令人敬爱的作家亨利•米勒 (Henry Miller)在他的名著《北回归线》的第一章里这样描述自己的这部作品：“这一本不算是书，它是对人格的污蔑、诽谤、中伤。就“书”的一般意义来讲，这不是一本书。不，这是无休止的亵渎，是啐在艺术脸上的一口唾沫，是朝上帝、人类、命运、时间、爱情、美等一切事物的裤裆里踹上的一脚。我将为你歌唱，纵使走调我也要唱。我要在你哀号时歌唱，我要在你肮脏的尸体上跳舞……”
这段如雷贯耳solo曾把我从迷茫的写作瓶颈中拔了出来，面对无话可说的内心，亨大师直插云霄般指出：写“恶”。在过去所以义务教育阶段的语文教育包括大学中文教育在内，写什么从来似乎是一个不言而喻的问题，格调要阳光要积极，学校里的八股文自不必说，即使是自己的日记，也会害怕被发现隐藏所谓的心理阴暗，又或许那些阴暗总是不自觉地被自己抹去，就像《阳光普照》里蹲在缸里的没人发现的阴暗男孩。
“直抒胸臆”对我们来说一直是件不太容易的事，但诗歌对于激发表达欲望起到卓越贡献。《诗经》里讲创作手法：“赋、比、兴。”兴是一篇文章的发源，非虚构作家约翰·麦克菲在《写作这门手艺》里提到：“引子和标题一样，应该是一把手电筒，能照亮整篇文章。我要说的，是一个完整的开场，为整个故事铺垫场景，并暗示故事的长短。”
这位普利策奖得主，公开讲述在普林斯顿大学四十余年的写作课程，虽然中译本观感上废话连篇，被读者吐槽：“毫无章法，内容混乱，不知所云。”却也能偶然冒出些警句以示后人，他说：“请从电脑旁走开，拿上铅笔和便签本，找个地方躺下来，好好地思考一番。”
在床上我会想到什么，“性”、“女人”或者“梦”，再或者其他，这些能如实写下来吗？
引用一段约翰·密尔《论自由》里的话：“只要哪里存在着凡原则概不得争论的暗契，只要哪里认为凡有关能够占据人心的最大问题的讨论已告截止，我们就不能希望看到那种曾使某些历史时期特别突出的一般精神活跃的高度水平。并且，只要所谓争论是避开了那些大而重要足以燃起热情的题目，人民的心灵就永远不会从基础上被搅动起来，而所给予的推动也永远不会把即使具有最普通智力的人们提高到思想动物的尊严。”
那些“暗契”无形中束缚了人们的思考半径，至于表达更被埋进土里，什么是重大问题，关系自己“自由”的便是，不能思考得像哲人，至少思考本身是成为“思想动物”的前提，精神活跃自然创造活跃。恩格斯说：“规定的自我检查制度，要比旧的官方检查制度坏1000倍。因为自我检查制度要求自己从内心扼杀自己的思想，这是最糟糕的事情。”一种虚假的人为安定自然也意味着创作枯竭。
而“下半身”诗派代表诗人沈浩波的 《一把好乳》也曾给人启迪。“她一上车/我就盯住她了/胸脯高耸/屁股隆起/真是让人/垂涎欲滴/我盯住她的胸/死死盯住/那鼓胀的胸啊/我要能把它看穿就好了/她终于被我看得/不自在了/将身边的小女儿/一把抱到胸前/正好挡住我的视线/嗨，我说女人/你别以为这样/我就会收回目光/我仍然死死盯着/这回盯住的/是她女儿/那张俏俏的小脸/嗨，我说女人/别看你的女儿/现在一脸天真无邪/长大之后/肯定也是/一把好乳。”
写作的某项意义在于“暗黑搬运”，把内心的烧透的暗火释放，形成某种暗爽，又或者是织毛衣。《意外的旅客》的美国女作家安妮·泰勒曾说：“我会从头到尾，规规矩矩把每一稿誊抄一遍，尽管我会把全部初稿录入电脑，因为就我而言，书写过程像是在做一件工艺品。我的感觉是，自己在编织一部小说。”
“对于写作，我有各种迷信思想，当我写一本书的时候，我会一个星期拿五天来写作， 但从不在周末和法定假日写作；我用的是笔尖标号为62的帕克75型自来水笔、黑色墨水和未划横线的白纸；令我恐惧的是，他们不再生产这种笔了。”
安妮女士对于写作的认识比较古典，相较于织毛衣的比喻，写作的缘起在这个时代或许更具本质意义，织毛衣是不是必须的，我们内心是不是有太多丧心病狂在钻进钻出。约翰·麦克菲把自己的那台五千美元的电脑称之为“一把价值五千美元的剪刀”，亨利·米勒、沈浩波之流剪掉的素材或许正是时代万人追捧的，在住在博尔盖塞别墅里被虱子打扰的亨利·米勒看来，他的那些作品只不过是自己拉出的几泡屎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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