朋友刘大拿知道我爱喝茉莉花茶，春节前慰问我，送了一斤北京《张一元》茶店的“高末”让我品尝，“高末”也叫“高碎”，是花茶的一种，我很高兴。
用现代人的标准衡量，我大概是个不会品茶的人：自打开始接触茶叶，便是花茶；开始喝茶也喝的是花茶，几十年没有变化，唯有花茶的品种、档次在升级。
记得刚上班发了工资就买茶叶泡着喝。开始喝的是购买来的三毛钱一斤的花茶。当时的茶叶店以卖花茶为主，进了茶叶店，满屋子充满茉莉花香味。过了一两年，单位发放夏季福利，是二斤茉莉花茶，拿着捆扎成四四方方的茶叶包，闻着挺香，冲泡起来，花茶的酽香沁人心脾，好喝。
喝完两斤“福利”，自己再购买来三毛一斤的花茶，冲泡后喝起来滋味差了许多，甚至不堪卒喝！暗中一打听，原来单位的福利茶是六毛钱一斤的。为了满足自己的味蕾，只好就此升级，改喝六毛钱一斤的花茶。考虑到经济基础问题，我不敢再升级，始终盯紧这个级别的花茶；且只在太原的“乾和祥”或“一品香”茶店购买。后来，茶叶几番涨价，我始终只购买涨价后的这个级别的花茶。
再后来，改个 开放了，红茶、绿茶、白茶、黑茶、普洱茶等各种茶叶纷纷涌现，逐渐淹没掉了花茶。再去购买茶叶，店铺里飘逸着异样的茶叶味，柜台茶罐都被其他茶叶占据着，花茶委屈地偏安于一隅，连售货员都说现在喝花茶的人不多了。
以后，我接触的社会面广了，朋友多了，大家经常嘲笑我喝花茶。但我愚钝，喝其他的茶叶总觉不给劲，不如花茶过瘾。别人送我其他的茶叶，基本上我都转手送于他人。有一年有熟人送我一盒“金骏眉”，我一点也不知道此时“金骏眉”的市价正如日中天。凑巧另一位久不见面的老邻居来了，聊完天他临走时，我随手把那盒“金骏眉”送给了他做伴手礼品。他略带惊讶地问我：你们单位的福利是不是很高？我诧异。他说：金骏眉的价格现在都快达到几千元了。回想起来，真可惜那位送我“金骏眉”熟人的好意啦。
我以前只听说过却没有喝过“高末”，竟不知现在还有出售“高末”的，拿着大拿的礼品回到家里，马上就冲泡了一杯。望着玻璃杯中沸水里翻腾起落的碎茶末，突然想起小时候我的姥姥在家里泡茶的情景。
解放前夕，爸爸妈妈来到太原，五三、四年时，工作基本稳定了，妈妈通过报纸的寻人启事找到了姥姥。1940年，我的姥爷去世后，她在当时的北平无法生活。只好回到姥爷的老家陕西汉中西乡县的乡下。妈妈把姥姥接到家里，从此生活在一起。
我从记事起，就一直跟着姥姥，在她的屋里睡觉学习，与姥姥的感情也更深一些......
当我上了小学，能帮家里干一些买两根葱或三两盐等等这些小事了，有一天，姥姥给了我几分钱，让我去“供销社”买二两“花茶末”，她特地交代：“要碎末啊。”我跑步前往，圆满完成。从此，她就经常让我帮她购买花茶末等一些零碎。
回来瞧着她盛一小勺茶末，放在玻璃杯中，拔起竹皮暖壶的塞子，用手在暖壶的口上试试温度（她说必须用烫手的开水才能泡起茶，这样可以试出开水烫不烫），然后把壶里的开水倒入杯中，静等一小会儿，待杯中的茶叶末全部滚落下去了才可以喝。那个时候，杯中翻落的茶末和我如今杯里翻滚的一模一样！
后来，妈妈知道了，悄悄对我说：再给姥姥买茶，向我说一声。我说：为什么！妈妈说：别买茶末了，买花茶就得。她说：我补给你钱；你对姥姥就说小卖铺的人认识你，便宜啦！一定不能实话告诉姥姥啊！
回来我把二两花茶交给姥姥，她问了，我说了。她没有再说什么，但是购买茶叶的次数少了......
