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传统“孝道”思想对薛氏族人的启示

儒家思想是中华民族两千年来主要的传统思想，它作为封建社会的正统思想已渗入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从家庭人伦关系来说，“孝道”成为封建社会子女奉养父母的准则，这种封建社会的人伦观曾经在广大人民中起了毒害与欺骗作用，但其中也蕴含着中华民族尊敬老人的优良传统。

对这种人伦观，毛泽东从马克思主义立场出发进行了批判地继承，即“扬弃”，舍除其糟粕，吸收其合理因素，并加以革命的改造，赋予新的意义，从而建立一种新的平等的人伦关系，提出敬老爱幼的道德规范。
当代，我国社会的目标是构建和谐社会，尊敬父母、赡养老人这种光荣的新风尚正在普遍树立，封建社会那种“忠君孝亲”的思想已经失去了成长的土壤。但是老年人和青年人的家庭和社会代际关系出现许多问题，其中最突出的就是虐待老人的现象经常发生，损害老年人的风气抬头。这些情况说明，在新形势下弘扬新孝道文化的任务十分艰巨。为此，有必要探讨一下毛泽东对中国传统“孝道”的扬弃及启示。

孔子所倡导的孝的伦理道德观念，已成为中华民族各族人民美好的传统之一。在几千年漫长的历史长河中留下了众多美谈佳话。在这方面，毛泽东为我们树立了榜样，他的“孝道”观对构建和谐社会有很大的启示。

因此，我们在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时，借鉴毛泽东“孝道”观，确立现代“孝道”观，以新的孝道观念，教育、影响广大族人，尤其是薛氏家族的青年一代，使薛氏家族家庭和睦、人民团结、社会和谐。
学生时代（从1902年毛泽东去私塾读书到1918年毛泽东于湖南省立第一师范毕业）毛泽东对中国传统“孝道”的批判。 毛泽东在家乡读私塾时,就对封建家长制不满,反对父亲的专制,同情母亲。毛泽东曾回忆说:我家分成两党，一个就是我父亲，是执政党，反对党由我、我母亲和弟弟组成，有时甚至于连雇工们也包括在内。在他大约十三岁的时候，举行过一次反抗封建家庭的斗争，使得他父亲的暴力政策归于失败。毛泽东的父亲作米生意赚钱，甚至在荒年也不平粜出去，这是毛泽东很不赞成的。他们父子间的“矛盾”，这些观点的不同是主要原因之一。
1910年秋，毛泽东冲破封建主义的家庭羁绊，到离家五十里外的湘乡县东山高等小学堂读书。因为他认识到自己作为一名青年，有着无可旁贷的救国责任。在这一时期，毛泽东还说不出封建、家长制度这些名词。他反抗的对象仅有一人，那就是实行家长专制的父亲，他斗争的范围也只限于家庭，但这段时期的斗争为他以后的反抗精神奠定了基础。
毛泽东从1910年出外求学到1918年省立师范毕业这一时期，对“三纲五常”表示了彻底否定的态度。在这一时期，毛泽东由于受新文化运动时潮的深刻影响，主张破除传统的儒家伦理纲常，代之以资产阶级的道德观念。
毛泽东尖锐地指出；“我国之三纲在所必去，而（与）教会、资本家、君主国四者，同为天下之恶魔也。”并提出了“欲动天下者，当动天下之心”的见解。

针对封建专制和束缚个性的旧道德和三纲五常，毛泽东主张个人主义，这在当时是很普遍的，也是有积极意义的。 这一时期，毛泽东对传统“孝道”的批判，对当时的复古逆流是一个沉重的打击，具有反封建的进步意义。但是，他这一时期的人伦观，毕竟是资产阶级的观念，没有冲出小资产阶级个人奋斗、资产阶级人性论的藩篱，这是不可能使人们从封建家庭的束缚下解放出来的。
“五四”运动前后（从1918年毛泽东第一次去北京到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毛泽东对中国传统“孝道”进行了有力的的批判。在这一时期，毛泽东对“孔家店”及其维护者们进行了鞭伐。他说“我们反对孔子，有很多别的理由，单就这独霸中国，使我们思想界不能自由，郁郁做两千年偶像的奴隶，也是不能不反对的。”
毛泽东还着力揭露和批判了“三从四德”、“三纲五常”等封建道德对广大妇女的精神毒害。毛泽东在这一时期尝试利用阶级分析的方法解释社会关系，批判了吃人的封建礼教，推动了当时的思想解放运动。同时，毛泽东还揭露封建礼教和道德规范赖以存在的阶级性质和阶级基础，是很有见地的。

