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几个月,一场大学招生丑闻轰动全美。
截至目前,已经有33名家长被指控在2011到2018年期间,通过大学申请中介威廉·辛格(William Singer),在SAT考试中帮助孩子作弊,或者重金收买名校体育俱乐部教练,帮助孩子进入斯坦福、哈佛等常青藤名校,涉案金额超过2500万美金。
这些家长中不乏来自美国娱乐业的明星和商界大佬,还有来自中国的土豪。
目前,辛格已经认罪,并且承认帮助超过750个家庭的孩子,以作弊方式进入美国名校学习。他面临最高65年监禁及125万美元的罚款。
这场丑闻也让美国社会震惊不已,看似公正的大学申请背后,竟然隐藏着如此丑恶的金钱交易。
一直被称为“有钱人的游戏”的精英大学,如今被特权阶层用不合法的手段玩弄在股掌之间,更让很多普通家庭感到愤怒。
对此,负责SAT考试的美国大学理事会的CEO大卫·科尔曼最近在知名杂志《大西洋月刊》发表了一篇文章,标题是《停止疯狂的大学申请》,力陈美国大学申请制度的弊端,认为它偏离了教育的宗旨,同时呼吁对大学申请流程进行改革。
当然,科尔曼这篇文章的目的,也有替SAT在这次舞弊丑闻中被利用做出解释的意思。抛开这个层面不谈,文章指出的教育问题,不仅在美国的教育系统存在,在中国同样也有。
而且,科尔提到的改革办法,或许会影响未来美国大学申请制度的走向,值得父母们了解。
4月3日,好莱坞影星、美剧《绝望的主妇》的主演菲丽西提·霍夫曼出庭受审。霍夫曼被指向中介支付了15000美元,帮助女儿在SAT考试中作弊。没有人能从申请大学中的狂热中受益。
虽然最近的大学招生丑闻曝光了那些破坏规则的家庭,但现在也需要考虑那些被招生丑闻伤害的家庭了。
尽管追逐大学有限名额的竞争不可避免,但学生们却走入了极端,为了进入大学,学越来越多的东西,牺牲了更多的童年时光。
这种竞争对中产阶级和富裕家庭来说不过是一个小麻烦。当申请大学意味着提供无休止的、耗费大量时间和资源的课外活动清单时,贫寒家庭成为这场竞争最大的受害者。
作为大学理事会(College Board)的CEO,我能在第一线目睹这场军备竞赛的残酷性。
我们组织SAT测试,帮助大学招生官评估全美及全世界学生的阅读、写作和数学能力。
我们还负责大学预修课程(AP),帮助学生在高中拿到大学水平的学分。
我们知道这些工具很实用,但同时也目睹了SAT和AP如何加剧了这场军备竞赛。
大学理事会有能力、而且将会采取更多行动来限制过度竞争的行为。但是,与孩子们参加什么考试相比,大学申请还面临着更为棘手的问题。
更值得我们担心的统计数据是这个:根据盖洛普和普渡大学2014年的一项研究,仅有3%的学生认为,他们在大学期间经历了能促进个人成功和幸福的转变性体验。
仅仅百分之三!
大学录取过程往往忽视了问题的核心:什么样的教育才真正值得投资? 学生应该做什么,不仅仅是为了进入大学,而是为了在那里取得成功,并在毕业后过上美好的生活?
在听取了数百名大学招生官、高中大学申请辅导员、家长和学生的心声,以及思考了我自己的亲身经历后,我相信,有一种更良性的方式帮助年轻人为成功做好准备。
随着招生丑闻进入司法程序,我们面临更广泛的问题是,在现有的招生狂热中,是否存在有效的途径,不是给学生填满焦虑,而是培养他们对学习的热忱?
在盖洛普-普渡大学的研究中,就读大学的类型影响了学生们毕业后的幸福感,而不是他们在大学的经历。
根据盖洛普的调查,那3%认为自己的生活变得更好的大学生,他们的经历跟一份好工作和幸福的生活联系紧密。
这些学生的大学经历有三个共同特点:一位优秀的老师兼导师、深度参加课外活动、深入研究和实现某个想法。
这三个共同特征都与强度相关:不仅仅是参与大学生活,而是深入地参与到其中。
这种强度不是要求学生浮光掠影地做一件事,而是要专注和投入。这种体验会对他们的一生产生积极的影响。
然而,在招生过程中,几乎没有任何一个环节告诉学生,这是他们成功的关键。
找到好老师
在大学理事会,我们定期召集即将踏入大学校门的高中生,帮助他们规划未来。
这些学生掌握了很多资源,能帮助他们找到合适的大学,但是,他们对如何在大学取得成功却知之甚少。
我问过数百名高中生,他们在大学里会做出哪些选择,最能影响他们的成功?
