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在前面：
3月的最后一天，看完无数年前欠下的书单，仿佛如释重负，碎碎念读后的种种，恩只有下册。
希望在往后的生命里依然保有清醒思考和陈述自我观念的勇敢。
“阅读文学作品是摆脱荒谬的人类生存条件的一种办法”—罗贝尔
城镇居民与乡村居民对文艺追求是有所差异的。通俗文艺延伸的戏剧表演等其实是产业链发展的雏形，市场这个无形的手在推动通俗文艺作品的传播。不管当局的勒令禁止，对戏曲这一形式的热衷与喜爱是民众印刻在骨子里的传统，不过至现在看戏这一娱乐方式逐渐退出主流舞台则是另一个可以思考的话题。
随着城市经济的发展与人类需求的演变，当然伴随出版印刷业的繁荣发展，阅读通俗文艺书籍也是另一重要传播渠道。通俗文艺作品可以说是下层民众被传播知识的载体，汲取历史、政治、军事知识，哪怕是杂乱有误的篇章，也是他们仅剩的看世界的渠道。比知识传播影响更大的是诉诸的情感渲染，思想倾向与价值判断，最终形成的是对这一话语体系的认同，而这显然是异于主流社会话语的。这一集体认知无疑会在浸染和支配人们的思想意识和行为。
聊个词语现象，比如江湖，现在认知里的词还是带点浪漫OR武侠主义情怀的，其实在水浒传的原语言背景里，不过是脱离了宗法网络的隐形社会，是一切为非作歹的渊薮空间。原文所说“话语即思想，更是一种价值判断”，所以承认话语体系，背后的实质是认同这一体系所传达的价值判断，这一感染的影响力是不可估量的。此处不禁想到了近期的各种禁言屏蔽，文学作品的被删减等等，不也是主流话语体系在拒绝其他路径传播的被认可吗。顺便感慨下现在网络谐音用语的过分流传和误读，真的是对严肃正经语言的一种亵渎，对尚处在模仿学习阶段的学生来说，负面浸染的力量是不可预估的。
“宗教的根源在于人们生性的软弱和与生俱来的依赖感”，英雄崇拜亦如此。人都会倾向于寻找依赖于缺失的事物吧，感觉这一逻辑可以解释好多问题，比如缺爱和缺乏安全感的求补偿行为。民众是有个英雄群谱的，至于是真实人物加工或是完全历史小说虚拟人物，对他们来说并不重要，他们的知识储备和判别力不足以区分真实与虚妄的边界，英雄足以担负他们内心的向往或者祈祷的寄托即可。想到了前两天看木心回忆录的希腊神话故事，神话的人物形象差异卓然存在，我们是崇尚孔武有力的勇敢，而希腊啊难怪是偶尔的希腊，是那么难得而仅有的将美列在第一位。当然上层对英雄崇拜的情结自然是有警惕的，毕竟小说不仅塑造了形象还树立了反叛的模板和套路啊。
一如作者所说，“乡民社会的小传统与大传统的区别主要表现在知识结构的差异上”，因此在国内背景下，要关注的小传统当是隐形社会群体的游民群体，不为主流社会所容纳，受到士大夫群体的排斥，但却顽强的活跃在生活中与通俗作品里，而这种文化的凝聚与固化不应当被忽略，肩负主动进取精神的阶层与后期社会的动乱有着密切关系。作为上层则是经历了无意识的任由小传统发展到开始严厉禁止的过程，文化管制仿佛是历朝以来大厦巩固的必须手段，就怕了这戏曲演练场景成了真，乃至清朝自以为是的宣扬与认可汉族传统文化，修书编书不过是一场隐形管制的全过程，背后不过是一场大型思想禁锢的好戏 。
当历史被格式化，帝王将相被草莽化，我们到底离真相有多远。书中所关注的几个问题值得记录，
1）历史题材小说编年体/英雄传奇系统差异
2）文人与游民知识分子对于历史事实的认知和表现差异
3）演说本和戏曲对民众的深远影响
