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个时代都有它自己的主题。五代是一个礼崩乐坏的时代，孔子所倡导的“乐感文化”早已沦为“八佾舞于庭”的荒靡淫乱，失控的欲望裹挟着人性，向着道德的最低点冲刺。美女们丰腴的舞姿无法掩盖韩熙载内心的空寂，渗透纸背的，不仅是伤国之泪，更是对道德崩溃的彻底绝望；而在明代，理学主张“理一分殊”，强调道德具有如法规似的普遍性，向本能的欲望发出挑战，提出了“存天理，灭人欲”和“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的响亮口号，天平又摆向另一端，发展成一种极权主义文化，把柔情似水的女性变作一具具没有情感的干尸。李泽厚说：“一句‘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的语录，曾使多少妇女有了流不尽的眼泪和苦难。那些至今偶尔还可看到的高耸的石头牌坊——贞节坊、烈女坊，是多少个‘孤灯挑尽未能眠’的痛楚情感的凝聚物。而一顶‘名教罪人’的帽子，又压死了多少有志于进步或改革的男子汉。戴东原、谭嗣同满怀悲愤的控诉，清楚地说明了宋明理学给中国社会和中国人民带来的历史性的损伤。”
更大的荒谬在于，这些仁义道德的倡导者，自己却蝇营狗苟，男盗女娼。所有的清规戒律都是针对平民百姓的，权力者自身却不受到限制。于是，这些清规戒律非但不能对欲望进行有效的管束，相反更加突显了当权者的权力特区。韩熙载和陶谷都是权力者，两性关系对于他们而言，不过是政治权力的延伸而已，因此，在他们的两性关系中，支付的只是权力成本，而无须交付真实情感——两性关系只能验证他们的占有能力，而无法测量他们的情感深度。与五代的繁华逸乐相比，宋明两代的状况没有丝毫的改善，连叫喊着“革尽人欲，尽复天理”的朱熹都不能免俗，据他的同僚叶绍翁揭发，朱熹不仅曾“诱引尼姑二人以为宠妾，每之官则与之偕行”，而且使“冢妇不夫而自孕”，玩儿得比唐伯虎还要过火，在“天理”面前，他的“人欲”势不可挡，以至于面对老友叶绍翁的揭发，朱熹供认不讳，向皇帝谢罪说：“臣乃草茅贱士，章句腐儒，唯知伪学之传，岂识明时之用。”这份自知之明，比起陶谷的道貌岸然要可爱得多，也使朱熹那张义正词严的标准像有了几分生动的情致。
与韩熙载和陶谷这些权力者相比，皇帝的无耻更加登峰造极，明代紫禁城鳞次栉比的后宫建筑就是对权力者性特权最视觉化的注解，前朝（三大殿）是帝王们布道的庙堂，而后宫则是他们寻欢的乐园。关于美女与后花园之间的关系，朱大可曾有如下阐释：“为了搜集与陈放美女，诸侯们开始大规模建造花园。他们懂得，只有花园才能幽囚女人的躯体，并从那里打开性狂欢的道路。尽管花园属于女人，但女人却属于国王及其家族。在花园的深处，女人像鲜花那样盛放和凋谢，与花园的土地融为一体。她们的生死，揭示了王国盛衰起伏的节律。”
朱大可还说：“美女不仅是细腰的性奴，也是镶嵌在权杖上的宝石。”然而，大量积压的宝石，却让拥有者感受到生命中不能承受之重——汉儒成康甚至为天子设计了在半个月内同一百多个女人睡觉的程序表，假如没有公休日，那么天子则平均每天要御女八人次，堪称后宫的劳动模范。即使到了明代，这种重体力劳动仍然让许多帝王乐此不疲，明武宗听一位名叫于永的锦衣卫官员进言说，“回回女皙润而嫅粲”，于是一次征集十二名西域美女，在豹房里寻欢作乐，歌舞达旦。无论多么强悍的皇帝，都难以承担如此艰辛的体力活，许多皇帝过劳而死。对此，魏了翁的评价是：“虽金石之躯，不足支也！”权力消解了权力，这是权力的悖论，也是权力者的宿命。
