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史明智，今日走进《苦难辉煌》
时隔一年，俺又回来了
这次我又带回来了新一本书
金一南教授的《苦难辉煌》
一点一点认真看完真的会生出很多很多感悟
谨以此书献给过去、今天、未来成为民族脊梁的人们。他们历尽苦难，我们获得辉煌。
—金一南 2008年9月24日
我从哪里来？
当这个天翻地覆的世纪过去，社会生活进入一泓平滑宽阔的缓流时，欢愉地漫步在天安门广场的人们该怎样理解那些激流动荡的年代呢？
瞿秋白说，人爱自己的历史好比鸟爱自己的翅膀，请勿撕破我的翅膀！
不论我们如何艰难，也永远要记住国际歌中的这一句：“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
物质不灭。宇宙不灭。唯一能与苍穹比阔的是精神。
革命的发展，在大多数情况下要反过来淘汰革命者自身。
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这是中国革命的特点之一，也是中国革命的优点之一。
从1926年“三二〇”中山舰事件到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事变；从1941年1月皖南事变到1946年6月26日大举进攻中原解放区，蒋介石每每突然间向中国共产党人举起屠刀。仅1927年4月到1928年上半年，死难的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工农群众和其他革命人士，就达337000人；至1932年以前，达100万人以上。罗亦农、赵世炎、陈延年、李启汉、萧楚女、邓培、向警予、熊雄、彭湃、张太雷、瞿秋白、恽代英、方志敏等大批中共的优秀领导者皆被杀害。
汪精卫也曾大义凛然：慷慨歌燕市，从容作楚囚。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
虽结果并未如此。
连路费都无着落的这些最早的中国共产党人，对于接受外援仍然十分谨慎。
陈独秀就主张一面工作，一面搞革命。他对包惠僧说：“革命是我们自己的事，有人帮助固然好，没有人帮助我们还是要干，靠别人拿钱来革命是要不得的。”
建立一个党，巩固一个党，发展一个党，需要理想，需要主义，也还需要经费。富于理想的中国共产党人，争论了很长时间才承认了这个现实。
“我们在远东的总政策是立足于日美中三国利益发生冲突，要采取一切手段来加剧这种冲突”；其次才是支援中国革命。”国际的支援终究有限，归根结底得靠自己
关于“在中国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这个被追问已久的问题
毛泽东早在1928年就作出了解答。
该年10月5日，毛泽东写了《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第二部分专门谈“中国红色政权发生和存在的原因”。
中国共产党人中最早宣传马列主义的李大钊，1913年至1916年在早稻田大学留学时就爱读河上肇的著作，通过河上肇的著作接触到了马克思主义。
救国与革命，是20世纪最激动人心、最具号召力的口号。在这个口号的影响下，20世纪20年代初期，一伙优秀的中国青年聚集在上海成立中国共产党；聚集在广州加入黄埔军校。另一伙不能不说“优秀”的日本青年却聚集在东京皇宫，完成了钦定的法西斯思想改造。
毛泽东却并非穿上笔挺的哗叽军装、面对台下肃立的队列和如林的刺刀，才会自信得口若悬河。他的果敢和自信来自他对中国大地的深刻了解。就在他只是一名踯躅于橘子洲头的穷学生时，他也敢宣称：天下者我们的天下，国家者我们的国家，社会者我们的社会。我们不说，谁说？我们不干，谁干？
列宁30岁在德国创办《火星报》。
蒋介石26岁在日本创办《军声杂志》，自撰发刊词。当时沙皇俄国诱导外蒙自治，蒋甚愤慨，著《征蒙作战刍议》《蒙藏问题之根本解决》等文，称征藏不如征蒙，柔俄不如柔英；研究外交与军事，甚思“提一旅之众，以平蒙为立业之基”。
毛泽东在长沙创办《湘江评论》时，也才26岁。
马克思、爱因斯坦和弗洛伊德，被认为是对当代世界产生决定性影响的三位思想巨人。三人又都是犹太人。对中国革命产生很大影响的，也有来自共产国际和苏联的两位犹太人：鲍罗廷、米夫。鲍罗廷在国民党中发现了蒋介石，米夫在共产党中发现了王明。