毛泽东非常重视妇女、儿童、青年的工作、学习与生活。1953年，毛泽东在一次讲话中说；“我们这一代人吃了大亏，大人不照顾孩子，大人吃饭有桌子，小人没有，娃娃在家里没有发言权，哭了就是一巴掌，现在新中国要把方针改一改，要为青少年着想。”这一时期，毛泽东以马克思主义作为观察、分析问题的方法和行动的指南，把人伦观建立在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基础之上，从而建立了一种新型的人伦关系。
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开始，逐渐形成了对传统文化和道德的比较正确的认识，强调要继承“从孔夫子到孙中山”的“这一份珍贵的遗产”。
党史研究专家肖三在《毛泽东同志的青少年时代和初期革命活动》中写道：毛泽东同志非常之爱母亲、孝母亲。他对母亲是一贯温顺、体贴周到的，母亲的一切美德，对泽东同志的影响很大。
1919年10月，毛泽东接到母亲病危的家信，星夜上路，昼夜兼程，他抚摸着母亲的棺木放声恸哭，悲痛之中挥笔写下《祭母文》，辞文恳切、真挚，表达了毛泽东对母亲无尽的爱。在少年时代，他经常反抗他的父亲，但“到他长大成人以后，他和他父亲的关系，渐渐改善了，泽东同志从外面寄钱和药物给他父亲。”
毛泽东在1959年回韶山探望故乡时，到达目的地第二天清晨就去祭拜父母。事后，他嘱咐乡亲每年清明节代他给坟墓除草、培土。回到住处，他对随行的罗瑞卿说：“我不信什么鬼神；但生我者父母，教我者党、同志、老师、朋友也，这还得承认。我下次再回来，还要看他们两位。”所有这些举动，都显示了毛泽东对祖先的敬佩和怀念的感情。毛泽东对他的夫人杨开慧的母亲也同样怀着真挚的感情。
1949年8月5日，湖南长沙解放以后，从家乡传来了杨老夫人（杨开慧之母）健在的消息，毛泽东立即拍电报表示祝贺和亲切的问候。在致杨开智（杨开慧之兄）的信中写道：“来函已悉。老夫人健在，甚慰，敬致祝贺。”翻开《毛泽东书信选集》，上面还有“小儿岸英回湘为老太太上寿，并为他母亲扫墓”，“杨老太太（岸英的外婆）今年九十寿辰，无以为敬，寄上二百元”等记载。这些都说明毛泽东在对封建“孝道”批判的同时，仍对儒家“慎终追远”的道德情怀进行了继承与发展。
毛泽东尊敬老人的事例是很多的，因为他认为，封建“孝道”与“尊敬老人”是两种性质不同的人伦观。前者是地主阶级的伦理观念，后者是古代劳动人民的传统美德。在社会主义社会里，父母、子女的关系是平等的，因而，毛泽东认为父母、子女有平等的关系，互相扶助的义务，并提出了敬老爱幼的道德要求。我国，《婚姻法》也明文规定子女有赡养父母与扶助父母的义务。

毛泽东对“忠”与“孝”关系的正确处理对薛氏族人有巨大的启示。毛泽东不仅吸收了传统“孝道”所蕴涵的尊敬老人的传统美德，而且借鉴了民族英雄处理“忠与孝”的做法，在处理国家与家庭的关系时，重国家、轻家庭，采取了先国后家的态度。
少年时，毛泽东为了救国，冲破家庭束缚，出外求学。在为革命胜利而斗争的过程中，毛泽东更是舍身忘家，一心扑在革命事业中。他曾说“我要是离不来家，离不开妈妈，就革不了命，就出不来干事。”
建国以后，毛泽东对自己的亲人要求非常严格。他对子女要求十分严格，从事业到婚姻、从为人到治学，都谆谆教诲。全国解放不久，毛岸英回韶山临行前，毛泽东特别嘱咐：在乡亲们面前不准以我的儿子自居，要懂得尊长爱幼。毛泽东对近亲也是严格要求。

