琅日（二）

第二章    加盟

          正式入职琅日后，我得先了解一下公司的情况-----这个过程比较长，而且道听途说的情况比较多，还有很多是猜测。公司的老板姓梁，本身是顺德本地人，九十年代中期携家人（长女除外）移民加拿大。老板出身贫寒，兄弟姐妹九个，他排行第八，只读到小学三年级。先做村支书，由于超生被免职，后做糖厂工人，再后来干些投机倒把的勾当，真正让他发财的是跟别人合伙走私汽车。后来在集体企业华日地毯厂做销售，不知怎么倒腾之下，地毯厂成了他的私人产业。区政府搬迁到新区时，地毯厂也在拆迁之列，于是老板摇身一变成了亿万富翁，从此走上正当经营之路，公司也改名琅日-----至于改名的原因，各种传言都有，真实的原因恐怕只有老板自己清楚。老板既是琅日的创办人，也是公司的灵魂----之前的华日只是给老板提供了一个进入地毯行业的平台，从琅日开始，老板的地毯产业才逐渐形成气候。老板还经营贸易、汽修厂和夜总会等，也做过房地产，但地毯厂是他的主业。老板为人豪爽大方，黑白两道通吃，见多识广，善于学习和笼络人心，人脉广泛，做事目的性极强，不达目的誓不罢休。老板充满自信，敢于孤注一掷，相对金钱，老板更在乎面子。老板的缺点是虚荣心太强，容易被人忽悠，扩张比较冲动。随着和老板的交往加深，也发现老板底子较薄，水平有限。老板的亲情观念也比较淡漠，公司里亲属不多。老板不管公司具体事务，只抓管理层几个领导-----老板为人霸道，实际上，管理层只有服从的份，这样的管理体制的好处在于即使管理层发生大的变动，对公司影响也不大；而坏处就是，老板一旦一步走错，全厂都得跟着遭殃-----其实还有一个麻烦是，太强势的老板对他的继承人来说简直就是灾难，他的继承人需要很长时间才能接手，而且过程也会非常艰难。

         梁总是老板唯一的儿子，从小娇惯任性-----老板四个孩子三个女儿，梁总是老二；梁总一辈的堂兄妹中，他爷爷奶奶也只有两个男孙，还是排行第二，可想而知，梁总小时候的娇惯任性是多么的理所当然。但是在留学生涯中，梁总抹掉了他身上绝大多数公子哥习气，变得善于精打细算，但是还保留了少许任性。那时他刚结婚不久，尽管是总经理，但仅以打工者的身份为老板管理财务和销售工作。加上他很年轻，比我还小四岁，管理层几位副总对他或多或少有些不以为然，时不时到老板面前告他的状。他那时在公司里的处境比较尴尬，往往只能看老板脸色行事。他很怕他老爸，我真好奇老板是如何能把他管得服服帖帖的，我儿子对我就没有那么尊敬。梁总的魅力远远赶不上他老爸，而且特别小气。梁总作为接班人，表现处于中上水平，对老板的依赖程度较高。梁总的人际关系处理的不是很好，缺少真正的朋友，而且比较高冷。

          林总是老板的搭档，在公司持有股份。林总也有自己的事业，他在顺德是很有面子的人物。林总不常来公司，也不具体负责什么事物，只是公司外交公关搞不定的时候，他才出面摆平。林总为人沉默寡言，不苟言笑，是公司最高深莫测的人物。

          以上三位实际上是公司老板级的人物，而后面的高层就纯属打工一族。尤总以前是中国银行顺德支行的副行长，零三年犯了事，老板看中他的人脉，请他来公司做副总。他先负责财务，后来负责单据报销和小级别的对外公关以及公司基础建设。尤总做事中规中矩，可能是以前犯事留下的后遗症。

          邓总是早期进来的第一个本科生，九三年毕业于武汉钢铁学院，九七年进的华日。之后一直在办公室，没下过车间，后来提升为副总。我来时他实际负责除财务、销售和基建以外的一切工作，我跟他最熟，因为之前他是我们的联系人。我来之后，他把我安排在厂部。他很善于跟老板沟通，我和老板交流时，很多东西老板听不懂，他就充当我们之间的翻译。需要说明的是，老板听不懂我的话有两点，一是我讲普通话，而别人都要对老板讲粤语-----老板的普通话很烂，因为读书少，估计对普通话的理解也很差；二是我讲的东西比较专业，老板不懂也很正常。邓总为人八面玲珑，而且城府很深，给人感觉高深莫测。邓总从不以真面目示人，但有意无意显露出自大的神情，他是在老板面前告梁总状最多的人。他最善于琢磨老板的心思，很得老板欢心。

         夏厂是新提的厂长，之前的厂长是老板的侄子。夏厂之前是地毯车间的主任，最早是硫化的班长。他和邓总一起进的这个厂，但他是专科毕业，没有邓总的运气那么好，但是他也很会揣摩老板的心思。他比邓总稍微简单一点，在厂里主管生产。

          与我相关的其他中层干部有销售经理欧阳先生，他父亲那时是顺德政法委书记，后来帮了我很多忙。还有质量部部长，他是老板的侄女婿；还有地毯车间主任，胶水归地毯车间管。其他的部长、经理、主任还有七八个，在此不一一列举。公司的管理机制类似于国有企业，分生产工和脱产干部，有指导工、班长、主管、副主任、主任、厂长等若干层次，非生产工还有质检、机修、绿化、仓管等。了解过情况之后，我就对数量庞大的非生产人员有抵触，只要有机会，我都会在老板或者梁总面前讲非生产工的坏话，总希望他们动手精简非生产人员。我以前在学校时就对庞大的后勤人员有意见，他们拿着比我还高的工资，整天还无所事事，但那些人或多或少是关系户，对一个靠国家财政支持的行政事业单位，这种照顾性策略在各单位比比皆是，不足为奇。然而，一家私营企业同样抹不开关系户的面子，会有少数寄生虫也无可厚非，但像这家企业有那么多的非生产人员和那么多层级的管理，确实让我惊讶。有效的管理不是靠一个庞大的管理队伍，而是一套合理的激励机制，促进员工形成“人人为我，我为人人”的理念，激发员工共同努力将蛋糕做得更大。管理的终极模式是不需要管理。

         公司的主打产品有用于电梯钢丝绳芯的剑麻纱，有用于打磨不锈钢装在飞轮上的剑麻抛光布，再就是剑麻或者剑麻羊毛混织地毯以及水草地毯，偶尔也有黄麻地毯生产。我们的课题研发的胶水只用于地毯定型，当然还有地毯防滑和吸收噪音等功效。公司是全球最大的剑麻地毯生产厂家，绝大多数产品出口欧美，该类产品是小众产品，都是些推崇环保的人士在使用。每年约出口500多万平方米的地毯，耗用5000余吨胶水。全厂有2000多人，年产值约6000万美元。我在加盟琅日之前，对这样一家公司是个什么级别的公司，这家公司的行业地位，这家公司的发展前景，我在这家公司的晋升空间都一无所知，甚至除工资之外的一切福利完全都不了解，也没有跟公司提过任何要求。我不知道我这种情况是不是普遍现象，但是肯定不是成熟的做法，我把自己摆在非常弱小的位置，完全是一副任人摆布的样子。我其实在入职琅日之前是有条件充分了解公司的，也有跟老板谈判的资本。只能说我比较幸运，遇到比较讲良心的老板，我后来的境遇还算对得起我的付出。职业是一个人的第二生命，我主张求职时需要尽可能详尽的了解你即将入职的企业，频繁跳槽其实也是在浪费生命。

