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浒传》中，宋江被毒杀时，在北宋朝廷中有三位手握重兵的梁山好汉。分别是“大刀”关胜、“双鞭”呼延灼、“美髯公”朱仝，这三位在招安之后，都算得上手握兵权。

但是宋江被蔡京、高俅等人毒杀后，他们都没有起兵为宋江报仇，或者奔走串联，为宋江的死鸣冤呼喊。

在水泊梁山上，大口吃肉大口喝酒的兄弟情义，在这个时候不值一文吗？恐怕还真是，对他们三个来说，与宋江的情义真不值什么钱啊！

看这个问题要从两个方面来考虑：第一，关胜、朱仝、呼延灼三人与宋江等人关系如何，因为什么上得梁山，是否真有过命之交。

第二，作为《水浒传》的作者施耐庵，手拿笔杆的人物创作者，他的价值观，决定了水浒人物的最终结局。

“逼”上梁山的关胜、呼延灼、朱仝三人

我们现在都说，水泊梁山上的一百单八将是被逼上梁山的，是被贪官污吏和奸诈豪强逼上梁山，被迫与朝廷为敌。

但梁山上的不少人却也不是心甘情愿走上梁山的。其中朱仝、呼延灼、关胜这三位就是被“逼”上梁山的，他们不是被朝廷官员陷害的，而是被梁山众人逼着入伙的。

朱仝和呼延灼、关胜还不同，朱仝完全是被梁山众人陷害，而不得不落草为寇的。其实朱仝在上梁山之前，跟晁盖、宋江等人的关系都很好，也是一位极仗义的好同志。

晁盖等人劫取生辰纲之后，被官府知晓，派朱仝和雷横抓捕晁盖等人，朱仝放走了晁盖。宋江杀死阎婆惜之后，朱仝抓捕宋江时，也没有抓宋江，反而劝说宋江远走避祸。

可以说朱仝在郓城县做官吏的时候，是极为仗义的，而且对晁盖、宋江等人也算是仁至义尽了。但是后来，晁盖等人对朱仝就不是那么仗义了。

朱仝因私自放走雷横，被发配沧州牢城，朱仝到达沧州后，得到沧州知府的赏识，让朱仝负责照顾他的儿子小衙内。结果在盂兰盆节的时候，朱仝带着小衙内上街看放河灯。

遇上下山的雷横，朱仝被雷横拉到吴用跟前，邀请他一起上梁山，朱仝拒绝了。没想到等他返回的时候，小衙内进入被李逵杀死了，朱仝走投无路，经众人相劝，只得上了梁山。

呼延灼和关胜的情况就比较类似了，他们都是被朝廷派出围剿梁山匪患的，结果因为各种原因兵败被擒，经过宋江劝说，委身于水泊梁山了。

呼延灼是北宋开国名将呼延赞之后，原本是汝宁郡都统制，被高俅推荐，率军讨伐梁山。呼延灼以连环马大胜宋江，不久梁山请来了“金枪手”徐宁，大败呼延灼的连环马。

呼延灼逃亡青州准备卷土重来，结果被青州知府慕容彦达请呼延灼剿灭二龙山、桃花山、白虎山的贼寇，山贼请来了梁山的宋江，呼延灼被吴用用计生擒，经宋江劝说后，最终归顺梁山。

关胜的情况与呼延灼大同小异，他是关羽的后世子孙，在宋江率领梁山人马攻打大名府的时候，经宣赞举荐，获得蔡京的认可，派遣关胜率军攻打梁山。

关胜在梁山打败张顺和阮氏三雄后，宋江率领主力从大名府撤军，回援梁山。宋江用呼延灼诈降的计策，引诱关胜劫寨，以致于官军兵败，关胜不得不投降梁山。

梁山接受招安，对抗辽国、扫平方腊后，朱仝被授为武节将军、保定府都统制。呼延灼被授御营兵马指挥使，后成为“中兴四将”之一刘光世的部下，曾击败金兀术，在淮西阵亡。

关胜被授为武节将军、大名府正兵马总管。三人在平定方腊后，都成坐镇一郡，手握重兵的人物，在宋江被毒杀时，都没有为宋江报仇或者仗义执言。

恐怕是他们在上梁山的时候，也是被形势所迫，不得不投靠梁山，接受朝廷招安后，才算是找到了真正的归宿。自然不会再为了一个曾经伤害自己的人多说什么，以免糟蹋了自己的前程。

其实施耐德在塑造这三个人物的时候，也就表明他们不可能跟梁山一帮人是一条心，一个是“忠义化身”关羽的后人，一个是“美髯公”形象酷似关羽，最后一个是北宋名将之后。

从各方面都在展示他们是忠贞不事二主的形象，即使是临时委身，也不会有太多真心实意，就像关羽暂时栖身在曹操手下一样。他们终究是会效忠于他本来就属于的宋朝官军阵营的，他们从来就不是真心属于梁山的！

生活在元末明初的施耐德，他的价值观也决定了水浒人物的结局

作为生活在元末明初的文人，施耐庵所代表的阶层，是一个极其矛盾的群体。他们深受儒家忠君爱国思想的教育，对当时蒙元朝廷尚且抱有天真的幻想。

因此像施耐庵、刘伯温、宋濂这样的一代大儒，都曾参加过元朝的科举，高中进士，施耐庵和刘伯温还是同榜进士。也在蒙元朝廷当过官，后来因为不满元朝官场而辞官归隐了。

同时作为汉人的一份子，他们对入侵中原的异族，也有来自骨子里的厌恶和痛恨。所以他在创作的《水浒传》中描写，梁山好汉征伐辽国的时候，全胜而归，几乎没有什么损失。但真实故事是，宋军完全被辽军吊打，全军覆没。

而作为地主阶级的文人士子，他们对草根出身的农民起义却也有着深深的排斥，所以他要安排宋江一心渴望这被朝廷招安的戏码。

但同样作为汉人的一份子，对农民起义军之间的相互残杀，更加是痛心疾首，因此他把梁山一百单八将，在南征方腊的时候，大部分都给写死了，表明自己不愿看到自相残杀的斗争。

这样的充满矛盾的心理表述，其实也符合当时施耐庵的处境，他辞官归隐后，被张士诚请去做军师。后来因为张士诚要接受元朝的招安，劝说无果后，带领家人和门人罗贯中，离开张士诚，安心创作水浒去了。

对于施耐庵为什么不安排梁山好汉给宋江报仇，甚至把跟宋江义气深重的好汉都写死了。这要考虑北宋当时的局势，和施耐庵当时所处的时代大环境。

作为后人，施耐庵是清楚，北宋当时是面临着金兵南下的社会极大的动荡，朝廷和整个汉人都需要拼死效力的忠臣良将，这是民族大义的问题，不能因为个人仇怨和得失，做无谓的内耗。

同样，施耐庵生活的当时，他同样面临着朱元璋逐渐统一南方，提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口号。这对于大江南北的汉族儿女，是多么振奋人心的一个消息，数百年的屈辱即将洗刷。在这个时候，还有什么理由计较个人的得失，旧主在民族大义面前，都是浮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