与此相对应，在这些普遍戒律的威慑下，又形成大面积的性饥饿。在私有化时代，性的权力不可能是均等的。对此，蒲松龄在《青梅》的结尾做出过如下总结：“天生佳丽，固将以报名贤；而世俗之王公，乃留以赠纨绔。此造物所必争也。”因此，蒲松龄才在《聊斋志异》里说：“倘得佳人，鬼且不惧，而况于狐。”“若得丽人，狐亦自佳。”这是底层文人在双重饥饿之下产生的幻觉。那些仕进无途的生员，志存高远，却在现实中难有立足之地。根据史料记载，一介生员，一年所得廩膳银只有十八两，维持生活，实在是捉襟见肘，“学宫败敝，生员无肄业之外，兼之家贫，家中无专门的书斋一类清静之所供读书，一些穷秀才就只好改而在僧舍、神阁、社学寄食肄业”。杨继盛曾经在自述中对他在考取生员后在社学读书的场所有这样的描述：“所居房三间，前后无门，又乏炭柴、炕席，尝起卧冰霜，而寒苦极矣。”这就是书生的“艳遇”通常发生在古庙寒舍的原因。爱情本来很难，那个时代使它更难。也只有凭借文学和艺术这样的幻术，他们才能实现内心深处的梦想。
唐伯虎式的叛逆需要勇气，文徵明式的坚守亦难能可贵，他们的友情，刚好成为不同文化价值彼此制衡、补充、互动的最生动的隐喻。正是这种相互间的制衡与吸引，使唐伯虎的纵欲成为一种有节制的抵抗，而没有像其后的李贽那样走向新的极端，在狂禅思想的影响下一味放纵自然情欲，使人性的苏醒走向了情欲泛滥的不归之途。
美梦如蝶，翩然而落。
不知他在梦蝶，还是蝶在梦他。
也不知何时睡去，何时醒来。
唐伯虎沉浸在梦中。夜风夹带着芝兰的气息，吹动着他的头发，也让他的梦，生出许多皱褶，像被单，像流云，像水浪，残留着挣扎的痕迹，像命运一样反反复复，无法度量，无法证明，无法留存。
唐伯虎不愿做“春如旧、人空瘦”的陆游，他流连于风月楼台、灯灺酒阑、尊罍丝管，“浪游淮扬，极声伎之乐”。注1《明史》说他“初尚才情，晚年颓然自放，谓后人知我不在此，论者伤之”[插图]。这论者，当然包括他一生中最好的朋友文徵明。文徵明不像唐伯虎那样具有“浪漫主义人格”，不喜欢唐伯虎的纵情恣肆，不喜欢他的破罐子破摔。他多次写信规劝。但唐伯虎这个性情中人、性中情人不会听从他的教诲，两人差点因此而翻脸。成化二十一年（公元1485年），十六岁的唐伯虎在苏州府学参加生员考试，以第一名的优异成绩考中秀才，他们在那一年相识，后来又结识了祝允明、都穆、张灵这些朋友。每当唐伯虎陷入困境，一筹莫展，文徵明都会伸出援手。《文徵明集》收集的有关唐伯虎的四十件诗文作品中，有三十二件是题在唐伯虎画上的诗或者跋，堪称两位大师的诗、书、画合璧之作。北京故宫博物院收藏的唐伯虎画作中，有一幅《毅庵图》［图3-5］，卷首“毅庵”二字就是文徵明题，有文徵明题字的还有很多，如《清樾金窝图》等。他们的关系，堪称“同志加兄弟”。《散花庵丛语》记载，有一次唐伯虎要跟好友文徵明开玩笑，约他同游饮石湖，事先找好几名妓女，在船里守株待兔，待酒至半酣时，妓女们突然间原形毕露，让文徵明大惊失色，狼狈逃窜，妓女们娇声浪语，围追堵截，把文徵明吓得大呼小叫，差点掉到水里，情急之下，找了一只舴艋舟，才落荒而逃。