          跟我打交道最多的是硫化班长，那时有三个。当时被我调动的工人有两个，我的身份是胶水工程师，岗位是管理，部门是厂部，当时受邓总直接领导。我跟老板之间没有直接联系，我没有他的电话，当他需要找我时，都是通过邓总转告。老板也没有固定的办公室，梁总倒是有单独的总经理办公室，他不找我我是不会主动去找他的。还有，我一直不喜欢串门，我当学生时，我极少进别人的寝室；我当老师之后，我下班就直接回家，七年间，我去过的同事家数和次数一只手的手指头就数得过来。在琅日，我仍然如此，上班就只有胶水和硫化车间，有人找我才去一下要去的地方；下班我就回宿舍，没事就在公司附近一个人转悠。别人在干什么，我丝毫不关心；人家不主动和我打招呼，我就昂然而过，对别人也视而不见。并不是我对周围不感兴趣，我对周围发生的很多事情都留心观察，只是不愿和人交流而已-----公司里发生的很多事情我都心中有数。我不愿主动和人交往，并不是他们认为的我多么清高，而是我总想像蜗牛一样将自己保护起来，害怕受到伤害。

        身份转变之后，我干活更忙了，就像之前当班主任时，那个班就是我的责任田；正式入职琅日之后，胶水也自然成了我的责任田，我急需要以此树立自己的威望-----我在哪干活都极力做到成为一个举足轻重的人物，我经常跟年轻人说，如果你在一个地方混到可有可无的地步后，迅速离开是你维持体面的唯一办法。每天我都在思考塞机问题，只要想到什么可改变的，就要手写一个配方，让工人配出来上机使用-----这是一个复杂的配合体系，需要排除的因素很多，前期的实验结果基本上都是验证什么想法是错误的。勤奋实验的结果是做的产品多了起来，尽管影响生产效率，但是成本核算之后，发现利润可观。于是邓总就安排我定下一个相对较好的配方，一边生产，一边再调整。关于塞机问题，他甚至想出两台发泡机并用，一台塞后马上开另一台的主意。互利是合作的基础，人与人之间如此，个人与集体之间也是如此，双赢才是一种健康的心态。

         老板在安置我的方面也很用心，尽管他很忙，总是隔段时间就要和我谈谈心，嘘寒问暖，让人很感动。连房子的装修也征求我的意见，如装几台空调，装什么样的厕所。我一直是那种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的人，对装修这事一窍不通，总是用随便做回答，后面就再没问过我了------穷人的思想在我心里根深蒂固，之前的日子都是对付过来的，我的生活还没有经历过讲究的时候，我压根也提不出什么意见。我不提意见还有另外一层意思，我初来乍到，还没有为公司做出贡献，乱提意见不符合我的身份。还有，我不知道那房子仅是给我住，还是拥有产权，因为没有明说，也没有看到相关合同，所以对装修没多少兴趣。

         老板极力让我明白，他是很器重我的，经常带我出去吃饭就是一种表示，最让我尴尬的一回是有次下班后，老板带我去吃饭，我以为上馆子，哪知在别人家里。原来那家嫁女儿，搁我们老家，是要上人情的，可是我跟在老板后面看他怎么做，老板没有任何表示。更让我难受的是，我除了认识老板以外，再没有第二个认识的人，老板和他的朋友们又讲粤语，我是如坐针毡，又不好跟老板太近乎。我本来不愿意主动和陌生人打招呼，和陌生人一起吃饭简直跟受罪一样，像这种不明不白的饭局就更难受了。也是那一次，老板告诉我，顺德本地人过事情是不收人情的，我听了很吃惊。我们老家的规矩是，只要接了你，人不到没关系，但人情一定要到。我清楚老板的意思，让我尽快了解顺德的风土人情，以便我迅速扎根------其实没有必要，在老家我都没有扎下根，在这个语言都不通的地方，我就更难扎根了------我的心一直是漂着的，在哪都安不下我的灵魂，没有安全感痛入骨髓。我祖籍是重庆，但我从来没有去过我父亲的出生地，我生长的轨迹一直在漂泊，小学没毕业我们就搬了4次家。农村的排外情绪非常浓烈，我经常听到要将我们赶回去的恐吓，我是没有故乡的人。

        房子大体装修完的时候，邓总带我去看了一次房，装修的师傅也将钥匙交给我。我跟装修师傅说，这是顶层，装上防盗网会安全些，没有提过其他要求。然后公司又安排刘建伟将家具买齐，我不知道公司给了刘建伟多少钱，更奇葩的是我居然只跟他特意交代买一套小孩学习桌椅，其他的让他自己看着办，从没有跟他去过。一是我很相信他，认为他不会搞私人的鬼；二是我对家具也不在行，去了也搞不清好坏；三是如果跟过去，会显得我很庸俗，太小家子气。后来证实，我太天真了，我没有想到此人如此贪婪，至于他拿走我多少东西，我不清楚。直到一年之后，我的餐台上的玻璃胶脱落而坏掉时，我要求他去找财务拿发票索赔，此人显得非常慌张而且坚持说发票不见了，我才明白他一定干了什么见不得人的事-----发票肯定不可能不见了，否则财务走不了账，后来我跟财务熟悉之后我也没有再翻这笔账。我不想轻易得罪人，这事就不了了之了------吃亏上当在所难免，不经历一些事情，你永远都无法看清一个人。

       在买家用电器时，梁总给了我25000元，让我自作主张。我估计买家具也是这么多钱，而我屋内的家具值不了10000元。还是刘建伟带我选购了8000多的电器，剩下的进了我的腰包。我于11月底搬入新家，当然是处于亢奋状态。我还在读研究生时，我跟我老婆说过，将来等我毕业了，不知还有没有大房子住。没想到这么快，我就有了自己的房子，而且有90多平米，美中不足的是，是个顶层，楼层还较高。在12月的时候，房产证也办下来了。办房产证时，买方卖方的契税共8000多元由我一个人承担，房子在那时的评估价是11万多-----拿到房产证之后，我非常兴奋-----我还是第一次见这种证件，我父亲的房产证我没有见过，教书时住的是学校的房子，也没有房产证-----心里一下子踏实了不少，我终于有自己的窝了。对我来说，老板的这一招是最让我感激的，有了自己的窝之后，我才暂时没有了漂泊感，也才能定下心来努力干活-----灵魂的不安一定是闲下来之后才有的，忙碌的时候人是没有灵魂的。老婆来了之后，挑剔说阳台的防盗网没有出去，厨房的地板砖是旧的，这些都掩盖不了我的兴奋，这套房子对我的意义远大于它的经济价值。她不知道，在我还没有为公司做出贡献的时候，老板为我已经花费了20多万，我觉得如果不卖命将胶水做好，我问心有愧-----到那个时候为止，我已经明白了“士为知己者死”的含义。