学生们会谈论他们将选择哪个专业,他们的朋友将是谁,或者他们将加入哪个俱乐部。没有人说,最重要的决定将是选择教授。
一般来说,学生在寻找优秀的教师方面极为被动。
但要知道,在家庭之外,没有任何一个因素可以和一位优秀教师对学生的影响相提并论。
美国前教育部长约翰·金曾经讲述了一位纽约市公立学校的教师,在他痛失双亲后,如何挽救了他的生命。
约翰·金说,作为一个年轻的非洲裔美国人、一个来自纽约布鲁克林区陷入危机家庭的孩子,如果不是因为一位好老师的出现,他很可能“被枪击而亡或者锒铛入狱”。
即使对于面临更少挑战的学生来说,找到合适的教师也会获得丰厚的回报。
我在纽约上高中期间,有一位格里斯特夫人是我的老师,她非常强硬、很有魅力。 我选修了她的政府课程,后来又选修了她的心理学课。
格里斯特太太是我见过的最令人生畏的人之一,她教的课对学生要求很严格。
当她问我是否需要帮我写大学推荐信时,我真是惊呆了。她的提议让我更加自信,仿佛她站在背后支持我。
格里斯特夫人的教学方法也改变了我的大学生活。
刚上大学的时候,我被大课堂授课和厚厚的阅读清单搞得晕头转向。我知道我自己是个喜欢深思、阅读很慢的人。
我不喜欢匆忙读完一本书,而不知其意。而且,我不是一个能完全依靠自己就能拿到最好成绩的人,我需要一位优秀的老师来鼓励我。
正是出于以上原因,我没有选择一般学生会选修的入门课程,在选定课程之前,我利用开学的头几天,寻找让我感觉放松的课程。
我永远都忘不了,在走进那个哲学课的小课堂时,我感到多么的轻松。那门课只教一本书——柏拉图的《理想国》。
跟那些大课不同的是,这门课不是要求学生每周狼吞虎咽地读完一本书。我们要跟随天赋异禀的Ferrari教授,利用整个学期读完《理想国》。
Ferrari教授不是用他的专业知识让我们眼花缭乱,他就像第一次遇到这本书的读者一样,问我们各种各样的问题。
实际上,跟我的很多同学相比,我上的大学跟他们完全不同。他们背着一堆必须在上课前匆匆读完的书,而我则是守着书架上的几本旧书到深夜。
平时,他们把精力都花在课堂以外,只有在期中和期末考试时才连轴转地读书。
而我每天只读几页书,虽然经常会有挫折感,但也有一些美妙的时刻,将作者和我隔开的那几个世纪的时光仿佛消失了。
我每天为老师工作,期待下一次谈话,通常是在课堂上,有时是在他的办公时间。
我见老师的时候,很少碰到其他同学。这些曾经如此努力地撬开大学之门的学生竟然不知道如何敲开老师的大门。
我们关于教育最有误导性的话之一就是——一所好学校将“给你提供优质的教育”。
伟大的教育永远不是被给予,而是主动获得的。
正如普罗米修斯的古老神话所讲的——不是众神给普罗米修斯带去了火焰,而是他自己偷走的。
选择一项(或者两项)课外活动
宗教传统证明,浸入式活动能改变人生。研究也证实了这一点。
大学理事会研究了数十项学术成果,以找出最能影响个人成功的因素。
在成绩之外,最能决定大学成功的因素,是学生在高中时参加一、两项课外活动,并付出持续的努力。
全身心投入某项活动的学生更有可能在校园领导力和独立成就等方面取得成功。
但是,申请大学已经沦为“多即是好”的竞赛。
为了提交一份十足炫耀的简历,我们牺牲了在专注中培养卓越的精神。
一份典型的大学申请书会留8到10处空白,让学生填写课外活动。家长和学生都相信,填的空白越多越好。
但是,课外活动的名单越长,就意味着繁忙的平庸,而不是持续的卓越。
要想考到大学,或者拿到奖学金,在少数几项课外活动上出类拔萃,比划掉一份长长的清单要有效得多。
麻省理工(MIT)最近修改了他们的申请表,只要求学生填写最多四项课外活动,他们的招生官正在评估是否可以缩减为三个。
MIT还明智地取消了填写从9年级开始参加的课外活动这一项。
从MIT的角度来看,九年级是一个安全港——学生可以用这一年尝试不同的课外活动,而不用担心影响自己的大学申请表。
其他大学也加入了MIT的行列。
“不仅在马里兰州,在整个大学招生领域,我们对学生在一段时间内持续投入少数几项活动更有兴趣,而不需要一份长长的清单。”马里兰大学负责入学管理的助理副校长芭芭拉·吉尔说。
时间是当今社会最大的不平等之一。哈佛研究员理查德·韦斯伯德曾经有一个合理的呼吁:在大学申请中考虑低收入家庭的孩子为维持生计所投入的时间。
对于低收入家庭的孩子来说,要求提供一串长长的课外活动清单让他们对大学望而却步。
我们需要竭尽所能,确保低收入家庭的孩子有时间、资源和空间参与课外活动。但是,如果打工和家庭义务阻止了他们,他们也不应该因此受到惩罚。
在较富裕的社区,对课外活动证书的争夺往往会导致过早的职业化训练和严苛的家庭管教。
我们制定的这些评估标准,已经阻碍了孩子们培养真正的爱好。
年轻人更少参与自己命运的把控,而是成为执行父母作战计划的士兵。
就个人而言,我很幸运。在高中时,我开始辩论,而且发现自己很喜欢。(我的父母没有分享我对辩论的热情。因为经过辩论训练后,我太喜欢争论了,但他们并没有干涉我的兴趣)。
除了辩论,我没有其他课外活动,可以把时间花在收集资料,准备下一场辩论赛上。
我很好奇,今天日程繁忙的孩子们是否有时间去深度探索任何一项课外活动,无论是运动、乐器,还是其他任何值得做的事情?
