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少年以来，外公挥舞着钢凿在砰砰敲打石头的动作，如同教堂里的钟声一样清脆，时常在我的脑海里回响，外公那慈祥的音容笑貌依然萦绕在我心头，挥之不去； 许多尘封已久的记忆如同电影画面一般涌现在我的眼前。
我出生在上个世纪70年代鲁南平原一个普通的村子里，在我懵懂的记忆中，我依稀听母亲讲的最多都是关于外婆的故事：外婆家在苏北大运河南边不远的村子里，外公早就去世，那时我们两家都很穷，过着生产队大集体的日子；而且我父亲远在山区修路，不能在家照顾我们。在我还在襁褓中的时候，外婆经常拖着有病的身体抱着我步行往返四十多公里叫我们娘俩去她的家，那时我们家和外婆的家横跨两个省份，虽然每天都会有一、二班客车经过，但只是路途中间二十多公里的客车路程，况且在离外婆家六、七公里的地方还要经过一个运河渡口，所以外婆总是不放心她的女儿和外孙，因为，那时我总是多病身体羸弱，不是气管炎犯了就是感冒发烧，也是为了省点钱为我卖点补充营养的东西，外婆和我母亲都是轮番抱着我来回步行往返两省之间，辛苦的路程说出来都让人心酸，可是外婆从不抱怨生活的不公，每次都笑呵呵地抱着我自言自语说：等我大外孙长大了，我可就享福了、、、、、、每逢说起这些话，母亲就泪眼婆娑，伤心不已；外婆没能熬到我长大，她在我5岁时就因病永远离开了我们，我甚至根本都记不住她的模样。
在我8岁能上小学之后，小伙伴都说起他们外公外婆的时候，我总是默默地听着他们滔滔不绝的述说着，我无言以对，这个事让我郁闷了好几年。
大约在读小学五年级的时候，一个星期天的下午，我从外面割草回家，那时我们小学生放学之后都必须给生产队割草，一来可以帮助家里赚工分，二来也不能让生产队里牛和马饿肚子。刚到家门口就发现有好几个大人围在我家的院子里说话，邻居三大娘指着堂屋门前一个衣着朴素、头发花白、个子不高、满脸褶皱、目光尴尬的老头对我说：“这是你的亲外公，他给你还带着香喷喷的油条呐！快喊外公。”，他立马笑脸相迎抚摸着我的头，喃喃的说：“都长这么高了，给你油条吃。”我张了张开了张嘴却没有喊出声音来，因为在我的记忆中，母亲说过外公死去好多年了呀，今天这么又突然冒出来一个新外公！我只是把他递给我的用纸包裹着的油条狠狠攥在手里，油条可是我最喜欢吃的东西了，我有小半年都没有闻过这香气扑鼻的油条味道了；我们就站在草房子的屋檐下不说话，只听见母亲在草屋里边哭边数落这个新外公、、、、、、天快擦黑的时候，父亲风尘仆仆地骑着一辆半旧的自行车赶回家中，母亲才停止了数落，给我们做起晚饭来，晚饭后我在煤油灯下写了一会儿作业就被母亲打发到屋子里睡觉，依稀听他们说话说到后半夜，煤油灯才熄灭。
第二天等我醒来的时候，新外公也走了，父亲也上班去了。在学校里同学们都在偷偷聊我这个新外公的事情，放学时发现村子里的大娘大婶们也在聊这事，只是她们发现我走过来时就停止了聊天。在他们的窃窃私语中我也听出了端倪，这个新来的外公真是我母亲的亲爹——我的亲外公！
后来我考上了初中寄宿在乡上的中学里，一星期也难得回家一次，只是从母亲的只言片语中和留给我的她舍不得吃的炒花生和油条的香味里知道外公又来过我们家了。
读初中二年级的时候，家里实行了土地承包到户，外公来我家的次数就多了起来，外公识字，他就从城里买来农科读本帮助我母亲种棉花，劈枝叉、打枝头，疏蕾、捉虫、、、、、、那一年我们的承包地取得了大丰收，在快要过年的时候，正赶上我放寒假，母亲破天荒地给我们全家和外公都买了一身新棉衣，外公高兴地穿上新棉衣让我陪着在村子里的主路上来回走了好几圈，我知道他是在向人们炫耀母亲认可了他；这一年春节过后，母亲也终于同意我跟着外公去他在县城边上的家，认识了新的外婆，舅舅和小姨等人。我也从新外婆的嘴里打听到了不少关于外公和我母亲的故事来。