文本会经历不同版本和作者的认知糅合，自然也会存在前后人物形象的不一致，但从编年到传奇系统的转变，确实塑造了更为鲜明的人物形象，便于底层民众的了解与传播。游民的帮派倾向、对力量的盲目崇拜和复仇意识都在小说文本的形象塑造中淋漓尽致的展现，是文学性的民间需要，但并非是历史的正确展现啊。小时候看的隋唐演义，对很多人物的认知和了解还是固化于编剧，这些艺术形式只能当是了解的引子，就仿佛零食永远不能作正餐一样，哦对可能还是不健康的零食。这大概也是现在很少看剧的原因，太容易被带偏，丧失自我思考和判断。以上的问题不仅是文学史的探讨，还当是社会史的探讨啊。
游民的组织化过程是伴随着通俗文艺的同步发展的，且其组织行为方式是受到后者潜移默化的影响。明代人口从谷底到峰值，大量过剩人口脱离宗法网络，被迫离开土地，成为流民，一度成为统治者的困扰，当然明中叶以后的游民多聚集在专制统治者力量相对薄弱的地区，这一点为后期形成组织化的力量做好了铺垫。
社会的游民化表现在流派意识在其他阶层中的被普及和认同，儒学观念的工具化和被漠视，社会运动在通俗文艺作品的指导下此起彼伏，游民的社会化反之则源自内心归属感的需求和外部生存的压力。游民在偶然中集群聚集，江湖是他们社会化的必经途径，江湖之中并非都是游民，也有边缘流民、游侠亦或者是有一定文化认识的江湖艺人。
游侠的结社破坏正常社会秩序，自然会遭到统治阶级的打压，后期人们自我意识的逐渐觉醒，民间结社日益发展，如魏晋时期的竹林七贤，也是一种发展趋势，宋朝的柔糜之气，重文抑武则是让普通民众的期望从游侠转向了游民群体中的侠义之士。所以说人是社会性动物，总是试图择群体而居，即便是被迫离群索居的游民群体，在无奈之选的情况下仍然会抱团寻求合作的力量。在疫情的日子之前还未曾感受过宅，无人说话的感受何如，迄今不禁感触难怪诗词里总爱念叨独酌的孤和离群索居的忧啊，情感性和社会性的需求驱使我们不得不寻求群体的力量。
本书关注天地会的形成独特性与通俗文艺作品普及的关系，其独特性值得我们关注。天地会之所以缘起福建与当地人多地少，纷争结社传统，通俗作品流传以及其组织者的身份（领导阶层多事反满的官僚士大夫）不无关系。神秘主义引子是在政治斗争中见怪不怪的传统，天地会的西鲁神话原本有多故事情节都是受到通俗小说的影响，譬如外族入侵，底层揭榜而上拯救国度，功成名退反遭陷害，神话人物和物什等桥段都如此眼熟。这些桥段无疑并非来自真实生活，而是受到各路戏文小说浸染，为何如此则是由天地会的性质决定，社团建立之初便不得要树立权威和秩序，这一逻辑放在现代社团团体运作中也是欣然存在的，当然那是人更乐意相信神圣方式背后的秩序模式。
可以说游民这一底层民众群体在创立组织之初总是试图要打破阶层束缚，寻求终极的平等制度与组织的，结拜而来的兄弟关系在期间尤为重要。然而这一想法显然是有局限性的，自以为是的感染和凝聚在利益关系面前到底能经受何如的考验，同样与近代所倡导的平等交换的人际观念是完全不同的。他们如何单纯的理解忠义就会在日后的生存斗争里被治理得有多惨。
原文所说“义气本应属于伦理道德，在主流社会当是自律范围，但在天地会确实被严厉规定和刑罚配套”，如果考虑到秘密组织的特点则可以理解，游民群体的散漫和难以被约束的特性，不得不通过严刑峻法来考量和约束，因此说这一规章比主流社会更为严苛。替天行道、各霸一方如此桥段则是常态，帮派意识私以为是这一群体生存的潜在法则和意识吧。另外秘密会社还有个有趣的点，在于它的管理在人治，这与群体的笼络是来自人与人的关系维系的有重要关系，人格魅力维系的团体想想也是很迷离，这么想也就可以解释他们为何重仪式，重流程，重排场，重物品形式意义，重神化。
