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隐（833—910年1月26日），字昭谏，新城（今浙江富阳市新登镇）人，唐代诗人。大中十三年底至京师，应进士试，历七年不第。咸通八年乃自编其文为《谗书》，益为统治阶级所憎恶，所以罗衮赠诗说：“谗书虽胜一名休”。后来又断断续续考了几年，总共考了十多次，自称“十二三年就试期”，最终还是铩羽而归，史称“十上不第”。黄巢起义后，避乱隐居九华山，光启三年55岁时归乡依吴越王钱镠，历任钱塘令、司勋郎中、给事中等职。后梁开平三年十二月十三日（910年1月26日）去世。罗隐小时候便在乡里以才学出名，他的诗和文章都很出众，为时人所推崇，他和同族另外两个有才的被合称“三罗”。
在唐朝末年，罗隐和许多人一样也想借助科举考试踏入仕途，一展宏志。但罗隐虽然名声很大，却六次没有考中，于是改名为罗隐。罗隐的才学确实出众，就连当时的宰相郑畋和李蔚都很欣赏他，但由于他的试卷里的讽刺意味太强，人也很狂妄，这使他在讲究谦虚的中国古代社会里非常孤立，考官们对他很反感。
唐代诗人罗隐非常深刻的一首诗，却被当作诗词创作的反面教材
王国维曾在《人间词话》谈到“政治家之眼，域于一人一事；诗人之眼，则通古今而观之，词人观物，须用诗人之眼，不可用政治家之眼。故感事、怀古等作，当与寿词同为词家所禁也。”
王国维强调文人在进行诗词创作的时候要用诗人之眼去观察看待事物，并直言罗隐诗句“君王枉把平陈业，换得雷塘数亩田”是政治家之言，犯了诗词创作之大忌，后人切不可以学之。
炀帝陵-罗隐
入郭登桥出郭船，红楼日日柳年年。君王忍把平陈业，只博雷塘数亩田。
罗隐，是唐代著名诗人、文学家、思想家，为人直率而嚣张，话里带刺，字里行间夹枪带棒，其作品多针砭时弊，讽刺意味浓厚，在星光灿烂的大唐诗坛独具一格。
罗隐因看到炀帝陵，联想到隋炀帝滥用民力、穷奢极欲，导致天下大乱，最终落得个身死国亡的下场，心中有所感，遂写下这首咏史诗。
“入郭登桥出郭船，红楼日日柳年年。”此两句是造境之语，诗人虚写想象中的隋炀帝沉湎酒色、穷奢极欲的生活：遥想当年小城般高大豪华的龙舟船队在城池进进出出，来往不绝，（隋炀帝）日日沉迷于灯红酒绿，红楼温柔，年复一年。
“君王枉把平陈业，换得雷塘数亩田”此两句诗人进入对历史伤逝的感叹，对隋炀帝进行了辛辣而尖锐深刻的讽刺。这里的“平陈业”字面上指的是平定陈朝的大业，即隋文帝灭南朝陈统一天下，在诗中应是指代隋文帝、隋炀帝两代帝皇打下的整个大隋江山。整两句意思是：他（隋炀帝）竟然忍心将辛苦打下的大隋江山，只在这雷塘换取了几亩埋葬尸身的荒田。
从诗中我们可以清晰的感受到诗人的观点：隋炀帝虽然对隋江山的稳固统一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但却因为其荒淫无度而最终导致江山易主，自己只能换来几亩埋骨荒田。王国维认为此诗是典型的以诗歌谈政治，没有以“诗人之眼”来看待事物，并将其作为负面教材，提醒后人在创作的时候勿要学习此诗。
所谓诗人“诗人之眼”与“政治家之眼”的区别即是说政治家看待事物囿于具体的人或事，具有较强的针对性，比如这首诗就太着于一朝一姓的兴衰，而诗人观察事物虽然也是从具体的一事一物出发，但是诗人看到的古今之变，感怀的是世事沧桑，具有一定的普遍性，如唐彦谦的“长陵亦是闲丘陇，异日谁知与仲多”。简单来说就是以“诗人之眼”进行创作，诗词境界才能高远。
咏史怀古一般都会涉及具体的对象，寿词更是针对的具体某个人，因而王国维甚至不提倡作这些题材的诗词，这种观点其实个人喜好倾向太过明显，有点主观了。这类题材要创造出境界高远的不凡之境固然很难，但若创作过分重视题材而被题材所限却是本末倒置了，于文学而言未必是好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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