那时的我，一切都是懵懵懂懂的，只知道把交待的事情办完办好，并不知道所以然。
后来该 个 开 放了，各种一度被禁的文艺作品陆续又与大家见面了。有天电视里预报，晚上演播北京人艺演出的老舍先生的话剧《茶馆》。看了预报，妈妈一再说：人艺的艺术水平最高，今儿晚上一定得看。到了晚上，她破例地不加班工作，与我们几个孩子一同观看电视里的《茶馆》。妈妈一直热爱文艺，她在文哥前就看过当时刚公演的话剧《茶馆》，而且其中蓝天野等几个演员还是她同学的亲人，在她们搞革命出走前都认识。那晚上她很兴奋，甚至能说出与文 哥前版本的不同之处。
那时的电视节目不多，在她的影响下，我也看过几次话剧《茶馆》，一些台词成了口头禅，经常与当时在一起厮混的朋友张小苏、张小湖等随意对话戏谑，一些台词甚至现在还可以背的出来。
《茶馆》剧中，裕泰茶馆的王利发掌柜为了讨好房主秦二爷，向伙计李三高喝一声：“李三，沏一壶高末来！”......通过当时刚从北京搬到太原来的张小湖口里得知：“高末”茶的“高”是老北京话，有两个意思，一个是“好的”，一个是“非常”；“末”是碎渣的意思。“高末”简单滴说就是好茶叶的细碎渣，是那时候老北京人的最爱，是一种怀旧，一种念想！——我顿时明白了小时候姥姥的心绪与情结。
这得从我的姥爷说起。
姥爷名叫薛祥绥，字伯安，又字博盦。陕西省西乡县柳树镇小丰村龙王沟人。姥爷出生于1894年，20岁考上了当时的北京大学文学科，在校期间，与傅斯年等同班。他曾是刘半农的四大弟子之一，积极参与相关的学术论战，著有《修辞学》等著作。1919年毕业后，他参加高等文官考试，以优异成绩入北京段祺瑞执政府国务院统计局任编辑，不久升任统计局秘书长。在任七年，先后被国立北京大学、私立辅仁大学和中国大学、平民大学等校聘为兼职教授，还担任陕南旅京同乡会兴办的宏文公学的校长。
姥爷在北京大学求学时，与于右任素有交往。1928年，北京段祺瑞执政府倒台后，姥爷应于右任之邀到南京，在法政学校任教三年。
1931年，陕南发生严重灾情，国民政府监察院长于右任委派姥爷等为查灾委员，当年秋他们下灾区勘查灾情。目睹家乡疮痍遍野，民不聊生，心情十分沉重，回京后，他为陕南人民请命，并谒见相关人士，呈述所见，力请赈恤。
嗣后，姥爷被派去包头调查厘金(即税收)系统中的弊端，这是很有"油水"的差事。但他廉洁奉公，微服私访，实地调查，掌握情况，据实上报，自己却两袖清风，一尘不染。时人笑其迂腐，于右任院长得知后不胜感叹地说：“祥绥真乃书生中之书生也！”对他更为器重，介绍他到国民党南京政府审计部工作。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他离开南京审计部。次年回陕，先后在汉中联立中学及省立南郑中学任教。1940年春，应陕西省教育厅长电邀，赴西安任省教厅编审主任。当年9月，他因心脏病救治无效，溘然长逝，终年46岁。
他终生勤奋，笔耘舌耕。他编撰的《西乡县志》，于1948年始得石印出版150部，此志体例严谨，文风端正，取舍合理，考证翔实。他的著作《修辞学》、《中国文学史》、《中国文学概论》等，也是他病逝后由他人陆续分别交付开明书局、启智书局出版。