今天,年轻人面临的主要挑战不是掌握更多的技能,而是要学会一次做好一件事。
学会热爱,愈挫越勇
由于大学申请流程过于关注外在的成功,比如学习成绩和测试结果,因此忽视了个人成长和探索的重要性。
年轻人要想在大学里感到快乐,在大学及随后的人生里获得成功,他们需要接受能吸引和激励他们的新事物和想法。这个过程必然包括那些他们可能不会立即喜欢的事情。
大多数时候,我们误解了学生如何学会热爱。
有些父母说,我的孩子喜欢数学,我的孩子喜欢阅读。意思是他们的孩子喜欢某种东西,并且非常擅长。
这些话听起来无害而且令人鼓舞,但它排除了孩子有朝一日可能在他们一开始并不喜欢的想法和事物中找到意义的可能性。
困难可以成为热爱的起点,而不是完全放弃的信号。
热爱学习需要你克服最初的厌恶感,从一门学科中发现它的魅力。
对有抱负的大学生来说,所谓“数学天才”或“文学天才”这样的神话实在是害人匪浅。它们忽视了这样一个事实,即我们的思想和心灵可以兼顾数学和语言。
如果你一开始就不喜欢数学,那就试着找一位更好的老师,更努力地练习,寻找其他更能吸引你的事。爱上学习的悖论是要学会管理痛苦。
做一个好的学习者,并不是说你要不停努力下去,不管自己开心与否。
但是,只有付出努力后才会有快乐。即便学习自己感兴趣的课程,有时候也同样举步维艰、令人生畏。
我们知道,有些人喜欢阅读,当他们第一次读一本书没读懂时,就会再读一遍,以发现自己漏掉了什么。
我们要远离所谓“学习很有趣”这样的陈词滥调,承认学习往往是痛苦的。
当学生不再只做自己擅长的事情,并且意识到,通过练习,他们可以发现一个充满新知和快乐的新世界时,他们才能学会热爱新知。
纵使联邦检察官不起诉这次丑闻中有不当行为的家长,美国的大学申请制度明显已经在家长中引发了负面的焦虑情绪,而且对培养孩子的探索精神贡献无几,而这种对学习的投入是教育的意义所在。
对SAT和AP的再思考
我们所有参与这个系统建设的人,包括大学理事会,都应该重新考虑如何阻止这种狂热。
AP可以帮助学生发现和追随自己的激情,但如果有太多AP课程吞噬他们的时间,则只会起到拔苗助长的作用。
一些学生用AP课程填满自己的日程表,好让自己的大学申请材料更有竞争力。
虽然有数据显示,在高中期间最多选修五门AP课程有助于学生在大学期间取得成功,但没有证据表明多多益善。
因此,我们最近宣布,选修五门以上的AP课程对大学申请无益。学生可以根据需要选修更多的AP课程,但不能为了申请大学而学。
对于SAT,我们也需要降低它的重要性。当SAT考试刚开始实施时,它的目的是量化学生的智力潜能。
2014年,我们修改了考试内容,试图衡量学习能力的时代终于结束了。
新的SAT所评估的内容并不复杂或者神秘:它评估的是学生在大学期间需要广泛使用的阅读、写作和数学能力。
新的SAT不会告诉学生或其他任何人一个学生是否聪明,或者学习新知识的能力高低。
SAT成绩只说明学生是否已达到大学学习或者未来工作中需要的阅读、写作和数学技能; SAT成绩单里不会对学生能够学习什么发表评论。
我们也需要改变围绕SAT等考试的文化。在学校做出入学决定时,考试成绩只应该是其中一个因素。
我们永远不应该仅仅因为考试成绩低就给学生投否决票。
学生们应该相信,如果他们练习数学和阅读,就会有所提高,这正是我们在可汗学院所看到的。
学生参加一次考试,如果对分数不满意,可以通过练习,再考一次。如果还是不满意,我们应该提供其他方式,帮助他们向大学招生官展示自己的优势。
让我们为高等教育设计一份邀请函,邀请家长为孩子的长期卓越而不是脆弱的短期完美进行投资。学生们应该为了申请大学做出更少的牺牲,为了人生长期的成功付出更多努力。
(注:原文略有删节)
参考资料:
https://medium.com/the-atlantic/stop-the-madness-over-college-admissions-290c803a059c
https://en.wikipedia.org/wiki/2019_college_admissions_bribery_scand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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