总体来看有着明显的戏曲化和文学化倾向，无疑能看到通俗文艺作品和戏文的影子。最后有趣的点在于隐语在团体中的运用，可以说这是封闭性团体保护自我的方式，“反主流社会规范的产物”，运用比喻、描绘、含典故、拆字、吟诗或歌谣等方式来暗指生活常用物品或者事件，这么看来我们的缩写不过是儿戏，原来这么多年来热衷于创造属于自我体系的语言习惯从未改变啊，不妨看成是寻找自我归属感的方式咯。
手势、茶阵和腰凭票布等又是另一暗号体系，手势看图还真挺有趣，有点类似手语的形式，对识别自己人有着强烈的骄傲感吧，茶阵第一次听说，真佩服那会儿人的创意，想起来福尔摩斯的跳舞的小人的情节了，语言文字符号真的是人类社会奇妙发明啊，小时候一群人还会自己列本暗号语，把字和拼音字符一一对应，这么想来是人的团体属性所致呀。组织活动与其背后的成员属性、文化水平有着密切关系啊，所以当时的戏曲流行与社团莫不是相辅相成吧。
清朝中后期，管制削弱的大环境下，民间通俗文艺作品愈加流传，江湖艺人始终没有放弃过记录隐形社会生活的挣扎。游民群体还有个现象，即他们以生存为宗旨，并非起初便于政府对立，在走投无路的状态下才会做出如此决策，可见为了短期利益出卖自我有如何，所谓侠义不过是有选择的侠义。
直至近代，随着清政府的瓦解，会党活动逐渐公开化，他们原有的群众和活动基础被革命力量试图结合，但由于游民这一群体原有的盲目性和破坏性，可以说这一结合注定是失败的，如何指望一个出发点只是生存的人去为民众的福祉谋福利呢。
顺道聊起来武侠小说，帮会这一词语简直不要出现的太频繁，帮多指江湖帮会秘密组织，派则多指武功门派，旧派武侠小说尚未涉猎过，如文中所总结的一般：整体的虚构和细节的真实；生活的多面性和立体感；帮会之奇与神秘性，渲染的氛围还是较为传统认知和古旧的套路。新派武侠小说如金庸古龙之创作，对帮会的描写则与旧武侠表现完全不同的特点，书中以金庸为例做了个有趣的分析。
其书中将政治内涵描绘得如此清晰，树立了与朝廷官府可抗衡的民间力量，富于反抗精神的游民所组织的秘密会社自然会成为小说的不可或缺的组成，所描述的侠客多是为民除害的英雄，为民族解放而不懈努力的斗士，明显将显性与隐形社会一分为二，当然鹿鼎记除外。其次金庸笔下的帮会被理想化，所塑造的人物形象或者群体形象如此凛然，愿意为整体利益放弃自身追求，这显然与现实的散漫无章的游民群体不一致。再者帮会自带了文人士大夫气息，民族正义，知其不可为而为之，似乎远离了底层真相吧。
文中有句评论以为写的很好“金庸似乎不太介意游民的手段，殊不知手段的进步才是社会文明进步的标志”，反观如下的社会，又有多少人是为了达成目标不择手段的，如果有的选择，是不是不少会拥附韦小宝的生存模式和状态。间歇性总要感慨有的行为方式和手段是知如何为，却无法为的，可惜现实仿佛是如此奖励这些不顾手段和方式的人。
依然觉得在土星水瓶的开启年份，我们都要面临洗礼和回归，惩罚与原罪。
站在当今背景下思考被迫游离在主流阶层以外，在生活边缘苦苦挣扎的群体，他们的生存状态是如何的？他们是否依然还有可以发声或者被记载的通俗作品？他们的行为举动又会带来怎样社会效应？非规范性和反抗潜意识在不安定的时代里会愈加被挑逗，群体的无序性和盲目性在激增变革的社会里也一样会被激发。
以上不应当仅仅是历史问题或者文学问题，更应该是个社会性命题。
2020年里，要以怎样的姿态面对被迫脱序的人们。仿佛被优化就是下一秒钟的事情。
2020.3.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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