        12月初，我让老婆的哥哥嫂子从东莞来琅日上班，他们的到来帮我看清楚了一些人的真面目。这个安排我是有意的，他们因为面子在东莞死撑需要一个台阶下，刚好我那时有这个能力。他们后来的变动让我认识了某些人的人心险恶纯属意外收获。

         房子弄好了，一家三口才有了团聚的可能，该考虑儿子上学的问题了。然后林总出面，带着一个反贪局的朋友，去找大良教育局局长。那局长老远伸出手来和林总打招呼，但我仍然看得出他假面后的虚伪，我认为反贪局科长的面子更大些。说明来意后，局长立即给我们附近最好的小学本原打电话，由于是放寒假时间，本原小学的电话无人接听，只好再打桂畔小学的电话，局长对着电话一通安排，然后告诉我们弄好了。那时没有户籍的小孩入读公办学校还是比较困难的，同事的小孩找到关系后还得考试，考试通过才能入学。我儿子是一放寒假就从老家过来，而我才办好户籍不久，他们娘儿俩的户籍还没开始办。我觉得林总办事真是扎实，带的是反贪局的朋友，那教育局局长哪有推脱的余地。在中国办事就是这样，只要你关系够硬，什么困难都不是困难。我不知道我算不算人才，从我自身的经历来看，能营造出“士为知己者死”的氛围的老板一定是最高明的老板，不受外部事物干扰之后，一个人的心才能完全放在事业上，也只有全心投入的人才能干出一番成就。老板在让我留的下来的问题上是很下了一番功夫的，他对我的投资其实也是一种风险投资，作为老板很多时候也是要靠运气的，他后来也进行了很多类似的风险投资，但有回报的不多。

        2005年12月份的时候，我和陈教授有过一次不愉快的争执，从那之后，他和彭工就没来琅日了。胶水的塞机情况有所改善，但是还是不理想，他提出一个我不赞成的建议，因为角色转换了，我觉得这个项目现在是我负责，所以说话没有注意方式。他很气愤地说“那就是说以后我们不用管了？”我没有解释-----我既不想解释，也没法解释，他们是带着不满离开的。事隔多年，我仍然不认为我当年和他争执我有多少过错，人都是自私的，因为加盟琅日之后，胶水的成败对我影响远大过对陈教授的影响-----他只是完成一个课题，而于我是饭碗问题，还有他们真是跟不上我那时的节奏了。我知道他们是好意，道听途说的方法我们已经经历过很多回，还在我上学的时候，不知谁给陈教授介绍了一位搞胶乳的老工程师，陈教授像伺候祖宗一样请人家吃饭、洗脚，老家伙给出的绝招是加多平平加O，我一听差点喷他一脸血，平平加O我们一直在使用，加多一点就会导致红外凝胶困难，就是真的不塞机了一样是不能生产的-----赶走了老虎来了狼的事根本行不通的。真的朋友之间不是没有冲突，而是冲突之后双方能各自为对方体谅，后来陈教授和我仍然很亲密。

         2005年到2006年的春节我是非常开心的，分开了三年半之后，我们一家三口又重新团聚，节假日不用再东奔西跑了。得益于老板的关照，我的住房条件也比以前改善了很多，并且第一次有了自己的房本。再就是收入也增加了很多，我从原单位离开的时候才1100多元，珠海的待遇我没有拿到手就离开了。特别是存款，到年底时我有了好几万元存款，半年比在老家7年的存款要多几倍。零五年的12月，老板又给陈教授5万元，照样我分得15000元，加上买电器剩余的款项，还有年终奖，一下子让我摆脱了经济窘迫的状态。尽管双方父母和亲戚都远在千里之外，但是公司放假的时间非常短，只有5天，还没有感觉到无聊，我又开始上班了。

         2006年三月，公司用胶水实现全自产，安排了两班工人日夜生产。胶水车间有14个工人，其中有两个班长。有两个2吨左右的搅拌缸做A胶，一个600升的球磨机做B胶，C 胶用A胶缸抽空做。一天能出产约20吨成品胶，比生产需要略多。问题是批次太多，同样的配方，使用效果总有区别。硫化那边意见很大，他们用起来就跟抽奖一样，有时很好用，有时嗷嗷叫。我不停地在胶水车间和硫化车间跑来跑去，焦头烂额，总是得出相互矛盾的结论，配方被我改来改去。做了一段时间之后，我相对清闲了很多，我于是有了精力和时间想点别的事情，因为彭工关于内地大学生的言论还在我耳边回响-----我要多找点事做，以表现我与众不同。年轻人初到一个地方总是缩手缩脚，因为没有我那么幸运，我背后靠的是老板。对于年轻人来说，想多做点事还真需要不一般魄力和勇气，但是尊重和面子就是在这样的挣扎中获得的，唯唯诺诺就避免不了给别人当垫脚石。我想多做点事还有就是出于感恩，老板待我不薄，“投之以桃，报之以李”，我绝对不会将老板对我的照顾看成理所当然。

          胶水自产进度如此之快完全出乎我预料，原因还主要是利润驱使，生产效率些许下降影响无关紧要。这种倒逼对我帮助很大，促使我不得不平稳地面对问题，大大提高了我对问题的承受力。同样因为生产的需要，我的随意性不得不受到抑制，这样可以更加客观地展示问题，自相矛盾的局面有所缓解。想插手胶水以外的事情不仅想提高自己在公司的影响力，还有舒缓自己紧张神经的需要-----就像读书时一样，一个问题卡久了，先放一放，做做别的题目之后，回过头来原来的问题似乎简单很多。很多时候我们都是被挟裹着前进的，当时尽管很难受，习惯了就好了。

         我来公司不久，因为呆在硫化车间的时间很多，很快就发现一个问题，于是戳掉了一单不小的生意。有些客户的地毯要做二底布，不知谁跟财务和销售报的成本，说一吨羧基丁苯胶乳可以做40小卷即4800平方米的地毯。我经过生产实际测算后发现，一吨羧基丁苯胶乳顶多可以做10小卷即1200平方米地毯，要求销售向客户重新报价。结果价格上调很多，以前的客户不愿接受，这单生意就黄了。还有硫化地毯与烘干地毯差价只有0.5美元，我跟销售说连成本都包不住。后来我跟老板的二女婿一起首次在公司建立了动态报价体系，如果他不离开公司，我们可能将报价体系做得更完善些。好在开了头，后面财务接过了这一块的工作。我不知道别的公司运行情况如何，琅日的有些原材料价格波动的非常厉害，比如说我使用的天然胶乳，因为存在一个停割期，每年开割前胶乳的价格比停割时差不多要高一倍。所以，琅日产品的成本波动很大，但是在这次事件之前，公司销售都是按照固定的价格在销售。依我看，即使不使用弹性价格，也应该使用平均价格才是最基本的做法，像之前一个价格到底的做法多少让我很不明白，这家公司是如何已经生存了那么久的？我认为，这就是公司机体上很大的一处病灶，多年以后，这处病灶不但没有治愈，反而愈演愈烈。公司的销售人员以销售额而不是以利润为奖惩基础是形成这个病灶的根本原因-----我们的销售人员就像对方公司的采购员，而且还掌握着我们大量的底牌。

