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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中国的宗教》
中国官方的国家祭典，就像其他地方一样，都只是为了共同体的利益而举行；而祖先的祭祀则是为了氏族的利益。此二者都与个人的利益本身无关。自然的巨灵愈来愈非人格化 [2] ，对它们的祭祀被简化为官方的仪式，而此种仪式逐渐地掏空了所有的感情要素，最后变得只等于是社会的惯习。这是有教养的知识阶层所完成的工作，他们全然不管平民大众的典型的宗教需求。高傲地弃绝来世（ Jenseits ）、弃绝当下现世之个人的宗教性救赎保证，也只有在高贵的知识人阶层里才行得通
如我们所知，直到公元十二世纪，这位天帝的非人格化才达到唯物论的地步。人民大众被摒弃于直接参与对非人格化之最高存在的国家祭典的祈祷与供献牺牲之外
这在西方是不可能的，因为没有任何一个哲学学派为自己宣称（或得以如此要求）那种绝对传统主义的正当性（ Legitimität ） —— 就像孔子为其教理所要求的那种正当性，并且极为刻意地表现出这种立场。以此，希腊的各哲学派别，无法做到像儒教学说那样，为一个俗世的统治者及其官吏提供政治性的服务。
为了教育上的目的，儒教所编纂的古典经籍，不仅成功地驱除了这些民间的神祇，并且也消灭了所有足以冲犯其伦理因袭主义的事物。这正如我们已经指出的，或许就是孔子所做的最大贡献。
在中国，大多数古老的民间神祇，以及一整批新出笼的神灵，都处于一个教士阶层的恩护之下，此一阶层之所以受到容忍，是因为它宣称自己乃源自一位哲人 —— 老子 —— 及其教理。此一教理的意义最初基本上与儒教的并无不同。后来它却与儒教成为对立的关系，最后则彻底被视为异端。
只有从“尘世”中抽身出来，才会有余暇与气力来思索，以及捕捉神秘的感觉。孔子和他的对手老子一样，独居而不任官职。惟一不同的是，神秘主义者 —— 老子与庄子 —— 是因为他们的救赎追求而拒绝担任官职，而孔子则觉得是不得志于官场。
能够获得道士（可说是道博士）之法力的一种内在的态度，就是要像失了心神那样的行止，因而将心神自感官里解放出来。像儒教徒一样，被认为是老子所作的《道德经》教导人 [23] ：生就是拥有“神”[24]，因此长生之法就是养神。虽然长寿的观点相同，不过二者的手法互异。
孔子本人并未拒斥其对手的各个基本范畴。孔子也没有斥绝无为（自由放任），而且显然地，他有时也相当接近巫术性卡理斯玛的说法 —— 在“道”而言，这点意指人全然端拱无为。让我们进一步追索二者间的对立状态。
在初期阶段，老子与其门徒并不是以狂迷的忘我为其寻求标的，对于这些他们必然会将之当做是不庄重的而加以摒拒；相反地，正如同所有的神秘主义知识分子一般，他们所寻求的实际上是不动心的（ apathisch ）忘我。
对所有真正的神秘主义而言，绝对的不关心世事乃是不证自明的道理；并且，我们不可或忘的是：长寿，如前文所说的，乃是隐逸者所致力的目标之一。
教理中的长生主义要素构成了自然力之永恒存在的基础，而此一自然力（天地）最少已接近了那惟一永恒的道。神秘主义者即以此为模范而行止。
儒道两者都确信，俗世统治中的良好秩序是使鬼神安静的最好办法。这种鬼神信仰的卡理斯玛转化，也正是老子的门徒之所以无法走上极端政治冷漠态度的原因之一。
因为美德本身是人人都可以企及的。正如我们已察觉的，人与人之间并没有资质上的根本差异。然而，对于神秘主义的道教徒而言，存在于开悟的神秘主义者与世俗人之间的差异，是在卡理斯玛禀赋上的差别。
老子甚至有这样的见解：国家最好只限于顾虑人民的生计。这个见解根源于他对于典籍知识的嫌恶，认为这有碍于真正的了悟。如果已神秘地彻悟了的统治者，无法仅就其一己的存在而散发出一种卡理斯玛的、模范的影响力，那么他最好什么行动也不要有。应该让百姓与万事都顺其所能地去发展。
只有从上帝的意志与俗世的秩序之间的紧张性所导引出的一种禁欲取向的俗人道德，能够提供这样一种积极的特性。因此，俭约，这个被特别强调的道教德目，并不具有禁欲的性格，而在本质上毋宁是冥思性的；与正统说争论的主要具体项目即是节约丧葬费用的问题。
不过他们甚至连这点也没能完全成功。下面我们就要说到风水的因素，此一因素经常使得建筑物一旦成立，就难以完全移动。道观一旦获准存在，住在里面的人无论如何也就要被接纳。这个情形，我们下面会看到，也发生在佛教徒身上。所有的士人阶层都一再地因为畏惧惊扰“鬼神”，包括那些非古典的鬼神，而对鬼神论与巫术让步
一般而言，汉学家并不怀疑，道教的教权制组织之万神殿的构造（尤其是三清尊）及其礼拜的形式大多是（如果不全是）自佛教抄袭过来，不过，依赖的程度有多大，仍有争论。
民间信仰里显然没有任何神意（ Vorsehung ）的观念存在。不过它发展（至少是萌芽）出一套清楚地由星宿支配个人命运的占星术信仰。儒教的奥义之学（如果有这么一门秘学可言的话），似乎并非完全没有神意的信仰。不过，一般而言，神意与个人实际的命运并没有什么关联，在孟子来说，更是如此。
当夫子被问到如何在最短的时间内使人长进时，他简洁地回答说：富而后教之。事实上，英文里的寒暄话“你好吗？”性质上相当于中文里问候人家“你吃过饭了吗？”。既然贫穷与愚昧正是原罪，也就是说，既然教育与民生最足以影响人的性格，儒教就必然以至善的文化状态，而不是纯真原始的自然状态，为可能的黄金时代。
与此相反地，教派性的宗教信仰（ Sektenreligiosität ）的通俗形式，是秘迹恩宠的授予，而且无论何处，这总是发生在所有导向神秘主义救赎的宗教信仰的沃土上，好比在印度。亚洲的神秘主义者，无论他们是否成为先知、传道者、教主或告解神父，都无可避免地会变成一个秘法传授者（ Mystagog ）。
基督教在中国的官方称呼是“泰西的天主崇拜”，它之遭受迫害，我们无须多加解释，此处也略去不谈。尽管传教士再有技巧，这种迫害也会发生。只有在军事武力所导致的条约上的宽容下，基督教的传道精神才被承认。颁布给民众的旧有宗教令谕里，明白地辩称耶稣会士之所以受到宽容的理由，是由于他们在天文学上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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