了汗。他妈的，比打仗还紧张。我突然想起了第一次转运药品，想到了炫目的红玫瑰。我的眼前全是红色，恍得我眼疼。我定了定神，冲大家打手势，然后一跃而起，悄无声息地割掉了一个汉奸的脑袋。血腥气散在大院里，我们冲进屋子，迅速地砍死了三个日本鬼子。没想到事情这么顺利，小日本大概没想到我们敢黑夜来杀他们吧。

我们建起堡垒，修了战壕。储存粮食。幸好我留洋苏联，用牧民的硫磺，炮仗里的火药造了简易的手榴弹。

此后不知过了多少年，我们与鬼子打过不少仗。竟然奇迹般地使齐家口完整地留了下来，成了一个独立的小天地。我成了农民牧民教书先生，甚至是军事指挥家。小唐成了这里的医生。虽然药品紧缺，但是山上有不少药材，倒也能治个头疼脑热。

老大爷时常抚摸着我的女儿说：“我的女儿不知道好不好。”

我和小唐问老大爷他的女儿在哪里？是做什么的？老大爷便看着天空，不说一句话。

小唐实在我杀了日本鬼子夺了大院以后的那个晚上嫁给我的。她说她不能再等了，她怕她一不留神，我就被老天爷收走了。我说我也怕，我怕我死了，你一个人守活寡。她扑在我怀里，不说一句话。

我们成亲了，有了孩子，生活似乎安定了。

如果不是解放军来到齐家口，如果不是解放军来分土地登记户口，我都不知道原来我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人了。

徐璈带着部队来的时候，见到我先是一愣紧接着就骂上了我。你小子竟然还活着，他妈的也不知道联系组织，老子还以为你死了呢。我一时百感交集，放下手里刚给牛割的草，一时说不出话来。

当晚大家喝的烂醉，正喝得高兴的时候，老大爷突然问徐璈：“是共产党胜利了？全中国都是共产党的了？”

徐璈端着酒碗笑着解释：“中国是中国人民的。老大爷，中国共产党不搞剥削。你放心，毛主席说了，我们不拿群众一针一线，党内作风很严的。”老大爷擦着眼泪说：“好、好。我丫头也该回来了，共产党胜利了。”他哆哆嗦嗦地从怀里掏出一张黑白旧照片，我眼睛一瞟，手里的酒碗“啪”地掉在了地上，碎了。

玫瑰，鲜红的玫瑰。

我跪在地上对老大爷叫了一声爸。

原来玫瑰叫“赵淑灵”。原来她是老汉的独生女儿。原来她离家时只有14 岁。

还有多少这样的儿女？还有多少失去儿女的爹娘？

我心里空空的，突然想起了父亲。

从小为了保持与父亲的疏离，我从不叫他爹，直至我离家出走，也没有叫过他一声爹。现在我想喊他一声爹，他又在哪里呢？他还在吗？

我和夫人随着徐璈回到北平。当我踏上这块土地的时候，那种刚回到祖国时的陌生又熟悉的感觉又绕上心头。小唐是东北人，家里北京很近，她靠在我的肩头上，笑着笑着就哭了。

街道已经变了很多。很多东西都不一样了。我已经找不到原来回家的路了。几经打听才找到家门。

朱红的大门斑斑驳驳，两个铜铃铛不知道什么时候被卸下去了。妻子靠在我身上，我牵着女儿。我们站在门前，静静地望着这个大大的四合院。院子里靠墙的杏树已经伸出了墙外，浓密的叶子簌簌作响。

我推开门，抬头便看见一个身穿黑色夹绒马褂的老人，他戴着一顶瓜皮帽，可以看出他全白的银丝头发，梳着辫子。

“爸。”我喊了出了。

父亲扶扶眼镜，呆呆地看着我。

“爹！”我又喊了一声，并且拉了长音。

二娘从屋里跑出来，抱住了我，哭湿了我的肩头。我又有家了。当我在英国、法国、苏联时，家的概念是中国。当我在上海时，当我转战其他地方时，家的概念是北平。当我时隔39年在回到北平时，我才知道家的概念不是某一个地方，而是人。

女儿上初中了，最近总是抱怨越来越吃不饱。妻子也抱怨买不到肉，买不到菜，竟然买不到鸡蛋了。

没等我安慰好妻子，我家就被人抄了。

戴着红袖章的小将们拿着报纸质问我：“这是谁？说！从实招来！这是不是你大哥？你是不是你大哥安插在大陆的奸细？你泄露了多少情报给敌人？”

这样的话不知听到了多少，听了多少遍了。我的腿被打断后我就不再计较这些了，奸细就奸细吧。幸好女儿和妻子已经去齐家口了，爹和二娘早已入土多年。他们没赶上挨饿，真是幸事。他们也没赶上大造反，幸事幸事。

我又变成了年轻时的样子，洒脱的超然。我不关心什么国家大事，而且也不关心个人命运。我只是想着那火红的玫瑰，她要是活着，会不会伤心欲绝？我是该庆幸我活着，还是为我活着而悲哀？我又开始问自己“我为什么不死在战场上？”死在战场上我是烈士，现在我却是反革命。

天安门前轰轰烈烈，天却阴沉得厉害。听小将们说总理没了。我突然扯掉脖子上挂着大字报，挨了一耳光。

等到女儿从乡下回来，抱着妻子的骨灰。

9年后女儿推着我到妻子的墓地，我伸手抚摸妻子的墓碑。“杜微生爱妻唐娇之墓。”我又想起妻子那天塞给我她的水壶，那么动人白净的女孩儿。

大哥来信说现在形势缓和了，可以回来探亲了，我笑笑，没想到八十多年后，还能见到大哥。

女儿推着我说：“我还没见过大伯呢。”

我笑着回她：“不是有照片？”

她撇嘴笑：“那不一样。”

夕阳的余晖拉得很长，或许我的墓碑就要立起来了。

杜微生，微微一生，沧海一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