1949年10月9日毛泽东在给王首道的信中写道“杨开智等不要来京，在湘按其能力分配适当的工作，任何无理要求不应允许。”毛泽东还把自己的儿子毛岸英派到朝鲜战场，不久，毛岸英不幸牺牲。当彭德怀沉重地向毛泽东汇报了毛岸英不幸牺牲的经过后，毛泽东经过一阵沉默之后说“革命战争总是要死人的嘛，志愿军优秀儿女，牺牲了成千上万，为什么别人的子弟死得，我的儿子死不得，岸英是牺牲了的千千万万烈士中的一个，不要因为是我的儿子，就当成大事。”
所有这些都是由于毛泽东有无私的爱国主义精神，能够正确处理家庭与国家之间的关系，弘扬中华民族爱国的传统美德。毛泽东的人伦观，其最直接的来源是他对中国传统“孝”道的批判性继承。他对传统“孝道”持历史唯物主义的批判态度，在不同的发展时期都对“孝道”观进行了揭露与批判。不过，他科学人伦观的形成也有个发展过程，经历了一个从不成熟到成熟的阶段。在掌握马克思主义以前，毛泽东的人伦观还不成熟，不够科学，但它为毛泽东科学人伦观的诞生作了一定的准备。

在掌握了马克思主义之后，毛泽东对自己的早期人伦观进行了反思和“扬弃”，建立了一种平等的人伦关系，提出了尊敬父母、赡养老人的共产主义道德要求。这也是对传统“孝道”批判地继承的结果。在破旧道德时，毛泽东没有把其中蕴含着的传统美德破掉，而是使之发扬广大，融入新的伦理观中。这种“孝道”观对薛氏家族构建和谐社会新孝道有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依然需要“孝道”。和谐发展理论认为：和谐是在不同层次整合力的作用下不断升华的结果，不同事物内在与外在关系的和谐既是事物存在的最佳状态，也是事物发展的最佳途径；所有存在的发展共进则又是和谐的必然指归，发展既是事物变化的最优方向，也是事物存在的最优态势。也就是调节人与人之间、人与其他生物之间、人与所有存在之间以及所有存在相互之间关系并使之和谐相处、互动共生的行为准则。
千百年来，在促进中华民族代际和谐的发展过程中，孝道文化的贡献和作用很大，在今天，我们仍然有必要使它合理存在。从理论上讲，中国传统孝道所赖以产生和发展的封建经济和宗法制度虽然已经不复存在了。但是，社会经济的基本单位与现代男女婚姻的普遍形式仍然是一夫一妻制的家庭。因此，孝道观念今天能够依然存在的社会根源就是一夫一妻制家庭的存在。
建设社会主义新孝道，弘扬孝道，敬老养老，是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在今天，我国已经逐步进入了人口的老龄化，要由个人和国家多渠道共同担负起敬老养老的责任。在这方面毛泽东为我们树立了榜样，毛泽东孝道观对构建和谐社会新孝道有很大的启示。

孝敬父母, 是人类的自然情感，传统孝道既有精华也有糟粕。要进行现代家庭美德建设，我们既不能沿袭传统孝道, 也不能割断家庭伦理发展的历史，凭空去创造什么新规范, 而要既坚决破除传统孝道等级制、封建宗法制的内容, 又充分利用、继承发扬中华民族尊老敬老等优良传统,以便形成社会主义的新型孝道观。具体说来: 要批判继承中国传统孝道中养亲的合理内容, 使赡养父母成为社会主义家庭美德的起码要求；要 尊亲敬亲, 这是子女应尽的责任与义务；要树立为父母争光、为人民服务和为祖国效力相统一的道德价值观。
在建设薛氏家族新孝道的方法与途径中，要继承和发扬中华薛氏家族传统孝道的美德，建立起现代社会的新孝道观，除了从总体上提高薛氏家族年青一代道德素养和文化水平之外，应该从以下做起：首先，应该从广泛地倡导薛氏族人爱父母做起，使整个社会有一种讲母爱、颂母爱的浓厚氛围。母爱是是社会主义道德教育的起点，也是一切道德教育的源头。人类也就是这样一代代延续下来的。所以，最初的伦理关系，最美好的道德情感，人类最早的道德意识，都是首先从母子间孕育、形成、发展和扩大的。爱父母就意味着尊重前人的劳动成果，对父母真心的关切。因此，社会上都能做到爱父母，就成为建立新的孝道观念的第一个纽结，而且这一步还是容易做到，因为它最贴近生活，最容易唤起人们的良知，也最能激发人们的道德感情。