真正教会他认识枪杆子的，是蒋介石。一个1926年的“三二〇”中山舰事件，一个1927年的“四一二”反革命事变，蒋介石在共产党人面前把枪杆子的威力表现得淋漓尽致。毛泽东后来描述说，大革命失败前夕“心情苍凉，一时不知如何是好”，“八七”会议“决定武装反抗，从此找到了出路”。
第一个上山搞起工农武装割据、在井冈山游刃有余的毛泽东，用武器的批判给中国共产党人提供了最有力的批判的武器，也为世界革命开创了一条“毛泽东道路”。
仅此一点，功在千秋。
黄埔军校门口有一副铿锵作响的对联：升官发财，请走别路；贪生怕死，莫入此门。
一位前共产党员攻占了红色首都瑞金。一位前共产党员枪杀了前中共中央主要负责人瞿秋白。
陈延年因手下的交通员出卖而被捕。赵世炎则被中共江苏省委秘书长带领包探上门抓获。叛徒何芝华出卖罗亦农，仅为弄到一笔美金和两张出国护照。部分共产党人的信仰在这个非常时刻，变得如此廉价。也如此昂贵。
最先惊醒他的，是计划“会师武汉，饮马长江”的李立三。
李立三革命之坚决与脾气之暴烈，尽人皆知。打响武装反抗国民党第一枪的八一南昌起义，李立三决不仅仅是个参加者，更是这一起义的最早提出者。大革命失败后，他坚决主张用革命暴力回击反革命暴力。什么叫力挽狂澜？这就叫力挽狂澜。
朱德的话语中已经包含两条政治纲领：共产主义必然胜利；革命必须自愿。这两条纲领后来成为人民军队政治宣传工作的基础。
彭德怀是一团烈火。毛泽东一句“谁敢横刀立马，唯我彭大将军”，把彭德怀烈火一般盖世无双的勇气，描写得淋漓尽致。
1930年7月，毛泽东在《蝶恋花·从汀州向长沙》词中，以“赣水那边红一角，偏师借重黄公略”一句，使他成为毛泽东在诗词中赞颂的第一位红军将领。
牛兰夫妇被捕
被誉为里程碑的遵义会议，也是长征路上的里程碑，是长征的产物。四渡赤水、突破金沙江、强渡大渡河、爬雪山、过草地，这些史诗般的壮举皆是长征一步一步的过程。甚至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很大程度上也是红军长征的结果。
历史作为洪钟，默默接纳着又默默展示着这千千万万令人惊心动魄的嬗变。
1949年4月23日，“钟山风雨起苍黄，百万雄师过大江”，中国人民解放军华东野战军第三十五军占领南京。
1934年中央红军长征后，共产党再次面临着这样的局面。
红十军团军政委员会主席方志敏、红十军团长刘畴西、中华苏维埃教育人民委员瞿秋白、赣南军区政治部主任刘伯坚等人，被敌人捕获枪杀。中华苏维埃工农检察人民委员何叔衡、中央军区政治部主任贺昌等人，在战场上牺牲。
新中国同龄人都记得这三部作品：方志敏的 href='/article/3220.htm'>《可爱的中国》、瞿秋白的《多余的话》、刘伯坚的《带镣行》，都是他们在铁窗中对中国命运的思索。
是文学，也是历史，更是一腔热血。
王耀武当年一身戎装，与寒冬中衣衫褴褛、脚穿两只颜色各异的草鞋、干粮袋内只有一个破洋磁碗的红军师长胡天桃谈论国家命运和个人生死。
思想交锋中，王耀武不是胜者。
胡天桃被枪杀了。那场谈话中表现出来的共产党人的意志与决心，却令王耀武想了几十年。
中国工农红军就是这样的队伍。伍中豪牺牲了，带出了寻淮洲；寻淮洲牺牲了，又带出了粟裕。革命的理想、战斗的意志像一支不熄的火炬，从一个人的手中，传到另一个人手中。
风火来去一陈毅
坚持南方三年游击斗争最杰出的代表，是陈毅。
陈毅从来不愿意向困难低头，却愿意向真理低头。这个‘土匪’！”他高兴地说：“真正革命的同志要坚定信心。留下一点星火，定能燃遍万里江山！” 他是星夜疾行、跑步追赶上起义队伍的。
群众是真正的英雄，并不排除在关键时刻，领导者的决心与意志是力挽狂澜的中流砥柱。
蒋介石的座右铭是其恩师陈其美的一纸手书：“有万夫不当之慨，无一事自足于怀。”
应该后退一步，从宏观上去把握它的整体。这个时候你才能真正发现，高光点为什么辉煌。
中国共产党经过14年艰苦努力、曲折斗争，付出了无数鲜血与生命的代价，终于能够自己决定自己的路线，自己安排自己的领导人。
没有句句是真理，只有步步实事求是。
在这一段极其艰难的时期，毛泽东表现出来的勇和智，是果断地面对困难、挫折和失误的勇和智，是迅速地修正主观设想使之符合客观实际的勇和智。
背挎马刀、腰缠手榴弹、攀缘铁索的勇士，成为一座永恒的青铜雕像。
这真是危难时刻救人的舆论。若没有这种舆论，不知有多少人会自觉不自觉地沦为汉奸。这是我们必须面对的真实历史。它是荆棘，而不是花环。
我们从哪里来？
所问像生命一样久远和古老。
