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近出版的《了不起的地下工作者：蚯蚓的故事》，以达尔文晚年的蚯蚓研究为贯穿全书的线索，生动讲述了我们貌似熟悉但又不甚少解的寡毛纲蠕虫蚯蚓的种种“事迹”，以及普通住户养殖蚯蚓的故事和注意事项，是我读到的关于蚯蚓的最全面阐述。这类博物书在国内极为少见。
书中的许多记述，令人眼界大开。比如，蚯蚓讨厌芥末、洋葱、橙子皮、肉类、奶制品，喜欢香蕉皮、甜瓜、生菜叶、碎蛋壳；蚯蚓可以断肢再生，但并不是任意的；蚯蚓在地质历史上至少躲过两次大灭绝，一直繁盛到今日；大多数蚯蚓研究者都必须靠另外一份工作来养活自己，例如担任一份著名蚯蚓期刊主编的约翰·雷诺兹，为了生计曾找到第九份工作，他很享受担任卡车司机的工作，因为可以到处走动并收集蚯蚓；蚯蚓并非总有益处，外来的蚯蚓对于菲律宾梯田的水稻、明尼苏达州的森林是有害的；充分利用蚯蚓等自然物种而非化学制品的有机农业，长远看不但产品优质而且高产，人类回归有机农业是迟早的事；化肥也许能一时有效地养活作物、提高产量，但蚯蚓等提供的有机肥养育的则是土地本身，因而是更可持续的；某种程度上，每位有机农民都是蚓农，菲利普斯认为达尔文似乎就是一只蚯蚓，他向世人展示了蚯蚓的高贵品质及智力。
蚯蚓有智力？这不是对人类智力的公然侮辱吗？
某物有没有智力，是哲学辩论的好话题。蚯蚓这类与人相去甚远的动物是否有智力，结论某种程度上依赖于定义、偏好。哲学家们的看法不同，科学家、思想家的看法也不同。在博物学家看来，这不过是个分类问题，分类是主客观的统一。马克思曾说：“蜜蜂建筑蜂房的本领使人间的许多建筑师感到惭愧。但是最蹩脚的建筑师比最灵巧的蜜蜂高明的地方，是他在用蜂蜡建筑蜂房前，已经在自己的头脑中把它建成了。”而《罗马帝国衰亡史》作者、著名历史学家吉本（Edward Gibbon）的看法却不同，他高度赞叹了圣索菲亚大教堂，紧接着又用大自然中一只不起眼的昆虫来嘲讽它：“若将它与那爬到教堂墙面上的一只卑微的小昆虫的构造比起来，这人工物又是多么蠢笨啊，简直是毫无意义的穷折腾！”谁讲得有道理呢？都有道理。
博物学家容易有“齐物论”的想法，可能不会很欣赏马克思那种与柏拉图一脉相承的理性自负、人与其他动物之间的截然划分。人是理性动物，人会劳动、会预测，有自我意识，那么人以外的动物呢？蚯蚓呢？不要急于作出判断，长时期仔细观察外部世界，会让高傲的人类变得谦虚，命题的真假可能真的并不很重要。特设性的定义反映人的偏好。“智力”是相对的东西，智力的存在并不需要以“自我意识”的存在为前提。抛开概念争论，人类的确需要向蚯蚓表达敬意，它们为生态平衡作出了贡献。我同意该书作者艾米的一个结论：蚯蚓在地球上的存在，在大自然宏伟计划中，也许比我们人类的存在更加重要。
达尔文晚年身体非常虚弱，但一直坚持研究蚯蚓。1881年，他的最后一部科学著作《蚯蚓》出版，第二年他就去世了。艾米在书里用相当大的篇幅介绍了达尔文所做的观察、实验、结论，讨论了达尔文之后的许多博物学家在达氏著作基础上所做的工作。此书主要关注两件事：蚯蚓的习性、行为和腐殖土的形成。艾米的介绍使更多人了解到蚯蚓研究的历史、现状、遇到的问题。不过有一件事让我很奇怪：艾米没有提吉尔伯特·怀特（Gilbert White），就像达尔文的著作没有提怀特一样奇怪。
在达尔文之前一百年，同是英国博物学家的怀特就仔细观察过蚯蚓。他对蚯蚓的观察与描述是精细的，对蚯蚓在整个生态系统中所扮演角色的认知更是惊人的。怀特提到了“存在之链”，链条上蚯蚓地位卑微，却有其不可替代的位置、作用。对这个世界没有足够观察与体验、缺乏敬畏之情的俗人，难以领会怀特的宗教情感。抛开宗教，从科学的角度看，怀特也是重量级的人物。当代的一些学者要么无知要么昧着良知，抓住一点不计其余，研发并推荐使用各种农药喷洒农田、花园，杀死了在生态中起重要作用的蚯蚓和其他生命，造成土壤结构破坏与功能退化。从生态学、生态文明的角度看，谁“更科学”、更高明，答案是显然的。
就思想史而言，怀特的蚯蚓观察是超前的，他的研究启发了达尔文。怀特期望的“蚯蚓专论”也的确由达尔文于1881年完成了。之前，1837年11月1日达尔文在地理学会也报告过一篇“论腐殖土的形成”。四十多年来，达尔文一直在研究蚯蚓的习性。戴斯蒙德曾说：达尔文研究卑微者可以解释许多重大问题（《达尔文》，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达尔文并没有提及怀特的先趋性工作。达尔文不知道吗？不知者不怪吗？非也。达尔文非常熟悉怀特的观察并且很羡慕怀特的《塞耳彭博物志》，却没有给其credit。这一点非常不好。如果说达尔文与华莱士之间关于“自然选择”优先权的处理还说得过去的话，关于蚯蚓探究优先权的糟糕处理却无法申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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