如果我们能首先以倡导爱父母，然后再循序渐进，向外扩展，小则要求尊敬师长、热爱集体，大则要求恪守公职，热爱祖国，那就肯定能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在倡导爱父母的同时，还应大力提倡行孝的自觉性。道德精神最重要的特点就是靠自觉。社会母爱的氛围再浓、外界环境再好，若自己不孝敬父母，不能主动、自觉地行孝，还心安理得，没有自责感，在这种情况下，即使提倡爱父母也不会形成新的孝道观念和良好的敬老风气。
由于时代的变迁，具体道德的内容可能会发生变化，但自觉的道德精神是要永远提倡的，所以建立新的孝道观念，必须加强宣传教育，让薛氏族人懂得新孝道的重要意义，大力提倡行孝的自觉性。
强化家庭养老功能，为了强化家庭养老功能可做好以下两点:首先是完善赡养协议书制度,巩固家庭养老功能；其次要强化宣传教育,形成浓厚的尊老敬老的社会氛围，重视传统礼仪的改革和新式礼仪的建立。
孝道观念是道德精神的一个组成部分。要形成良好的道德风尚，除了个人的自觉精神和有好的社会风气之外，还要有一定的表现形式，这就需要制定和孝道思想相适应的礼仪规范，有必要的纪念形式。
今天，我们主张丧事从简，但还是希望有一种仪式来寄托哀思。当然，这种仪式要移风易俗。因此，建立现代社会的新孝道观也应该规定一些恰当的礼仪制度，重视设立必要的纪念节日。例如：可以吸收一些外来文化传统，在每年五月第二个周末的母亲节，每到这天，按照我们中国人的习惯，为了表示对母亲的尊重和感谢母亲的养育之恩，向母亲赠送表达自己心意的礼物，可以为自己的母亲奉献上一束康乃馨花。
自从人类进入文明时代开始，无论哪个时代，哪个民族或阶级、阶层，哪种社会制度，都具有孝道观念。提倡父慈子孝、尊敬兄长、兄弟友爱、家庭和睦，都是被人们普遍可以接受的。只是时代不同，阶级、阶层不同、民族不同，社会发展阶段不同，其孝道观的内涵，标准、要求、特征和形式有所不同而已。而无论怎样不同，中国传统孝道已经成为中华民族各族人民美好的传统之一。
孝道观念的合理内核早已植入华夏薛氏子孙心中，在几千年漫长的历史长河中也留下了众多美谈佳话。在这方面，毛泽东为我们薛氏族人树立了榜样，他对传统“孝道”观进行了扬弃，他的“孝道”观对构建和谐社会新孝道有很大的启示。因此，我们在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时，借鉴毛泽东“孝道”观，确立现代“孝道”观，以新的孝道观念，教育、影响广大薛氏族人，尤其是薛氏族人中的青年一代，使家族和睦、族人团结、社会和谐，在新型的精神文明内容的激励下，把祖国建设的更加富裕、美好、强大。
主要参考文献：《毛泽东一九三六年同斯诺的谈话》《毛泽东同志的青少年时代和初期革命活动》《毛泽东伦理思想简论》《1917年8月23日毛泽东给黎锦熙的信》《毛泽东书信选集》《毛泽东同志的青少年时代和初期革命活动》《韶山的节日》《毛泽东家风》《毛泽东书信选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