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对于年轻人而言,三年五年就可以是一生一世|张爱玲
张爱玲,民国时期的临水照花人,说不尽的奇女子。她天性敏感,品味独特,虽生在充满激情与火热的年代,却以一种既不愤慨也不超越的平静心态和事不关己的旁观者的态度超然世外,冷静客观地俯视那些作为动荡年代的牺牲品的苦难生命,鉴赏笔下支离破碎,凄美哀怨的爱情。她时时咀嚼历史细节的欢乐却看透“生来原知万事空”,以深渊似的孤独为代价,表现“浮世的悲欢”,用自己的传奇生涯和魔幻文采在人们的心底抹下一道道清冷的光辉。
因为相知,所以懂得。因为懂得,所以慈悲。
对于中年以后的人,十年八年都好象是指顾间的事。而对于年轻人而言,三年五年就可以是一生一世。
也许每一个男子全都有过这样的两个女人,至少两个。娶了红玫瑰,久而久之,红的变了墙上的一抹蚊子血,白的还是“床前明月光”;娶了白玫瑰,白的便是衣服上的一粒饭粘子,红的却是心口上的一颗朱砂痣。
见了他,她变得很低很低,低到尘埃里。但她心里是欢喜的,从尘埃里开出花来。
张爱玲的小说远离当时沸腾而斑驳的时代主题,既不同于激情洋溢的“五四”启蒙文学作品,也有别于政治色彩浓厚的左翼革命文学和极具鼓动性的抗日题材作品,而是将艺术视角转向平凡人琐碎、具体、细节化的日常生活,凭借女性特有的细腻和敏锐将这“浮世的悲欢”表现的入木三分,活色生香。在当时的帝国主义殖民地香港和上海租界里,中西文化碰撞,封建传统思想与资本主义思想相混合,“旧的东西在崩溃,新的事物在滋长”,处于过渡期的沪港市民陷入不知所措的空虚迷茫的境地。时代大潮是历史,生活中的涓涓细流也是历史,是血肉丰满的历史。爱玲“琐”处落笔,以爱情和婚姻为视角,关注普通人的食色性,走小文学之路,来展示平凡人的生活状况,挖掘这一时期的社会、人性中最真切的东西。
爱玲在散文《中国的日夜》中写到,“我”从菜场买菜回家,觉得快乐:谁家传出的昆曲,入情入理有来有去的家常是非,“万家灯火,在更鼓声中渐渐静了下来”。“无线电的声音,街上的颜色,仿佛我也都有份;即使忧愁沉淀下去也是中国的泥沙”。目之所及的形形色色的画面,交织着色彩、声音和忧愁,渐渐沉淀成一种如梦如烟的苍凉之感,既不壮烈又不凄惨,却又力和悲俱在,让人回味无穷。
她的小说同样具有这种苍凉的意蕴,《倾城之恋》中的白流苏从没落迂腐的旧家族中走出来,在那个新旧交替,男尊女卑,战火纷飞的年代,虽未因战争的洗礼而成为革命女性,但究竟是认真活着的人物。无边荒凉之中的知遇,废墟中的柴米油盐酱醋茶,摩登世界浮华中的朴素,虚伪之中的认真,成就了她安稳的现世生活。她与他,走过戏剧般的磨难和幻灭,最终又要回归平淡朴素的日常生活。生活就像不温不火的白开水,有足够的温度就会沸腾,而那沸腾的时刻就像湖面泛起的涟漪,美却不经常,更不经意。
《五四遗事》起初以爱情自由、婚姻自主的美好理想开始,然而生活比爱情广阔,小说最终以罗文涛与三美团圆结局,有着一种轻喜剧的色彩,读后令人发出苦涩的笑。希望的事,可能迟早会实现,但实现的希望,总是变了味的。世俗的计较,旧传统旧道德的束缚,一些错综复杂的关系、剪不断理不清的琐屑,摧毁了罗与密斯范曾经忠贞不渝的爱情誓言,婚后的密斯范不再精讲细究,新女性的思想光辉也在通宵打麻将,衣着邋遢的岁月中消失殆尽了。在这场爱情的角逐里,没有真正的赢家,罗文涛所追寻的爱情在白开水似的现实面前不堪一击的,是不得不以幻灭谢幕的千疮百孔的奢望。理想是一回事,现实要另当别论,世俗烟火终将消解所谓唯美的爱情神话。
天上织女,纤纤玉手,绰约仙姿,方可织就美轮美奂的云锦;而张爱玲虽非仙女下凡,然天生丽质,纤细聪慧,故能踩着世俗的云端织就繁杂广阔的人生画卷,谱写真实真切的人生。
张爱玲自身古典艺术功底深厚,对《红楼梦》和以《海上花列传》为代表的鸳鸯蝴蝶派中的优秀作品青睐有加,更是将其中初露端倪的现代意识、世俗化生活原则结构小说的独特近代性演绎得淋漓尽致,可圈可点,并且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如此成就也与她所接受的西式教育密不可分。开放新潮的西方思维模式,使得张爱玲能从更广阔的角度去审视自身的传统文化和现实人生。她将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法及现代画派技巧进行变形异化,融古今艺术为一炉,将现代风吹进庭院闺阁,淋漓尽致地展示出那些遗老遗少城市化的生活方式及其处于社会变革时期惴惴不安的内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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