那是在1937年冬天的时候，在县城基督教堂里当神职人员的外公和做缝补衣服的外婆结婚，没有几个月就发生了台儿庄大战，外公和外婆在向徐州逃跑途中走散失去了联系；外公后来又回到了台儿庄，城里的教堂被日本人炸毁，他就在城外的一个小村子居住下来，几番打探外婆的消息无果后，以为外婆被乱枪打死了，就又组建起了家庭。外婆则拖着大肚子在离家六十多公里远的一个村子里安顿下来，把我母亲生了下来，外婆也四处打探外公的消息，因为家乡沦陷，有家不能回，而且也找寻不到夫家的消息，隔了一年之后，也只好再嫁了人家。六十年代，外婆和外公都隐约知道了彼此的信息，只是考虑都有了彼此的家庭也没有联系。后来外婆就把我母亲嫁回了山东，直到外婆去世的时候，她才把真相给母亲说了，说我的外公依然活着，她期待母亲和外公有一天能相认。
母亲直到现在也姓着那个外公的姓——郑，一直未改过来随我外公的李姓。也许她的心里永远有个结，不能释怀。虽然她不说出来，但是，自从外公帮我家盖房子的事情之后，我知道母亲从心底里就原谅了外公。
那是在我正读初中的时候，我家住的土墙结构的茅草房子摇摇欲坠，已经不能再住人了，父亲和母亲就决定推倒老房子盖新房子，父亲用家里的积蓄买了好多当时最便宜的石头用来砌墙，因为当时我们是土地承包到户后村里第一个盖新房子的，等找到邻村一个会盖房子的建筑队工头时，那工头却说没有会凿刻的石匠，如果再从父亲工作的山区请个石匠过来，那又得给石匠上千块钱的工钱，本来盖房子的钱就不宽裕，如果不请石匠的话，工期就要拖延到雨季，父亲和母亲为难了起来，团团乱转，沮丧无助的表情难以言表。
正在一家人一筹莫展之际，外公拿着几把钢凿风尘仆仆地来到了我们家，他说他年轻时在泰安神学院学习的空余时间，跟学校旁边雕刻“泰山石敢当”的老石匠学过一段时间的刻石；现在还会打石头（他的土语），说干就干，外公真的乒乒乓乓和那些三尖八棱凿的石头较上劲来；每天除了吃饭和晚上休息的时候，他几乎从不休息，整天带着一顶草帽，手臂上绑着一条白毛巾，在挥舞着钢凿敲打石头、、、、、、果然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外公硬是把一堆乱石雕凿成一千多块方方正正的石块，连建筑队的工人都夸我外公的手艺好，比山里老石匠干的活都好！也没有耽误盖房的工期。
当新房子伫立在我们家的时候，当母亲查看外公的手时却发现他的一双好手都没有了模样，两只手的手指上开着血口子用胶布缠着，手掌中起着好几个血泡和老茧，外公苍老的脸上也被小石片拉了好几道已经结痂的疤痕，他带来的钢凿都剩下了只有能放下手掌宽的尺寸，母亲心疼地落下了眼泪，外公却一个劲地直朝我母亲摆手，笑呵呵地说：“这是我应该做的，我亏欠你们娘俩的太多了！”
虽然外公已经去世多年，我们全家也搬到城里住上了楼房，但是老家的房子母亲就是不让弟弟买，母亲和父亲还时常在周末骑着电动三轮车回到那由外公亲手凿刻石头盖起来的老房子里呆上两夜；我知道，那里面有我外公的对失散多年女儿的愧疚补偿之情，也是母亲和外公外婆在天际之间彼此沟通的幸福管道，真的希望外公能在天堂和外婆能和好如初。
我们永远都不会买那老房子，虽然它被我们村子里鳞次栉比的楼房所包围，显得有些斑驳与陈旧，但是那些石块被钢凿凿的纹路依旧清晰可见，曾经的刀光火影也见证了外公对我们一家的关爱，所以老房子在我们的心中位置今天更显得十分珍贵、愈久弥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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