         也是因为胶水全自产之后，公司才能对我的工作进行真正进行成本核算。我配胶的比例是1:2.5左右，加工费每吨约1500元，再加上天然胶乳的价格大幅上涨，已经超过1000美元/吨，与广州坚红配胶相比，自产胶水每吨要节约2000余元，一年下来要增加上千万的利润。为此，我在琅日已经站稳了脚跟，至少，管理层跟我逐渐亲近起来，主动跟我打招呼的人也多起来了。很多人可能没有我幸运，有些人的工作本身很难出成果，还有些人被埋没在团队中。没有谁能随随便便成功，我那时付出的汗水也非一般人所能及，在最困难的时期，睡梦中都会出现工作的场景。这些并不是我一个人的功劳，没有陈教授和彭工牵线搭桥，我不可能接触这个项目；没有老板和邓总等人的支持和配合，我可能早就被逼走人。单打独斗出不了英雄，现实世界和武侠小说天差地别。

        在零六年胶水刚自产不久，公司就将陈教授的款项全部付清，对最后的10万元，陈教授做了平分，往我账户上打了33000多元------那次争执之后，他们就没有再来过，估计很生我的气。他为此共计付给我63000元报酬（是在我毕业以后，当学生时的劳务费没算在里面），兑现了他当初为我准备购房首付的诺言，那时顺德的房价都还在一千多元每平米，只不过我没有买房子。像陈教授这样能为学生切身考虑的老师真的不多，他对别的学生也不错，只是有些人不大爱付出，所以陈教授没有像关照我一样关照别的师兄弟。做人本身要讲究对等，只为自己打算的人却想获得很多是不现实的，把别人当傻瓜其实是自己犯傻而不自知而已。课题经费付清之后陈教授与琅日就没有了关系，我也很久没跟他联系，其实也就几个月。需要承认的是，我在人际交往中一直很被动，而且比较懒惰。在8月的某个时候，陈教授突然打电话给我，当时声音太小，没听清楚，好像什么地走了一遭，我以为他去旅行。原来是鬼门关走了一遭，我觉得非常意外，才几个月没见，突然怎么会那么严重？

          陈教授有乙肝，所以他和我们吃饭很注意，每次都要一双公筷。我原以为乙肝不是什么大毛病，身边有不少人是乙肝患者或者乙肝携带者。在那年学校老师进行的例行体检时，陈教授查出是肝癌二期，他后来跟我说，当时确诊后他有48小时粒米未进，想就此了结一生。陈教授来自广西，出身非常贫寒，好不容易才考取华南理工大学，并读完研究生，毕业后分配到广州橡胶六厂，与领导关系不好才调到广东工业大学-----陈教授跟我讲过前因后果，为分房子闹翻的。我觉得陈教授并没有吃亏，橡胶六厂在零几年时就破产了。没有谁能靠权力威风一辈子，需要低头时就低头，低不了头的时候另起炉灶。为了养家糊口，陈教授从93年起就在很多厂家兼职挣外快，经过几年努力拼搏，陈教授积累丰富的生产技术和经验，于1998年和同学一起创办广东信力特种橡胶制品有限公司，日子刚刚好过，却不想病魔找上门来，那一瞬间，我感觉老天对他真不公平。那时他的儿子还小，他说他是看在儿子面上才去治疗，给我打电话时刚出院。生老病死是谁也绕不过去的坎，很多年轻时只顾拼搏的人身体都不怎么好，而陈教授年轻时压根没有条件去注意身体。“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而从艰苦熬成人上人的时候，疾病就找上门来，但愿大家都少吃点苦才好-----贫穷是不值得感谢的，磨练并不是人人都受得起的。

          我赶紧将这事讲给邓总听，本想请假去看陈教授。邓总立即将此事跟老板汇报，老板指示邓总从公司支取10000元，安排他第二天跟我一起去看陈教授。说实在的，我对老板此举很是感动，课题已经结了，他还有如此情分，更加加深了我对老板的好感-----我的内心比较阴暗，我总能对我以往所受到的伤害记忆犹新，而且也听说和经历过太多的翻脸不认人、过河拆桥的事例。还有，老板对陈教授病情的重视也给足了我的面子，也是向陈教授表明，公司待我不薄。另外，此举还化解了我的为难，如果我一个人去看陈教授，我不知如何安慰他。有邓总做伴，我只需跟在后面即可，我似乎习惯于跟在别人后面。

          再见到陈教授时，我有种想哭的感觉，回想起几年来的点点滴滴，陈教授是对我影响最大的人，我的很多观念都是由于陈教授才端正的。关于守时，关于节约，关于面子等，都是陈教授用身体力行教会我的-----在对的时间遇到对的人，那就是一个人的造化，很多时候，人们的进步就是由某个关键人物的影响而突飞猛进的-----当然，你需要有进步的内在动力你才会注意别人的长处，否则，你对别人的优点会视而不见。也就是说，对于不思进取的人见贤思齐就是一句空话，反而会见不屑立即与之同流合污。陈教授的很多观点都对我有重要启发，关于金钱，他说能用钱解决的事都不是大事，我到后来才深有体会-----当你拮据时，钱的影响也会大过天。他出手也很大方，用他的话说，钱是为人服务的，人不是为钱服务的，所以他给他的每个研究生都有一定的补贴，视勤劳程度有所区别。他还跟我说过享受也是生活的一部分，事实确实如此，其实也是告诫我欲速则不达。还有他说，一个男人整天呆在家里，去哪儿挣钱？真是大实话，以前没有人教过我，尽管我做不到-----互联网尽管很发达，但是面对面的交流更容易找到商机。技术是有价值的，也是他第一个告诉我的-----我们大多数人羞于谈钱，但现实是你越羞于谈钱，你的损失会越大------可惜的是，我也是经历了很多损失之后才接受的。他还带我谈过生意，有次从顺德回学校时，我们绕道去了另外一个小厂，那个老板跟我们谈了一个问题，就是他生产的硅胶塞子塞住铜管后遇热时总是蹦出来，并且拿别人的样品和他的产品比较。陈教授却让那个老板带我们到车间转一下，然后让我做答，我真不知道，没想到他就这样带我们回学校了。在车上他才告诉我，看车间的目的是了解一下人家的生产规模，判断这款产品的大概能给人家带来多少收益，我们才能要多少价。要多了人家承受不住，要少了我们吃亏了。我尽管不会做生意，也不想做生意，但是非常感谢他的教导。关于诚信，陈教授也让我非常佩服，比如他答应过我的购房的首付，我还亲眼看到他亲自扛着一个大木盆送给一个老教授，因为他提前答应过人家，他跟我说“不要轻易答应人家，答应人家就要记得兑现”。

