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谊是文帝时青年有为之才子。其远见卓识不但勾勒出了自文帝后汉王朝一百多年的命运，更是对后世中国君主统治影响深远。王兴国先生的《贾谊评传》对其生平以及思想和文学成就有着非常详细的叙说。我在此仅对贾谊生平和其《治安策》做以简述，使大家了解贾谊这位“身不遇至公卿，策行之于六合”的奇才，并且对文帝即位时的政治环境亦有所了解。
贾谊是是汉时洛阳人，十八岁的时候由于其文学才名被当时的河南太守吴公招致门下。吴公成为廷尉之后，贾谊被其推荐给文帝成为博士。“博士”是一种为宫廷负责保管文献档案，编撰著述，掌通古今，传授学问，培养人才官职。贾谊很快凭借自己的才华获得文帝的赏识，成为品阶为一千石的太中大夫。之后不久，文帝想提拔年仅二十几岁的贾谊位列公卿执掌国家大事。但遭到了高祖时功勋老臣周勃、灌婴、张相如等的反对，他们一并排挤贾谊，最后致使贾谊贬谪为长沙王太傅离开长安。造成贾谊被贬的客观原因我认为有两个：一是周勃等人凭借他们是高祖旧臣嫉贤妒能；二是文帝性情沉稳，无为而治是其治国的重要方针，这使得的文帝对于贾谊大刀阔斧的改革有所顾虑。
贾谊当了四年多的长沙王太傅之后，由于文帝对其的思念从而召其回长安，成为了文帝爱子梁怀王刘揖的太傅。此间有一小事可一叙作为行文之趣。贾谊回到长安第一次见文帝之时，文帝正在宣室殿思考鬼神之事，文帝便以鬼神之事问于贾谊，贾谊作何解答已无从求取，但两人一直聊到半夜，文帝最后对贾谊说：“吾久不见贾生，自以为过之，今不及也。”四年之后重逢的君臣见面之后聊的不是国家大事，但却畅谈至深夜。唐代诗人李商隐曾有一诗讥讽此事：“宣室求贤访逐臣，贾生才调更勿论。可怜夜半虚前席，不问苍生问鬼神。”难道文帝真如诗中所讽？我想或许这不是君臣之重逢而是朋友之重逢。
在粱太傅期间，贾谊敏锐的洞察力看到了汉初所面临的问题，为文帝呈上了《治安策》。《治安策》中认为汉初封建诸王的实力过于强大，造成和中央对持的局面轻者不从号令，重者举兵谋反。削藩是汉初政府成为了汉初所要解决的最重要的问题。贾谊提出削藩的唯一方法是众建诸侯而少其力。汉景帝时用晁错之策，用强力削藩，致使“七国之乱”，“七国之乱”虽被平定但却没从根本上解决这一问题。直到汉武帝时，主父偃所建的“推恩令”将诸侯王的土地分给其子嗣，使得贾谊“众建诸侯而少其力”之策得以实行，从而解决了这一问题。文帝对贾谊“众建诸侯而少其力”是认可的，但却没有彻底的的实行，只是仅仅将齐国一分为六。究其原因一是当时众诸侯王子嗣尚少；二来是文帝有宋襄公之仁。文帝有宋襄公之仁从其赐吴王刘濞几杖可以看出。吴王刘濞被告谋反，其事属实文帝心知肚明。文帝不但没有讨伐吴国，反而赐以几杖免其来朝以表慰问。吴国在当时诸侯国中实力最大，但还不至于到汉室中央惧怕的程度，文帝虽无“游云梦”之奇策，但手下依然有精兵强将。文帝这种将灾祸留给子孙的做法起朱元璋要拔除棘棒上倒刺的做法相比要难以理解的多，我在这里说文帝有宋襄公之仁只是一己之见。
《治安策》中初汉所面临的第二个问题便是匈奴。对于解决匈奴边患问题。贾谊提出了“建三表，设五饵，与单于争其民”之策。我们先来看何为“三表”与“五耳”。西汉刘向所编辑的《贾谊新书·匈奴》记述：
“陛下肯幸用臣之计，臣且以事势谕天子之信，使匈奴大众之信陛下也。为通言耳，必行而弗易。梦中许人，觉且不背其言；陛下以诺，若日出之灼灼。故闻君一言，虽有微远，其志不疑；仇雠之人，其心不殆。若此则信谕矣，所图莫不行矣，一表。臣又且以事势谕陛下之爱，令匈奴之自视也，苟胡面而戎状者，其自以为见爱于天子也，犹弱子之遌慈母也。若此则爱谕矣，一表。臣又且谕陛下之好，令胡人之自视也，苟其技之所长与其所工，一可以当天子之意。若此则好谕矣，一表。爱人之状，好人之技，人道也；信为大操，帝义也。爱好有实，已诺可期，十死一生，彼必将至。此谓三表。”
贾谊所说之“三表”简而言之便是“信、爱、好”。以“梦中许人，觉且不背其言”信义标准对待匈奴；以“爱人之状，好人之技”的仁者之姿对待匈奴，而不是排外和敌对的态度。再来看“五饵”，《贾谊新书·匈奴》记所述关于“五饵”之言过于繁多，对不熟于古文的人读起来有不耐烦之感。这里用《汉书》注中颜师古之言：
“赐之盛服车乘以坏其目；赐之盛食珍味以坏其口；赐之音乐、妇人以坏其耳；赐之高堂、邃宇、府库、奴婢以坏其腹；于来降者，上以召幸之，相娱乐，亲酌而手食之，以坏其心：此五饵也。”
贾谊所说之“五饵”其实就是以汉朝的生活方式来满足匈奴人的精神和物质享受，使其不战自来，不战自降。这种战术颇相似于如今某霸权大国的手法。
历代学者对贾谊的“三表五饵”之策的理解和评价都个不相同。班固在《汉书·贾谊传赞》中认为“施五饵三表以系单于，其术固以疏矣。”鲁迅在《汉文学史纲要》中，比较贾谊与晁错在对待匈奴的不同主张时也说：“然以二人之论匈奴者相较，则可见贾生之言，乃颇疏阔，不能与晁错之深识为伦比矣。”较为积极的评价也只是仅仅将贾谊之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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