不仅是未来对去的寻问，是大树对根须的寻问，是火山对岩浆的寻问，是有限对无垠的寻问。我们曾经是奴隶。否则不会有从1840年到1949年中华民族的百年沉沦。
我们也拥有英雄。否则不会有从1949年到2050年中华民族的百年复兴。
历史不论多么精彩纷呈、惊心动魄，一旦活动于其中的那些鲜活的生命逐渐消失，也就逐渐变成了书架上一排又一排的故纸。量变堆积历史，质变分割历史。历史的奥妙，在于它可以包含无穷无尽的假设。
历史的冷峻，又在于它总把假设永远置于假设。
1921年12月，马林在广西桂林对孙中山提出了三条建议：第一，改组国民党，广泛联合工农大众；第二，创办军官学校，建立革命武装；第三，与中国共产党合作。
共产党人的组织能力和气势给他以极深刻的印象。
由此更感到已经腐朽的、无战斗力的国民党急需改造。伟大的民主先行者并不等于共产主义者。
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这是中国革命的特点之一，也是中国革命的优点之一。
从1926年“三二〇”中山舰事件到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事变；从1941年1月皖南事变到1946年6月26日大举进攻中原解放区，蒋介石每每突然间向中国共产党人举起屠刀。仅1927年4月到1928年上半年，死难的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工农群众和其他革命人士，就达337000人；至1932年以前，达100万人以上。罗亦农、赵世炎、陈延年、李启汉、萧楚女、邓培、向警予、熊雄、彭湃、张太雷、瞿秋白、恽代英、方志敏等大批中共的优秀领导者皆被杀害。
如此腾腾杀气，为何共产党人终剿不灭？是什么力量使中国的红色政权能够存在，中国共产党人能够一次又一次揩干净身上的血迹、掩埋好同伴的尸体。又继续战斗？
党人有哪一个不想独立？但若不能自主解决稳定可靠的经济来源，理论再好，独立也是一句空话。
1868年的明治维新。明治维新之前的6年——1862年，中国已经开始悄悄发生一场洋务运动。学西方的日本人忘掉了英国文学家塞缪尔那句话：爱国心在不少场合，是被流氓当做隐身衣来使用的。
蒋介石不是孙中山选定的接班人，毛泽东也不是共产国际钦定的领导者。共产国际让蒋介石作报告，却给毛泽东发讣告。蒋介石办杂志，毛泽东办报纸，皆由笔杆到枪杆。蒋介石以黄埔起家，毛泽东以井岗山起家。毛泽东通过枪杆子认识了蒋介石，蒋介石也通过枪杆子认识了毛泽东。
俄国的列宁，中国的毛泽东，皆对自己从事的事业、自己担负的使命，表现出一种果敢和不可抑制的自信。
有的领袖提供意志，有的领袖提供思想。所以列宁说，需要一个领袖集团。
但列宁本人，既提供了意志，又提供了思想。
毛泽东也是如此。
蒋介石却仅为他的党提供了意志。提供思想的，是孙中山。
仅就此点来说，蒋也不敌。
周恩来也有着鲍罗廷的风范。他表现出的遇事冷静、对棘手问题不动声色的沉着、待人接物的细致周全、迅速行动能力与长期忍耐能力，有效地和背景不同、政见各异的人共同工作的能力，以及事无巨细、每每亲自办理的工作风格，与当年鲍罗廷的做法很像。
巴斯德说机遇偏爱有准备的头脑。蒋介石为这一天的到来作了充分准备。他运用这个突然降临到手中的“政治、军事和警察全权”是毫不犹豫的。军事机器立即开动，首先针对几番压制他的许崇智。
列宁去世时不到54岁。斯大林42岁当上总书记。蒋介石39岁出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中国共产党创始人、北大教授李大钊1927年就义时，才38岁。毛泽东34岁上井冈山。周恩来29岁主持南昌暴动。米夫25岁在共产国际提出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指出中国革命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性质。博古24岁出任中共临时中央总负责的人。日本法西斯鼻祖北一辉，1906年自费出版第一部著作《国体论及纯正社会主义》时，也才23岁。
是穿堂风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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