          我不记得是怎样离开陈教授的家的，因为有邓总在前面应酬。我看见陈教授气色还不错，特别是他儿子还在他面前撒娇，感觉似乎没有大碍，我本身也倾向于往乐观方面去想，也听说肝是可以再生的。随后我与陈教授的交往越来越少，尽管后来我又去广州读书，和他见面的次数每年也就两三回-----对我来说，这也够多了，我基本不踏入亲戚以外的人家。读书期间，我跟随陈教授也见过很多老板，也收到过很多名片，由于我自卑心极重，再加上我性格孤僻，本来我的人脉应该很广泛的，但最终沦落为孤家寡人，在我郁闷的时候竟然找不到可以倾诉的人。陈教授是我和琅日结缘以至于后来加盟琅日的关键人物，如果没有他，我的道路肯定大有不同。还有，因为陈教授的关系，使我一开始就能接触到公司高层，特别是老板，对我在公司能够迅速站稳脚跟提供了极为便利的条件。

         2006年里，我自己搞出的大麻烦是臭遍全球。我一直使用一种稳定剂干酪素，用了一年多也没发现什么问题，突然之间，生产的地毯臭不可闻，就像有死耗子一样。筛查结果可能是供应商更换了干酪素生产厂家，好像用了来自牦牛乳的干酪素。等发现问题时已经生产了很多产品，筛查又耗费了不少时间，关键是一直都没有停产-----我想停产，再使用坚红的胶水，可是邓总等人不同意。前后应该有上百万平方的地毯发臭，一时间全球的投诉和索赔不断，包括宜家也退了一整个货柜的产品。老板不停得四处奔走道歉，具体给公司带来多少损失，老板没有跟我说过。好在这种腐败的味道，随着腐败源的消耗而减少，问题地毯放一放、凉一凉之后还能用，庆幸的是因为贵，所以添加量不大，否则更难收拾。后来我把这种稳定剂彻底舍弃不用，那种以为偷一个配方就可以混吃混喝的人在遇到问题时就只有跑路的份了。经验是什么，经验就是经过多次失败后，你能够分清楚问题发生的大概位置，可以在最短的时间内解决问题。风险管控其实是很难的，你不知道风险会从哪个地方冒出来，足够的解决问题的能力才是以不变应万变的绝招。

         2006年那年我个人面对的最大困难是老婆孩子的户口问题，问题的根源是我们老家的派出所的失职，却转嫁到我们个人身上。我和我老婆的身份证号都出了问题，当年办身份证时我还未满18岁，所以第一张身份证是上大学时在武汉办的，开头是420111.等我回到南漳一中教书时，办理新身份证的工作人员擅自将我的身份证开头变成了当地的420624.我之前没有了解过身份证的知识，没发现有异常，我那七年间所有涉及身份证的地方都是420624的，包括结婚证和儿子的出生证等。到我去读研究生时，工作人员突然发现问题，立即销毁了我420624 的身份证，恢复420111的身份证，当我落户顺德时，当然是420111开头的。而我老婆更奇葩，我在办理她和儿子的户口迁移时，开的是尾数是0012，她和儿子在一张迁移证上。等老家办回来时，发现老婆身份证号码的尾数改成了1340，直到我去大良派出所上户口时，人家指出问题所在。我才沮丧的请人去问情况，答复是我老婆的身份证号和别人重复了，就将我老婆的身份证号改掉了。然后请他们开具证明，他们死活不给开，我又托人托关系，好不容易开了证明，再去上户口。又发现我们的结婚证和儿子的出生证都不能用，眼看迁移证都要过期了，简直走投无路，尽管也多次请销售的欧阳经理帮忙，他们也没有办法。最后，欧阳经理的父亲给大良派出所打招呼，大良派出所的工作人员只好通融一下，让我在一份他们开具的声明书上按手印，即与之前有关我老婆身份证上的纠纷他们概不负责之类，才给我老婆孩子办好户籍问题。比较搞笑的是，我老婆33岁以前的生活一笔勾销了，我也出现7年的空白期，甚至我和老婆都不是合法夫妻。最大的不安全感来自于你永远都不知道，你下一个需要面对的荒谬问题会出自哪？

         我加盟琅日之前也没有想过将来养老问题该怎么办，我以为我从入职开始公司就给我买了社保，直到2006年六月，在我问询过财务之后，我才拿到我的社保卡。当时我还在笑，这玩意儿还有28年才生效。那一刻我也有些失落，我以前的编制真的没有了-----我从体制内走到体制外，到底是损失还是必然，只有等时间来告诉我。

         我插手的第一件我份外的事是纺纱用油-----前次戳掉人家生意不算，那次我没有付出多少。我发现纺纱用油太随意了，使用的纺纱用油几乎没有乳化，随便搅一搅就在用。这样用油肯定不均匀，尽管我不懂纺纱工艺，不均匀的用油肯定是不对的。我在没有跟任何人商量的情况下，自作主张叫采购买回乳化剂T-70，我那时申购原料是有特权的，只需跟采购说一声，简单写张单就可以了，而且购买速度还非常快。为此，我一来公司就让公司的采购主管难堪，一旦缺了什么东西，申购之后三天内没到，我就打电话跟邓总告状。他们后来也学乖了，只要是我的单，他们就特事特办。使用T-70后，乳化效果显著改善，我还没有来得及得意，质量部的荆部长很不高兴，专门找我谈话。内容无怪乎这是他的势力范围，你不要插手。我突然觉得很没意思，满腔热情被突如其来的冷水浇灭了。后来我发现，这不是个别现象，中国人的自我领地意识太强，强到完全忽视公众利益，特别是不能容忍别人比他优秀。“木秀于林，风必摧之；德高于群，众必毁之。”想从基层爬起来太难了-----过关斩将不是人人都有勇气和精力做得到的，被埋没的永远是大多数。“一将功成万骨枯”，我不知道是不是只有中国人的人性有这么恶，和平共处真的有那么难吗？

        纺纱用油后来又不得不落在我肩上，是因为出了大的故障，有了上面人的撑腰，我再去做乳化液的优化时，没人再阻难我了。那是因为地毯的颜色褪色太快，染色主任一脚把皮球踢给我。客户屡次投诉货不对板，就是到货地毯的颜色总是与客户样板的颜色差别较大。染色董主任发现地毯如果控制跟样板接近，到客户那就偏浅，甚至成为另外一个品种；他想的馊主意是比样板深些，不想到客户那还是对不上，很难达到刚刚好。经过大量的分析后，他拿出比较有说服力的证据，就是硫化后的地毯比未硫化的样板褪色更快，所以褪色是硫化造成的。他的结论不能说不对，但不是真相，只能说硫化加速了地毯褪色-----这种褪色还真不是染色主任的责任，而是一种物理现象，就像有颜色的衣服从湿到干的变化一样。但是他处理问题的方式让我很恼火，于是跟他商量，“我们再会踢皮球，都不能把皮球踢到厂外去，不如合伙将事情解决了，大家都好过”。他不能不接受我的建议，因为我只让他做辅助工作，就是对色，其余的我来。每次我有想法，就请他染一吨左右的某个品种，做完整个流程都要他参与观察褪色情况。首先，我淘汰了那些乱七八糟的纺纱油，专用某品牌的优质润滑油；其次改变乳化方式，保证地毯用油均匀，不会形成色花；再添加固化剂，使系统更稳定，最终将问题解决，前后耗时约1年，兑现了我在德国展会上我对老外的承诺。遇到善于踢皮球的老手，纯粹的辩解总是苍白无力，老板不会在乎谁更有理，老板们想的是你们谁去把问题给他解决掉才是关键。