注1：〔明〕唐寅：《自醉[插图]言》，见《唐伯虎全集》，《轶事》卷二，杭州：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2002年版。
[插图]
［图3-5］ 《毅庵图》卷，明，唐寅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安妮·克莱普说：文徵明这个名字“在中国历史上代表了一种集文人、官僚、诗人、艺术家于一身的传统儒家的理想典型，一个在人品和事业上都无可挑剔的人”。[插图]他二十三岁时娶妻，一生没有纳妾，也从未寻花问柳，他是真正意义上的正人君子，不是伪道学。对此，唐伯虎还是深怀敬意的，他在《又与文徵明书》中这样写道：
（徵明）遇贵介也，饮酒也，声色也，花鸟也，泊乎其无心，而有断在其中，虽万变于前，而有不可动者。[插图]
文徵明有着唐伯虎所缺少的圆润与通达，唐伯虎和朋友张灵在池塘里打水仗，显然不是正襟危坐的那号人，确有几分周星驰式的“无厘头”。性格即命运，两人的道路，也因此而判若云泥——文徵明踏上了光荣的仕途，而唐伯虎只能在市井间厮混，在贫困线上挣扎。中国历史上不缺文徵明这样端庄稳重的人，却缺少像唐伯虎这样好玩儿的人，有人说后来曹雪芹写《红楼梦》，那个“行为偏僻性乖张，那管世人诽谤”的贾宝玉身上就有唐伯虎的影子。当然，文徵明笃信崇高，坚守儒家价值，为官刚直，连严嵩都不放在眼里（腐败的大明王朝，确乎成就了一些像文徵明这样的道德完美主义者），这种生命的庄严感，即使一心“躲避崇高”的唐伯虎也并不否定。唐伯虎式的叛逆需要勇气，文徵明式的坚守亦难能可贵，他们的友情，刚好成为不同文化价值彼此制衡、补充、互动的最生动的隐喻。正是这种相互间的制衡与吸引，使唐伯虎的纵欲成为一种有节制的抵抗，而没有像其后的李贽那样走向新的极端，在狂禅思想的影响下一味放纵自然情欲，使人性的苏醒走向了情欲泛滥的不归之途。相反，在许多诗中，唐伯虎甚至流露了自己对文徵明式的济世立功的渴望：
侠客重功名，西北请专征。
惯战弓刀捷，酬知性命轻。
孟公好惊座，郭解始横行。
相将李都尉，一夜出平城。
但唐伯虎毕竟是唐伯虎，像贾宝玉，一心在女儿国里流连忘返，把别人的评说抛在脑后。我想起李贽曾说：“夫天生一人，自有一人之用，不待取给于孔子而后足也。若必待取给于孔子，则千古以前无孔子，终不得为人乎？”[插图]意思是说，每个人都有属于他自己的命运，没有必要以孔子或者其他什么子的语录作茧自缚，否则，假如千古以前没有孔子，难道我们就不是人了吗？这份开朗旷达，有如清代汪景祺说过的一句名言：“知我罪我，听之而已。
弘治十六年（公元1503年），现实中的唐伯虎在桃花坞买了一块地，到正德二年（公元1507年），造好了自己的隐居之所——桃花庵。那里据说曾经是北宋绍圣年间章楶的别墅，早已荒芜，只有池沼的遗迹。唐伯虎买的，只是废园的一角，位置在今天的苏州廖家巷。《六如居士外集》记载，每见花落，唐伯虎都会把花瓣一一捡拾起来，用锦囊装好，在药栏东畔埋葬，还写了那首著名的《落花诗》，诗曰：
花落花开总属春，开时休羡落休嗔。
好知青草骷髅冢，就是红楼掩面人。
……
沈九娘应当就是在这一时期来到唐伯虎身边的。关于沈九娘，能够找到的史料不多，据说她是苏州名妓。明代文人以狎妓为时尚，但娶名妓为妻，却足见唐伯虎的胆识。他不仅爱上艺妓，而且爱出了天长地久。这份爱，比当年穷死的柳永被妓女们集资安葬、年年凭吊更加荡气回肠。一位当代才女说：“爱一个人，倘若没有求的勇气，就像没有翅膀不能飞越沧海。”[插图]唐伯虎并非只是沉醉于在《陶谷赠词图》里的那场虚构的旅行，他希望在深夜里抓住那缕从远处飘来的梦。
