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燕京大学的校训——Freedomthrough Truth for Service(因真理，得自由，以服务)——从圣经中化来，以最悲壮的方式充实Freedom through Truth之含义的，是并不信仰基督的中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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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7年，王国维先生留下一张纸条，“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世变，义无再辱。”颐和园鱼藻轩投湖而死。两周年祭时，清华大学为之立碑纪念，碑文由陈寅恪先生撰写，其中的两句，意义超越时空。一句是：“士之读书治学，盖将以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真理因得以发扬。思想而不自由，毋宁死耳。”另外一句是：“先生之著述，或有时而不彰。先生之学说，或有时而可商。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如今，“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已成为许多知识人的座右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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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没有付出过代价，座右铭永远只会是座右铭。让我们通过《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这本书，看看陈先生是怎么做的。
1953年，中国科学院筹建中古史研究所，拟任陈寅恪先生为所长。陈先生向来不问政治，更不担任行政职务。派谁南下广州，劝说时任中山大学教授的陈先生北上就职，就成为一个不大不小的难题。
最后，北大副教授汪篯被选中。汪篯是陈先生赏识并且亲近的学生，曾担任陈先生助手，担任助手期间还住在陈先生家里，名副其实的入室弟子。同时，汪篯也已入党。所以，从两方面来看，都确实算得上是理想人选。这个使命可以公私兼顾，汪篯当然求之不得。
只是，汪篯不会想到这次南行将给他带来什么。
汪篯满心欢喜，领命南下。然后，发生了两件事。于私，汪篯被逐出门墙；于公，陈先生断然回绝北上任职。两件事都记录在《对科学院的答复》这篇口述文字中。
关于逐出门墙：
“我认为研究学术，最主要的是要具有自由的意志和独立的精神。所以我说‘士之读书治学，盖将以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俗谛’在当时即指三民主义而言。必须脱掉‘俗谛之桎梏’，真理才能发挥，受‘俗谛之桎梏’，即不能研究学术。”
“我要请的人，要带的徒弟都要有自由思想、独立精神。不是这样，即不是我的学生。你以前的看法是否和我相同我不知道，但现在不同了，你已不是我的学生了，所有周一良也好，王永兴也好，从我之说即是我的学生，否则即不是。将来我要带徒弟，也是如此。”
关于拒绝北上：
“因此，我提出第一条：‘允许中古史研究所不宗奉马列主义，并不学习政治’。其意就在不要有桎梏，不要先有马列主义的见解，再研究学术，也不要学政治。不止我一人要如此，我要全部的人都如此。我从来不谈政治，与政治绝无连涉，和任何党派没有关系。”
“因此，我又提出第二条：‘请毛公或刘公给一允许证明书，以作挡箭牌。’……我认为最高当局也应和我有同样看法，应从我之说。否则，就谈不到学术研究。”
陈先生一生恪守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信念，直至为之付出生命代价。正因为他一直秉持这一理念，所以他才能对王国维先生之死生出知己般的理解和共鸣，认为“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
很惭愧，王、陈二先生的境界，我自问无法企及，环顾四周，或许斯世再无此等人。
不过只要我们记得，这个世界上有这么一种境界存在，即使不能见贤思齐，日后行事，也许也能稍微有所自省，不至于毫无底线。或可为这个世界保留一点真善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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