        零六年我还见识了什么是奢华，有次老板带我们几个去吃饭，绕了很多路，在一个很荒凉野外的一个小餐馆。我们到时人家在等我们，外面的人占多数，他们都是公安系统的人，我们只有4个人。吃的是野生动物，喝的是洋酒，结账的时候，邓总要去结，人家根本不买账，人家是侍候他们的老大套近乎的，我们只是沾光的。我看见人家先拿出未拆封的1万元，然后又掏出一大把现金才买了单。2006年的工资和物价水平还不是很高，个税起征点还是800元。我终于明白，很多传言原来是真的，我们看不到的远远比看得到的多。再在新闻中看到那些道貌岸然的家伙，心里少了尊敬，多了鄙视。也是那一次，我装醉成功，以后几乎没有什么人再劝我酒了。我对饮酒从心底反感它，主要是受我父亲的影响------我父亲人称“酒麻木”-----还有，我必须保持清醒，因为我敏感而自尊，又特别自卑。我没有见过多少世面，获得信息的渠道就是各种公众媒体，所以我一度还想入党。单纯的人如果看到他认知的另一面，他的人生观就会混乱，很容易走向另一个极端。

         2006年三月，我拒绝了车对我的诱惑，间接获得了老板对我的尊敬。老板为了笼络我和董主任，给我们提的优惠条件是，公司提供6万元的买车补贴，同时提供每月500元的油费，老董在三月底就买了一辆现代伊兰特，引起一众人等的艳羡。我对此一直无动于衷，直到5年之后由于工作需要，我才有自己的车。那时的私家车还是奢侈品，包括邓总和夏厂，都只能开公司的旧车，过年时还 得上交。我不是故作清高，我真不喜欢，我厌恶显摆的人。

          2006年我干的另一件私事是准备考取中山大学的博士研究生，我的大学情结还很浓烈，希望在胶水的事务完结后，再去大学教书。我瞒着公司提交报考资料，准备考试，只到需要请假去考试那天，邓总才知道我的事。07年录取通知书到后我才告诉老板我要去读博士，我不想被人看笑话。年轻的时候不妨多给自己施加些压力，多一些梦想，可能没有多少回报，但生活可以更充实。其实，所有的努力都有回报，只是有的回报并不是你希望的那样，还有些回报总在不经意间。

          2006年年尾的时候，老板有次找我，那时我还没有老板的电话号码，他每次要找我都通过邓总转告。电话接通时，他说他是梁总，我觉得莫名其妙，梁总的电话我明明有，听声音也不是小梁总，差点把他的电话挂掉了。为了谨慎起见，我还是跑到梁总的办公室去看看，进去之后发现是老板，他递给我一个装电饭锅的盒子。我还愣愣地看着他，他让我打开，一看原来是钱，一叠叠整齐带有封条的百元大钞，共有10叠。我有些迷糊，好久没说话，他说是给我的，我有些不相信，我说不需要这么多，他告诉我出国签证要的-----之前邓总告诉我，这次展会老板要我去德国见见世面-----要我尽快存起来。我走出梁总办公室时还没想明白，老板这是什么意思，抱着这10万元还在车间转了一大圈，终于搞清楚这是给我的奖励。我抱着这10万元走到附近的一家顺德信用社，跟他们说我要存10万元，里面的人先愣了一下，然后看到纸箱里的钱后，一个胖胖的工作人员立即请我到贵宾室，并且给我端了杯水，请我稍等一下，他们马上办理。他们清点了好一会，才给我办好存折，我第一次体验了贵宾的滋味。走出信用社的大门，我似乎还在梦中，看看手上的存折，看看上面的数字，觉得很不真实，远没有拿着10万现金那种感觉。我后来对琅日恋恋不舍，可能与这次巨额现金奖励有关，我整个人被老板的气魄俘虏了。也许与我以前极度贫穷有关，我的眼界太过狭小，别人可能无法理解我当时的心理状态-----穷人家的孩子奢望本身就小一些，我在中大读书时碰到过两个男孩子的对话“等我将来有了钱，也天天喝豆浆”。

         随后，欧阳经理带我不停地跑办证厅，办护照，办签证，准备去德国参加展会。这是我第一次出国，也是我第一次坐飞机。到琅日之前从没有想到我还有机会坐飞机和出国，主要是没有那个经济能力，一张机票超过我一个月的工资，我还没傻到那个程度。办签证时我们公司一共去了五个人，那时我还不知道刘姓同事是老板未来的二女婿，偏偏就是他没通过。于是我们出发时就剩下四个人，老板和梁总先期达到，他们回加拿大过完圣诞节后直接飞往汉诺威，全球铺地材料展于每年元月的中旬在汉诺威的国际会展中心举行，为期不到一个星期。展位装修事宜由美国的DMI公司负责，他们是我们的合伙人，之前的展会都只有他们的名字，今年开始才同时挂上TFC的标签。

         我们这四个人分别是夏厂、销售的刘主管、质量的荆部长和我，夏厂以前去过一次，其余的人都是初次。荆部长和我纯粹是出去见世面和旅游，公司把这个作为福利，用来显示个人在老板心目中的地位。我到琅日还不足两年而有如此待遇，招致很多人的羡慕和嫉妒。由刘主管带队，因为只有他会英语；我倒是过了六级，但仅限于阅读上，对话压根不行。我还真担心我们到不了德国，夜里12点左右，我们才登上从北京飞往法兰克福的飞机，因为前段从广州到北京的飞机上已经兴奋过了，现在多的是疲惫，飞机起飞没有多久，我就睡着了。

         在法兰克福等入关时，我闹了个笑话。等得无聊的时候，我看到一对亚洲情侣，我以为他们是中国人，就跑去跟他们套近乎，结果人家茫然地望着我，我才知道搞错了。我赶紧用英语道了谦，灰溜溜地回到座位上，听他们对话，才知道他们是日本人。排队的时候，我跟刘主管一个队，那两人另外一个队，看到我们速度快点，他们两又跑过来插在我前面，然后我身后的一个外国女人用轻蔑的眼神瞪了他们一下，换到别处去了，那一刻，我感觉到丢人丢到国外是什么意思了。排队时我们集体也闹过笑话，我们起初排在欧盟成员国快速通道上，一个好心的老外指了指顶上的标识，刘主管才知道他带错了队，赶紧又换队伍。入关之后，发现好多荷枪实弹的德国兵在机场巡逻，第一次近距离看到金发碧眼的德国女兵是多么漂亮！也看到心惊肉跳的场景，一个肥胖的外国女人被脱的只剩内衣裤了，而报警器还在响，那些看起来非常漂亮的德国女兵像拖猪狗一样连拽带踢地将那个女人拖走了，刚刚对她们的好感瞬间消散。老板之前特地交待我们，“911”过去不久，机场安检特别严，叫我们做什么就做什么，否则真会吃枪子儿的，看到那个女人的遭遇后，才发现老板说的是真的。“书上得来终觉浅”，很多事情不亲身经历一遭是无法得知真相的。

