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评与赞美应该是硬币的两面
【编者按】或许是最近半年接触的作家和相关的读书活动多了一些，发现“作家”这个职业在一些原本就是作家（而且还比较有知名度）的评价里，不但没有外人所常见的溢美之词，反而还对这个看似“光鲜”的群体发出了十分尖锐的批评，比如，知名自媒体人连岳前几天就说过这样一段话：
“书籍自古以来令人敬畏，没有出过书的人，至今仍然如此，认为出书既神圣庄严，又名利双收。其实，只要给足出版社钱，水平再烂，都可以出一本书，印书是成本极低的事，不过是用油墨把纸搞脏而已。
就是那些出版社主动出版的书，大多数的命运也是无人关注，最后变成可回收垃圾。每年海量的出版物，为了争夺有限的读者，其营销已经变得比较猥琐，体现为作者和他的朋友，在书籍的腰封上，在各类宣传上，进行毫无节制的吹捧。似乎作家有吹牛特权，而且脸皮都还比较厚。我接触越多的作家，我就越不喜欢作家这个群体，其诚实程度低于其他行业，其虚荣心又远高于其他行业。”
无独有偶，今天又读到另外一位独立批评人士肖红波先生，其就中国文艺界目前“只见追捧不见批评”的现状所发的檄文，让人，尤其是正在文艺圈里混生活的人不得不重新审视自己的所作所为和生存质量。以下是肖先生原文。
文艺批评退化为文艺表扬，文艺创作便失却监督利器。文艺创作的繁而不荣、兴而不旺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文艺创作失去了批评的鞭策和佑护。“我们的文艺批评在某种意义上已经成为文艺表扬。”北京大学教授、诗评家谢冕感叹，“讲‘好话’和‘坏话’本是文艺批评题中应有之义，忠言逆耳，文艺批评要评论的重在后者。我欣赏不留情面、尖锐锋利的批评，因为顺心的话容易，逆耳的话难说。表扬要把隐含在作品里面的作家和艺术家的用心予以彰显，并与大家分享；而批评则应该将作品中的弊端予以公布，让大家引以为戒。”
目前的文艺批评面临权威性和公信力的缺失。媒体上的一些宣传和炒作代替了文艺批评，而“友情褒扬”、“红包评论”使得文艺批评面临诚信危机，缺乏深刻的思想、缺少对重大理论问题和文艺问题的思考研究、缺乏深度、缺乏担当更使得文艺批评难以担负指导创作的重任。与此同时，伴随新媒体的涌现，网络批评空前活跃，大量书评、影评、剧评、书画评论呈现一种“另类的繁荣和狂欢”。大量的文艺批评已经从传统的报纸和杂志转移至网络，主流价值、主流文化、主流声音却被湮没其间。
“文艺还能批评吗？”2002年，德国作家马丁瓦尔泽推出长篇小说《批评家之死》，从而成为当年世界文学界最具有争议性的人物，同时也提出了一个深刻的问题——文艺批评怎样才更具可能？
日前，画家范曾诉郭庆祥名誉侵权案见诸各媒体。一纸判决，让社会上众多文化人士做出反思：文艺批评的边界在哪里？到底怎样的文艺批评才能褒贬得当而不越界？
文艺批评的尴尬恰恰就在于边界的模糊。为了避免招惹不必要的麻烦，评论家采取慎开金口、明哲保身、圆滑世故的首鼠两端态度，当着官员说套话，当着作品说胡话，当着大众说瞎话，背着大家骂粗话。文艺批评喑哑失语、乏力萎靡、单调乏味，批评成了温吞水，隔靴搔痒，研讨会、座谈会、恳谈会、见面会，都成为创作者的“树碑立传会”和批评者的“捧哏表彰会”。
“若批评不自由，则赞美无意义。”1784年，《费加罗的婚礼》在法国首演，剧作家博马舍的这句话从此传遍世界，成为文学艺术的创作箴言。今天，这句话值得我们再度回味。作为拥有悠久历史文化传统的国家，我们究竟应该秉持什么样的文艺发展战略？这是一个有时代感、紧迫感的课题，也是广大文艺工作者应该关注和思考的课题。
作家陆天明提出，文艺批评的诸多缺陷是缺乏理论勇气的表现。他认为，“批评之所以失语和缺位，是因为背后没有了可适用的足够强大的新理论和精神来支撑，心中也就无话可说。什么是健康的文化批评？标准有许多。其中最重要的标准是一条，就是能宽容、理性地对待与自己文化主张不一样的文化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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