姥爷在北京段祺瑞执政府工作期间，他的生活较稳定，与姥姥成家，并接姥姥到北京生活。在此期间，生下了妈妈、姨姨和小舅舅。后来他在外地就职。姥姥带全家在北京，全靠他寄来工资过活，直到他去世。他逝世后，捡拾遗物，唯旧衣数件，书稿一箱。一贫如洗，清操可见。之后，姥姥困于生活，迫不得已，只好携带姨姨和小舅舅回到姥爷的老家。
算起来姥姥她们在北京生活了将近二十来年，一些老北京的习俗已经习惯，品茉莉花茶、喝高末应该很自然。
我面前茶杯里的“高末”不再翻腾了，望着杯中浅褐色透明的茶水，闻着茉莉花茶的香味，啜了一口，很香有劲，真爽！
“高末”茶虽然碎，细细观察，是由一个个颗粒状的茶芯和小芽或碎茶组成的，并不是完全碎成粉末状，与隋、唐、宋时期的“抹茶”那样，它们完全是两种茶。
“抹茶”从我国隋唐时期开始。它将春天的茶叶的嫩叶，用蒸汽杀青后，做成饼茶（团茶）保存。食用前放在火上再次烘焙干燥，用天然石磨碾磨成粉末。然后冲泡并加适当的调味后饮用。那时的“抹茶”是用汤锅煮茶沫，然后再加点调味料，就可以喝了。宋代喝“抹茶”，用的是点茶法，需要按照茶道的方式，遵循一系列复杂的规则饮用。现在，在日本仍然有喝“抹茶”的习惯。
朋友姚凯德曾送我日本的“抹茶”，但是，绝对是因为操作程序不到位的缘故，我饮用起来只感到了“抹茶”的苦涩，而缺乏香味。
我品对着玻璃杯中的茶水，感到“高末”在冲泡的过程中味道出的快，沏出来的味道浓，很香很浓很酽；但持续时间短，两三泡过去，很快就没有味了。它的出味快过花茶，但是不如花茶耐泡，时间久——难怪姥姥喝上花茶后，购买茶叶的次数减少了。
旧时的茶叶店，在缸里或罐里存放着完整的品相好的茶叶，但在销售的时候难免压碎、铲碎茶叶，这些碎渣就沉到了罐底。买好茶叶的人，看不上碎渣，也不想用好茶叶的价格去买碎渣。而这些茶碎，弃之又可惜，可是普通底层人们，希望喝到茶叶，又花不起大的价钱，却是可以承担的起这种碎茶叶的价格。所以，很多茶叶店卖完了花茶，把剩下的碎渣收集起来继续出售，价格很便宜。
虽然是攒下的茶叶碎末，但碎渣也是窨制过的。后来，高末也会分等级，专门筛出来的高末，再把各种高级茶叶的碎沫，按照比例调配好，既不浪费又保证了花茶高末的品级；还有一种高沫，属于碎渣中的渣，喝的时候味道还在，更淡薄了，口感并不甚好。
久而久之，这种碎渣的消费形式，就成了老北京底层人民的消费习惯。老北京们也把“高末”俗称为“满天星”。应该说，“高末”也是如今的茶包、袋茶的前身吧。
妈妈当年之所以补钱，让我买茉莉花茶给姥姥喝，是怕左右街坊邻居看到姥姥买茶末喝而产生歧义。当时的普通人并不明白这些个老北京习俗的，如果因为误解而有了闲言碎语的非议，就很讨厌了。同时又顾及了姥姥的面子与生活嗜好，真是用心良苦。
现如今，一些茶庄依然在出售“高末”茶，据说北京卖茶叶的老字号《张一元》茶店，每年的十月份都出售“高末”茶。每年到了这个时候，有很多人前来排队购买，有时候队伍甚至从大栅栏排到前门，还得出动警力维持现场的秩序。
谢谢刘大拿的“高末”，给我带来了回忆。等喝完了这些“高末”，我还要找他打听清楚地址，到太原的茶店去购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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