        我们乘坐出租车从法兰克福到汉诺威，人家的出租车居然是国内非常高级的奔驰车，带有自动巡航功能，驾驶员轻松跟我们聊天，只在导航提醒的出入口附近才认真看看。难怪人家说德国贫富差别只有奔驰和宝马的区别，而且还奇怪的是，我们走的那条高速路单向只有一车道，看到表盘上的数据，发现我们正以190公里/小时的惊人高速狂奔着。到了汉诺威，我们才付了四十多欧元的车费，沿途遇到的风景，干净到让我震撼，好像刚刚清洗过一样，包括地上的落叶。风景名胜因为备受关注而干净是情有可原的-----国内的著名景点也经不起细看-----而高速路边的风景呈现的是它本来的面目，不由不让我对德国肃然起敬。我喜欢注意细节问题，我觉得焦点以外的东西更能体现一个国家或者个人的素质，用鲁迅的话说要看地底下。到了住宿的酒店，老板的二女儿来接我们，当她问及那个被拒签的同事时，夏厂如实回答她，我看到她非常不高兴地转头而去，我才知道那是她男朋友。

         老板见到我们很高兴，又给了我们每人200欧元；在来之前，公司财务给了我们每人200欧元作为路途所需之用。另外有2000欧元由夏厂随身携带，到后好交与老板零用，他一路总要摸摸他的口袋，生怕弄丢了。那时的一欧元要换十多元人民币，之前去展会的人每人才50欧元的零花钱，去年才涨至200欧元。我不知道这些情况，是夏厂说老板今天怎么这么大方，我才知道我受到了优待。后面再到德国出差的人，又恢复到只给200欧元，那是后话。这400欧元到回家之后，我花费很少，还剩300多，被老婆换成了人民币，因为我老是换算成人民币后比较物价，觉得德国的东西贵得离谱。看人的时候也是如此，比较对象一般是自己，难免有失偏颇。见多识广、人生阅历丰富之后，还要置身事外才能比较客观地评价人和事，所谓“当局者迷，旁观者清”。比如在推销自己的观点或者物品时，自以为对比会让别人更明白，结果往往适得其反，因为越对比越彰显你的偏袒。

         到德国入关之后，一路就很少见到亚洲人了，很快我就发现中国人在德国是被瞧不起的一群。我们不说话的时候还看不出来，但是中国人在一起很难不大声喧哗的，我们这一群也是这样，我侧眼观察时发现，老外看我们都是目光朝下的，哪怕你没有跟他们说话。很多时候，他们对我们厌恶地扫上一眼后就扭向别处。更有甚者，在展会上我们准备去一个中东人的展位去参观，被人家以标准的普通话拒绝“我们不欢迎中国人参观！”回国时在机场免税店，人头涌动的多是中国人，很多老外安安静静地坐在椅子上，嘲讽似地冷眼旁观。在火车上，我也注意到很不舒服的一幕，我先安安静静地坐在那时，我旁边也挨着几个老外；我的同事们走过来冲我吆喝时，身边迅速空出来，不要以为人家是出于礼貌而让座的。有人说华人像蒲公英一样，飘到哪都可以生存，但是对像我这样比较敏感的人，真是无法忍受外国人的歧视。偏见无处不在，国内也存在地域歧视，当年我就隐隐约约从陈教授朋友嘴里听到他对湖北人的轻视。做好自己，通过实际行动矫正别人对你的看法，无怪乎多一些付出而已。没必要对偏见耿耿于怀，也不需要刻意去讨好人家，更不要发动人身攻击，对的就坚持，错的就改正，自己问心无愧即可。

         德国的饮食情况我了解的不多，酒店的早餐非常丰盛，而且比较可口。有各种各样的面包，也有各种肉食比如美味的烤肉薰肠什么的，还有各种饮料和咖啡等，我也充老手喝了几天的黑咖啡，让我惊奇的是还提供各种干果，包括葵花子仁等。费用是房费再加10欧元就包含早餐，我装斯文每次都只吃八分饱，因为是自助的，我不好意思拿太多。开展会时的午餐就在展厅解决，一律19欧元每份的快餐对我来说简直难以下咽，面条是糊的，米饭是咸的而且硬如枪子儿，牛排切开只冒血丝还淡而无味。晚餐由老板请吃中餐，跟国内区别不大。外面的“美好”需要自己去感受，别人的“肉”也许是你的“毒药”。

         在酒店的第一天早上就让我吃惊的是，偌大的星级酒店就看到一个服务员在安安静静地收拾。只见她一个人有条有理地整理床铺，清垃圾等。我因为起得早，无所事事，特地关注她做事，当然会注意不要让她难堪。很长的一段时间内，她收拾完几个房间，都没见有人帮她，也没见她弄出响声。后来在展会的餐厅里，同时能容纳几百人就餐的餐厅也只有一个服务员。客人们按先来后到的顺序领取号牌之后，都在安安静静地等待，她负责整理餐台，送餐，收银，接过小费之后也只是含笑致意。再后来，我们在汉堡一家有三层楼的BOSS专卖店，里面也只有一个工作人员，她不仅要卖衣服，还要负责改大小。我真佩服德国人，他们一个人可以当好几个中国人使用。我经常在思考一个问题，我们有多少人得到的收入跟他的付出是对等的？你在抱怨的时候，有没有想过自己是否还能做得更好些？看了普通德国人干活之后，我觉得勤劳的中国人似乎有些名不符实，不排除很多国人比德国人更能吃苦耐劳，但是整个社会风气呢？那些整天把忙挂在嘴上的人，他们的贡献到底有多大？“会哭的孩子有奶吃”，这种歪风邪气到底是古已有之，还是今人之创造？

         在展会上，我们的合伙人DMI公司的老大问是称呼我为“Doctor或者Professor”，我知道，我的老板把我吹得太过了。他拿出褪色的样板和他需要的样板向我抱怨，我发现我们在颜色上实在是太不负责任了，两个样板简直不是一个东西。得益于我已经着手在处理这个问题，我信心满满地告诉他，半年内解决问题。后来确实按计划解决了这个问题，我到现在还为当年的狂妄后怕。也是在那个展会上，我才发现我们的地毯在铺地材料中的占比太小了，全球没有几家厂在做。在整个展会期间，我就讲了一句英语，那是夏厂、荆部长和我实在无聊，在各摊位游走，终于遇到一个热情的，上来就问“What can I do for you?”,那两个家伙面面相觑向我求助，我硬着头皮来了句“Just look around！”，然后落荒而逃。