艺术的路，归根结底是回家的路。青春年代的所有冲动，包括抵抗、拒绝、挑战、纵情在内，迟早会使人疲倦，一个人最终需要的，只是一个温暖的怀抱，可以让人忘记风雨、坎坷、恓惶，让人安心地老去。他画山水，始终不忘画一爿可以栖居的屋舍，那是一介书生与现实对峙的心理空间——北京故宫博物院藏《山水》卷、《钱塘景物》轴、《风木图》卷、《事茗图》卷、《毅庵图》卷、《幽人燕坐图》轴、《贞寿堂图》卷、《双监行窝图》卷等，概莫能外。
他画女人，则是美艳中带着孤独，比如《孟蜀宫妓图》轴［图3-6］，虽然花团锦簇，却个个弱不禁风，著名的《秋风纨扇图》轴［图3-7］，那位手执纨扇、伫立在秋风里的美人，高高挽起的发髻，乌黑如缎，亭亭玉立的身姿，轻轻飘拂的裙带，勾勒出一种孤绝的美，唯有眼神里挥之不去的荒凉与忧伤告诉我们，她同样等待着爱情的抚慰。只有爱情，能够对抗空间的广漠和岁月的无常。
“死生契阔，与子成说。执子之手，与子偕老。”[插图]这是《诗经》里发出的古老声音，意思是：“生死离合，都是我们无法控制的力量，然而，我们永远在一起，一生一世永不分别，却是我们早已约定的诺言，我会紧紧握住你的手，与你一道走完今生的路程。”唐伯虎和沈九娘在黑暗中摸索到了对方的手，手的温度告诉他们，这一次不是幻觉。情薄如纸的世界里，他们的手一旦握在一起，就再也不想松开了。他只想在这桃花坞里画青山美人，做天地学问，终了此身。我们可以从张明弼对冒辟疆与董小宛婚姻生活的描述，体会到唐伯虎与沈九娘的彼此投契：
与辟疆日坐画苑书圃中，抚桐瑟、赏茗香，评品人物山水，鉴别金石鼎彝，闲吟得句与采辑诗史，必捧砚席为书之。意所欲得与意所未及，必控弦追箭以赴之，……相得之乐，两人恒云天壤间未之有也。[插图]
公元2013年北京保利春季拍卖，唐伯虎作于公元1508年的一幅《松崖别业图》手卷以7130万元人民币的价格拍出，刷新了唐伯虎作品拍卖的世界纪录；同时，他的金笺扇面画作《江亭谈古图》也以1150万元成交，打破了他扇画作品的世界纪录。假如唐伯虎活在当代，定会进入福布斯排行榜。但唐伯虎一生也没过过几天富足的日子。不知是他的同时代人不识货，还是今天的藏家“太识货”。他生活困顿，画卖得并不好。正德十三年（公元1518年），唐伯虎四十九岁时曾作诗自嘲：
青衫白发老痴顽，笔砚生涯苦食艰。
湖上水田人不要，谁来买我画中山。
但沈九娘始终不离不弃，家里有时连柴米钱也无着落，一家人的生活就全靠九娘艰苦维持。两个在浮华里浸泡过的人，丢去了光环，在平凡的世界里真实地生活，相濡以沫。唐伯虎终于摒弃了无法确定的归属感，找到了自己可靠的归宿。何良俊在《四友斋丛说》中记载，唐伯虎晚年，住在吴趋坊，经常独坐在临街的一幢小楼上，在经历了无数次的断肠之痛后，心里早已是一片风轻云淡；假如有人找他求画，则一定要带上一壶酒，他会擎着酒壶，畅饮一整天。醉眼看沈九娘，美人迟暮的老妻在他眼里依然貌美如昔，带着本性里的纯情与执着，盛开如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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