        在无聊的时候，我们上街去买回国的礼物。老板交代我们拿好酒店的名片，给出租车司机看名片就能保证我们不会丢。我在一家小店买巧克力，总共二十几欧元，我掏出一张50欧元的票子，另外和一些零钱，以为她会找我三张10欧元的票子，没想到的是她先将我的零钱退回，又用计算器算出50减二十几等于多少，然后找给我两张10欧元的票子和一些硬币。我是哭笑不得地看着她操作，后来才知道这德国社会的规则。规则就是规则，如果荒谬的规则都能贯彻，那么这样的民族想不优秀都难-----特别是中国人真的是自认为的那么聪明吗？我拿我身边的人和德国人对比，有了贬低中国人的嫌疑，我不是崇洋媚外，国人的有些做法确实需要改进。敢于正视自己的不足，才有进步的可能，阿Q的伤疤本身就在那儿，并不因为别人不揭就不存在。

        晚上收工以后，老板和我们聊天。关于扩张，我直接跟老板说，公司扩张太快，如果缺乏技术支持和管理支持，就像大厅缺乏关键支柱一样是很危险的。老板点头称是，但我觉得老板并没有理解我的意思，可能是缺了邓总在中间做翻译，老板对普通话的理解是有障碍的。后来我所担心的两大问题终于给公司带来巨大损失。后来我才明白，老板即使理解了我的意思，也不会真的听进去，一是他也是身不由己，公司里很多事物都是手下人在打理，具体情况他也不清楚。其实他是在被胁迫中前行，前来向他汇报的人总是按照自己的意图选择性地向他汇报，基本上他只有点头的份。二是扩张总是好的，哪个老板都想称霸一方，先做大了再说。至于说危险，老板们的想法是做啥都有风险，所谓“富贵险中求”，经历过大风大浪的人才成为老板的，他们对危险的反应都是满不在乎，倒是对利润格外敏感。

        不知怎么谈到小孩问题，我说我将来有能力后再领养一个小孩，也算为社会做贡献。老板立即反驳，说领养的哪有自己生的好，鼓励我再生多一个。他说外面的事情他一准搞掂，就是超生罚款和上户口等问题，他帮我全权摆平，我只管将小孩养好即可。这也是很大的福利，那时顺德超生罚款都在十几万以上，不过我没有放在心上，可夏厂和荆部长以为对他们一样有效，他们回来后很快就添了第二个小孩，老板却一点忙都不帮。我才知道他专门为我说的，我后来觉得是老板设的套，心想我有了两个小孩，负担重了，我就没心思乱跑了。要说有什么事情真让我后悔的话，也就只有这一件了，时光不可能倒流，不过我始终认为将一个小孩养好都是很不容易的。

         公司参加展会是很不容易的，摊位租金差不多10万欧元，加上装修和参展人员的花费，一次展会估计要人民币200万左右。我们四个人的机票加保险有两万多元人民币，住宿160欧元/天/间，DMI派出了庞大的参展队伍，老板自己还带了有关官员，吃一顿中餐也要几百欧元，我觉得收获与投入不成比例。尽管如此，公司还是年年参展。老板也说起他当初的艰辛，那时根本没钱住酒店，也没钱租摊位，就身背一包样品，在展会的某个过道上蹲着，晚上买一张环欧的火车票，上面既能睡觉，还能洗澡。老板们都喜欢讲他们的奋斗史，估计暗含的意思是你们苦一点也是应该的，我不认为是老板们在鼓吹自己------很多人认为老板们大讲他们的艰苦奋斗是为了显示自己与众不同，如果与无关的人讲讲也许是，但是对手下讲我觉得是要手下少提要求多干活的意思。这次展会是老板非常高兴的一回，展会结束后，他又带我们四个以及他二女儿去汉堡游玩，其余人员各自回去干活。

         在汉堡有两件事让我对老板非常佩服，一是带路，我们之中只有销售刘主管会英语，带路这事本身该他去办。可是我们要去的地方刘主管跟很多人打听，人家都说不知道，实际上德国人会英语的真不多，所以刘主管不好使也正常。但是那个地方老板说他曾经去过一次，让我们放心跟他走，我跟在后面满怀狐疑，街上都是德文标识，就是有中文，老板也不认识多少字，会英语的刘主管都没有办法的事你办的了？但是只见老板七弯八拐地穿过几条大街小巷，最后真的到了那个地方。可见，老板不仅记忆力惊人，还有别的诀窍记路，比如他在加拿大，他自己出门从不带翻译的，这应该是他个人的天赋。成功人士不仅仅都爱学习，一般都有常人所不能及的特长，我估计老板是一个善于总结、活学活用的人。

         第二件是老板见我衣着单薄，老是缩着身子，其实是我的习惯，一冷我就喜欢缩着，根本不注意个人形象。于是就带我们四个去BOSS专买店买衣服，他推荐我买一件中长大衣，另外两位跟我一样选择，而夏厂却选择了一件休闲西装上装。欧洲人基本上是人高马大的，尺码对亚洲人肯定偏大，我们三个的中长大衣反正是罩在外面的，尺码大一点还凑合。夏厂选择身材合适的，袖子肯定就太长，于是沟通之后，人家说能改，于是就给夏厂量好尺寸进行修改。老板等不住，自己跑出去溜达，等我们去找他时，发现他在一家超市里试一件夹克。由于他肚子太大，长短合适时而胸围太小，穿着跟耍猴似的，还在镜子前扭来扭去的看，他女儿说太丑了，他才有些舍不得地放下。我瞅了一下衣服的价签，原价才70多欧元，而给我们四个人买的衣服一共700多欧元。那一瞬间我很是感动，我一直以为他财大气粗，没想到他对自己还那么苛刻。富豪们对金钱的态度跟普通人大不相同，他们的消费观念在普通人看来总是充满矛盾，我们大方的地方人家小气，我们小气的地方人家大方，总之，不同的阶层很难相互理解，但是我不希望盲目跟风或者批判。

         从汉堡回法兰克福的航班上，我是受尽了苦头。本来是中午的飞机，由于天气原因，改到下午六点起飞，起飞时天气状况依然恶劣，又是小飞机，加上德国的飞行员本身也不咋地。那飞机就像在空中跳舞一样，颠簸的我快要将苦胆吐出来了。老板和他女儿的飞机是飞往伦敦的，他们准备从伦敦直飞多伦多。老板还在电话里笑话我，要是我跟他们一起不知得难受成什么样，他们在伦敦上空盘旋了6个多小时才降落。理论上，飞机的事故率最低，而各人的感受却千差万别，我不觉得我的难受有多可笑。

        在法兰克福候机时，在看到国航的空姐终于来值班时，我突然感觉她们好亲切，我可以回家了！其实才来德国一个星期而已，那一刻我终于知道，祖国是什么意义。爱国其实很简单，有了对比之后，一切都会瓜熟蒂落。在德国期间，新鲜感和兴奋劲一过，我就落入了无穷的思乡中，尽管老板说我该多出国走走，我明确地拒绝了他，说我在国外不仅生活习惯难以接受，我还极其恋家。“好男儿志在四方”并不适合所有性格的人，不必为此羞愧或者沾沾自喜。

        但是在飞机上的感受又不是那么好，空姐一趟又一趟的来推销所谓的免税商品，真的让人很厌烦。法兰克福的免税店我粗略地转了一下，看到好些商品都在不起眼的角落标注有“made in china”,我是一件也没有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